蜂蜜

接近完美纪录片的样子，客观，真实，冷静，沉默，似它如诗一样的镜头下纪录的流蜜之地，四季轮转之中忠实地执行着生命的轮回。那些肃静而粗粝的画面，是一扇窗，通往被人类遗忘之地，那里既有漫长隆冬的落满雪的荒原，也会有春来时绿野如披的生机。在这部影片之前，我从不曾意识到，地球一隅那片名叫北马其顿的土地，他上面诞生过怎样的伟大与荣耀，如今就衰败为怎样的萧瑟与荒凉——

“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掉了一块岩石，欧洲就减少。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尽管人们早已熟读这样的诗句，却不知道自己所知的甚少，甚至于对一片土地的衰落视而不见，直至任由它从大陆崩落成为废土。为什么我们仍旧一次次将眼睛投往陌生的荒野与自然，不过是因为它将重新令我们意识到，以人为中心的视角，往往过于傲慢。

但唯有在极地之中，人性的恶与光，是最赤裸与坦诚的。

当哈迪斯穿着一身鲜黄色的衣裳走过山脊与原野，夕阳金黄，蜂蜜流金，在这片我们对此一无所知的土地上，广袤鲜活得可敬，越发显得人的渺小。这片被遗弃的土地，最终只能以蜂蜜作为村庄最后的留守者的馈赠。而哈迪斯回赠的，是她轻柔地吹拂着落在手上的蜂，并致以长久的凝视。

我讶异于马其顿大地的自然的丰饶，也讶异于最后的养蜂者生活的质朴与匮乏。昏黄的煤油灯是唯一的光源，从昏暗的石屋中游移时，宛如中世纪修道院的清苦。孤苦的养蜂人，与孤苦的老人，在犹如置身于伦勃朗油画之中的黑暗里，发生着艰涩的对话。

“我出不去了，我现在就是一棵树。但我不想死啊，还能吃着面包喝水的呀。”

而身为养蜂人的女儿，脸上也早已被时间的沟壑刻出风霜。亦只能无声地，扶着枕在膝上的母亲，眼睛望向光明处。

在黑暗屋子里的养蜂人，我始终觉得她是被束缚的，那里沉重，只能面对死亡的追问。但走到阳光里来，一切都变得从容。我甚至觉得当她轻声语着“恩赐，上帝的恩赐”并掀开石板的一刻，她更自在。她熟悉且信任蜂群。这一切，建立在她克制而自省的取蜜中。“你一半，我一半”，是索取，是理解。人要活，蜂群也要活，越是见识过生活艰苦的人，越懂得体谅生之不易。

若故事就这样静静地流淌，我也能静静地就此看下去。但安静总显得太谦卑，容易被不问自来的冒失者冒犯，于是才有了游牧民族一家的聒噪造访，一来便自顾自地兴土木，粗暴地制服反抗的畜牧，粗暴地吆喝着彼此，无意识地粗暴地鸠占鹊巢，简直像现代社会的缩影。

而我无意去批判他们，只因人挣扎在生存的底线上，便顾不上体面。但深一层想，又并非只是体面与否的问题。即便如养蜂人，又何尝不是生存以上、生活以下，只是如生俱来的纤细与怜悯，会带来以己及人的温柔的取舍有度，不必谈迂腐教条的和谐共生，亲自躬耕于自然的人自有朴素的世界观。

不知有多少人留意到个中所有进食的场面，除养蜂人母女啮食般小口小口缓慢、珍而重之地进食，所有人都在对一切的食物大快朵颐，贪婪、不知克制，“像国王一般”，却分明与野兽一样，令人不得不想起《千与千寻》里因欲念被放纵成为怪物的无脸男。蜂蜜采购者一次次将手伸向如流金般的蜜糖，大口大口进食，食欲就如同贪念一般不会被填满。更惊心的是游牧人家最小的婴儿，即便是这样小的孩子，它所习得的生存之道也只是抓住眼前一切，咀嚼，吞食。

这仿佛现代启示录一般接近寓言，为果腹而对万物不存在慈悲之心的人，将生育子女视作财富的人，将子女如同牛羊般随意吆喝的人，这样的人被欲念驱使着豢养着产蜜的蜂，本应温驯的虫被贪食的漩涡驱使着，最终成为自保的残暴的兽。人口陷阱与资源诅咒，成为了一柄悬在所有生物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人们早应该学懂教训，“自然世界尤如层层咬合的齿轮，精密运作，维持微妙的生态平衡，每一环的断裂都会引起失衡。人类的大幅进步通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这个隐患迟早会反加于人类”，这是在读《大自然的社交网络》一书时，看到黎戈写的评论，谁破坏了这恰如其分的平衡，谁便承受恶果。

所以才显得养蜂人的可贵，她的职业、生活方式、生活态度，无不是这片大地上划过的最后一颗残星。在掏出蜂巢时轻声哼唱旋律的人，用树叶的末梢救起即将溺亡的蜂的人，耐住寒苦与孤寂守护着家园与母亲的人，当超脱于一切表象还原到个体时，她仍然是一个感情充沛而温柔的女人。当她简朴的道有了邻家小男孩为追随者，她和他共同跋涉过齐腰的河，穿梭于飞舞的蜂群，沐浴在烈日余晖中共同归家，在山窟中以火把的火花作流星追逐，不知为何，我总觉得这里是她最不孤独的瞬间。

那是她脸上最后一次显出欢愉光彩的时刻。

被更年轻的、非血缘的孩子理解，以此带来的羁绊，这份理解，太能够慰藉渴望家庭与生命的温情、即便隐蔽于黑暗也追求美的养蜂人了。

但故事至此急转直下，蜂群死去、水源干涸、人去楼空，甚至失去了她感情上唯一倚恃的母亲。再回想起她们隆冬深夜的对话——

“春天，春天，你能想象春天到来的样子吗？”

“春天，还会有春天吗？我已经历了太多的冬天了。”

在过于萧瑟的冬原上，人的生命的枯荣与万物并没有什么不同，老得如同一棵树的老人，在死亡前甚至会连都春天的想象与期盼都失去的。所有的生命就在仿佛永不会过去的严寒，凄惘而茫然地奔赴属于他们的结局。握住病殆母亲的手的养蜂人，她是否也感觉到自己的生命也会如此寂寂地消亡。

幸好，春天总会再来。死去的魂灵与春天，都将一次次在轮回之中重逢。当朝阳与植被再一次覆盖上马其顿的大地，养蜂人带着她的狗再一次被蜂群牵引着，寻到了金黄的蜜。当光再投入那双橄榄灰与琥珀色共存的瞳孔之中，我久违地感受到了生命的坚韧与尊严。

贪婪的人养育残暴，温柔而敬畏的人驯养温柔，世上之事大抵如此。你呢，你选择成为怎样的人。

很难相信《蜂蜜之地》是纪录片。

它有剧情。当然，讲故事的纪录片很多，可起承转合有如《蜂蜜之地》般工整的吗？大半故事片也没这等水准。

镜头里的人太自然。说他们不是演员？确实，他们没演员好看，可导演能教，就像《罗马》里的女佣。

好比《一个都不能少》，《蜂蜜之地》一定是大师执导的素人电影。

赶紧查查百度、豆瓣，导演塔玛拉·科特夫斯卡、卢博·斯特法诺夫，没印象，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两位都是北马其顿人。北马其顿？这个欧洲角落的存在感，似乎仅来自邻国希腊间歇爆发的声讨。

出乎意外。然而，籍籍无名不是拍不出好片儿的标签。

《蜂蜜之地》何止一个“好”字了得，它简直树立了纪录片的一种典范。如果它真是纪录片。

讲人讲事的纪录片，可以拍得比故事片还有故事。前提是，敏锐意识到所摄人和事的戏剧性。基础是，三年跟拍，超过两千小时素材积淀。还需要些技巧，一，用拍电影的心摄影；二，不要影响拍摄对象，让他们把拍摄者当草木砖石般的存在。

尽管，创作团队——两个导演、两个摄影师、一个剪辑和一个音效师，做好了全部，仍难相信《蜂蜜之地》是纪录片。“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说的不就是《蜂蜜之地》？它如果是纪录片，肯定是天成之作。像蜂巢流淌出的蜜，晶莹、柔滑、甜香，如此美好之物是一群“嗡嗡”的杰作？是，也不是，是自然的恩赐。

看过《蜂蜜之地》，想有位养蜂的朋友，想知道咬一口带蜜的、黄澄澄的蜂巢什么滋味。

前段时间日本给我国捐赠物资时，顺便带动了中国古诗词在社交网络上的“文艺复兴”，其中有一句“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寓意为，这场战争，我们是一起打的，我的战袍就是你的战袍。日本人民的这份同理心、这种共情能力，让国人相当感动，这让我想起了今年奥斯卡的一部入围影片——《蜂蜜之地》。

《蜂蜜之地》获得了今年奥斯卡的两项大奖提名——最佳纪录片、最佳国际影片，这一部短短87分钟的纪录片，摄制组却足足拍摄了三年时间，累积了2000多小时的素材。

影片的女主角哈提兹，是北马其顿共和国一个村庄的最后一位女养蜂人。二战之后，南斯拉夫和土耳其互换族人，马其顿有许多村子搬空了，而哈提兹则是没有回到土耳其的土耳其裔。她在这座荒芜的村子里，与患有眼疾的母亲相依为命，日复一日，养蜂采蜜。每次采蜜，哈提兹都坚持“取一半，留一半”的原则，这是她与自然、与蜜蜂之间的君子协议。

几十年来，哈提兹在这天地之间、和蜜蜂构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关系。

在哈提兹身上，我感受到了难得的契约精神，作为女儿，她坚守部落的习俗，赡养母亲、不离不弃；作为养蜂人，她坚守大自然的原则，不取走所有蜂蜜，让蜜蜂有路可走。即便没有文书合同，仅凭精神信念，哈提兹依然不偷懒、不取巧，明明白白地遵守协议，这足以让许多投机分子汗颜。

在现实生活中，哈提兹这种百分百坚持契约精神的人是如此珍贵，千百年来，地球生生不息、人类文明发展前进，都是由于这些严谨遵守生态平衡原则、遵守生命之间的界限的人们。

但是，村子里突然闯进来了一户游牧家庭，破坏了哈提兹与大自然的平衡。这个游牧家庭，有七个孩子，需要大量物质维持生活。为了赚钱，他们不管哈提兹千叮万嘱的“取一半，留一半”原则，取走蜜蜂所有蜂蜜，蜜蜂为了生存，互相残杀，哈提兹所养的蜜蜂消失殆尽。

游牧家庭的到来，完全在主创团队的意料之外，他们为该片注入了戏剧冲突，这在纪录片中是很少见的，使得整个片子突然有了剧情线、有了张力、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情感上更加丰富饱满。

哈提兹和游牧家庭，代表了这世界完全不同的两类人。

哈提兹敬畏自然、尊重生命；而游牧家庭是利己主义者，蜜蜂的生死与他们无关，为了尽快擢取更多的资源，破坏一点生态又何妨？

游牧家庭之所以表现出贪婪，是因为他对哈提兹的想法无法感同身受，这令我想起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肖战粉丝事件。肖战粉丝引起争论的原因之一，与游牧家庭一样——无视游戏规则。在不少人看来，他们滥用公权力侵犯他人的权益，把小众文化逼得没有退路，破坏了文化生态，却仍觉得自己是正义的。

是的，游牧家庭在强取豪夺蜜蜂的劳动成果时也觉得自己没有错。他们认为自己是万物之主，信奉弱肉强食，站在食物链顶端蔑视蜜蜂，大部分人类在面对比自己低等的动物时，是没有共情心的。正如肖战粉丝，面对他们眼中“上不了台面”的同人文化时，是无法产生共鸣的，他们感受不到同人受众失去心爱之物的痛苦。

不同物种之间的悲欢，有一层生殖隔离；而人类之间的悲欢，也并不相通。所以，在疫情困境下，日本人民用诗词表达共情时，我们才会深受触动，他们理解了我们的痛。

而地球的另一端，游牧家庭来了又走，只留给长驻此地的哈提兹满目疮痍。

也许有人会反驳，既然哈提兹在这个村庄里活得这么窘迫、朝不保夕，那她为什么不搬到别的地方呢？这个问题，可以用香港电台出品的一档人文节目《穷富翁大作战》来回答。

《穷富翁大作战》节目形式与内地的《变形计》相似，邀请富人嘉宾去体验几天穷人的生活。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必须完全放弃之前住洋楼、养番狗、出入豪车接送、喝着82年拉菲的上流社会生活，去真正地深入底层，不管是做清洁工、送外卖、还是露宿街头，都不许借用自己富人身份时拥有的资源。

其中有一位嘉宾是香港服装集团总裁田北辰，在体验前接受访问说（概括大意），“我相信自由市场，这个市场是会淘汰弱者的。但是如果有斗志的话，弱者也能变强者。”

那么，自由市场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说这么公平呢？

在节目中，田北辰住进了几平方米的笼屋，清晨五点起来挤地铁赶早班，辛辛苦苦扫大街、清垃圾，一天下来只赚几十块，连吃一顿茶餐厅都要掰着手指头苦兮兮地计算收支……这些穷人的困境，远远超出了田北辰以前的认知范畴，他从来不敢想象有一天自己会为25块钱一餐饭而惆怅。

田北辰推翻了自己之前的言论，自由市场并没有那么公义，这个社会在狠狠惩罚没有机会读书的人。认真感受一下这后半句的“没有机会读书”，它指出了问题的本质，社会资源分配不均，人和人之间的比赛是不同维度的。

回头看看《蜂蜜之地》的哈提兹，她出生在偏僻乡村，与长在富饶地区的人们在起跑线上就差了几十个身位。一方面，她要遵从习俗照顾父母；另一方面，贫困的家境条件使得她根本承担不起离开村子的成本与风险。出走对她来说意味着，需要准备一笔路费、一笔在别的地方购买／租赁房屋的费用、一份放弃几十年来的习惯重新开始的勇气。

很多人都能意识到这种穷人与富人的不平等，但未必能真正去理解这种不平等。所以，在曾经引发争论的996问题上、在那么多工薪族猝死在凌晨的办公桌的新闻前，还是会有人说“你不够有钱、不够优秀，是因为你还不够努力”。

如果光凭努力就能实现阶级跨越，那哈提兹还不够积极向上吗？年年月月攀爬在悬崖上采蜜，她是不是早就应该成为蜂蜜行业的一霸了？为什么几十年了还困在小村落的石头屋里？

是啊，不同的人生经历，让人们在看到他人的苦难时，无法感同身受。正如网友所说：“我们能想象蜂蜜的甜美，却没有办法体会养蜂人的孤独。”

只有在遭遇了共同灾难、面对了共同困境之后，人类的悲欢才会相通。

比如，在口罩成为稀缺资源的时候，看到国内的老人用橘子皮当口罩，以及看到伊朗老人用麻袋皮当口罩，我们能感受到钻心之痛，因为大家都身在同样的病毒、同样的痛苦笼罩之下，此刻，人们才明白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意义。

无论是《蜂蜜之地》、《穷富翁大作战》、还是新冠疫情，都教会我们，下次在面对他人的事情时，即使做不到悲欢与共，也不要随意落井下石。

影片里，最让我感叹的一个片段是，在接近尾声时，哈提兹对母亲说：“你能想象春天的到来吗？”母亲回她：“会有春天吗？太多个冬天已经过去了。”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南都周刊（nbweekly）

《舌尖上的中国》有集讲了一对采蜂人夫妻的故事，每年清明时节之后，他们便会开始在全国各地追逐花期，一年有十个多月奔波在外，说起当时嫁给丈夫时的场景，妻子笑着说，丈夫许诺要带她从事一项甜蜜的事业，她却未曾想到如此辛劳。

前几天看的纪录片《蜂蜜之地》的海报也是如此具有“迷惑性”。纯净没有杂色的天空，飞舞成群的蜜蜂在蜜一般丝滑油亮的暖橘色中围绕在女主人公身旁。甚至的观看的过程中，我也常常沉醉于壮美的风景，忘记这是部历时三年拍摄而成的纪录片，不想承认痛苦、死亡是真实存在而非演员反复琢磨表现出来的。

作为欧洲最后一个女采蜂人，喀迪斯与年迈半盲的母亲居住在马其顿近乎废弃的村庄，贫穷和疾病是伴随她半生的事。她去悬崖上寻找蜂巢，带回家附近的岩石洞内耐心等待蜂蜜成熟丰收，在取蜜时恪守着“取一半，留一半”的准则，再带去集市换取刚好够照料她和母亲两人的钱和日用品。

如果这部纪录片仅仅只是如此，恐怕不会获得世界电影单元纪录片作品的陪审团最高奖，是一户游牧家庭的到来让故事多了冲突性。想要赚更多钱，不愿恪守“取一半，留一半”的准则，这户游牧家庭肆意采收着蜂蜜，甚至连河道上树干里最后的蜂巢也不放过。粗壮的树干可以支撑人在上面走动，却阻挡不了电锯的砍伐。他们养的蜜蜂同时也害死了喀迪斯岩洞里的蜜蜂，两家人起了争执。游牧家庭想要赚更多钱，喀迪斯却失去了生计来源。

连续三年2000多小时的素材让导演可以从容自然地讲述这样一个令人惋惜的故事，与那么多超级英雄题材的电影相比，这偏僻村庄里喀迪斯面对卧病在床的母亲流下又急着抹去的眼泪实在显得渺小，只是这眼泪里藏了太多的委屈和迷茫，每一滴都真实让人揪心。而我更知道，在担心生计问题之外，喀迪斯也关注着那些死去的蜜蜂，这才是她与那户游牧家庭本质的不同。在她眼里，人、牛、猫和悬崖上的蜜蜂，都是同等的生命，因此她会救下一只落水的蜜蜂，会关心烤火的小猫冷不冷，从个体角度描述灾难，体会个体的疼痛，困顿的生活和荒废的村庄没有把她的心思和情感磨得粗粝。

影片想表达的主题其实并不新鲜，关于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老生常谈的话题却是喀迪斯的生活，我不知道摄制组为喀迪斯在村庄旁购置的房子和建立的募捐网站是否宽慰了她，在寒风凛冽，白雪覆盖的村落，她还在等待春天的到来，她还相信春天会到来，一如之前半生的春天不曾缺席。

微信公众号：人生多别离

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对其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展现的，以展现真实为本质，并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的电影或电视艺术形式。 第三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开幕仪式暨开幕纪录片展播于2019年10月18日18:30在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国美礼堂正式启动。

18日早上，书本小记看完了闻名已久的马其顿纪录片《蜂蜜之地》，圣丹斯获奖之后，今年香港电影展上也有展映，再次于杭州见面，摄影师和我们分享了影片的细节背景。十分有意思的是，这部纪录片因为一组新家庭的介入，让电影得以重新解构。

文/东SIR

公众号：抛开书本

2019 IDF 观影从《蜂蜜之地》开始，蜂蜜的甜美和制蜜者的辛苦、“取一半留一半”的生存智慧和涸泽而渔的贪婪、欲望都处理内敛而动人。然而作为一个纪录片爱好者，影片及影片映后带来遐思却不仅于此。 影片开始养蜂母女和后来的土耳其家庭明显在叙事走向有跳跃，映后主持人敏捷的抓住这个问题，并把它抛给了来映后的摄影师。摄影师解释说开始计划的影片是关于养蜂母女的环保题材，突然来了一个土耳其家庭，影片的故事发展就此多了一条线索。母女背景是有事先准备的，而土耳其家庭背景只能根据现场跟拍生活场景来揭示。 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去旁听创投，正好是周浩导演在做自己的导演阐释，周浩导演说：“好的纪录片是长出来的。”摄影师的这个介绍正好完美的解释了周浩导演的那句话。

影片在拍摄过程中生长出的土耳其家庭正好丰富了影片，加厚了影片原来的环保主题，假如主创们强行干预，按原计划不理临时出现的土耳其家庭，影片就会逊色很多。纪录片的不干预还在摄影师介绍的另一个故事中得到体现。 拍摄过程中出现了小女孩溺水的一幕，生为两个孩子父亲的摄影师强忍住冲出去救人的冲动，选择了站在摄影机后面。我们先剥去这个故事中的道德部分：小女孩溺水不严重，并且马上就被救了……没有任何事情比生命重要。剥去这个点后，不救人的拍摄经历应该算是纪录片制作中不干预的极致体现了。

映后还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有观众表扬影片的摄影说画面像油画一样的漂亮，摄影师一脸尴尬的说，他拍出了油画般美丽的画面，然而导演和制片人都不满意，这是他们争吵后妥协的结果。 这点上我是站队导演和制片人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像油画般像风光片般的美丽成了对好电影的崇高赞誉。这不仅是对纪录片还有对所有电影来说的，最好的画面不应该是完全服务于故事内容服务于影片调性的吗？二十多年前贾樟柯导演还是北京电影学院学生时就这样批评过《秋日传奇》，很难想象如油画如风光片般美丽的《小武》、《站台》是如何面目可憎。拍摄和记录底层民众生活的纪录片应该也是一样的道理。 通过这场影片的观影与映后，再对应我们以往的观影体验，顿时觉得IDF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提供给我们看到了好的纪录片，还让我们了解什么是好的纪录片，如何制作好的纪录片。从《蜂蜜之地》开始的IDF观影真的很美好，很期待。

《蜜蜂之地》

导演:Tamara Kotevska/Ljubomir Stefanov 主演:Hatidze Muratova/Nazife Muratova/Hussein Sam/Ljutvie Sam 类型:纪录片 官方网站: //honeyland.earth 制片国家/地区:马其顿 语言:土耳其语 上映日期:2019-01-28(圣丹斯电影节) 片长:87分钟 又名:流蜜大地之诗(港) / 大地蜜语(台) / Honeyland IMDb链接: tt8991268

鲜黄衣袂点缀马其顿偏乡的荒芜，与悬崖上野生蜂蜜琼浆的金黄相辉映。喀迪丝是欧洲大地最后一位女采蜂人，与抱病半盲母亲相依为命，依附野蜂为生，坚守「取一半、留一半」黄金定律。游牧民族一家突然而至，打破宁静生活的不止是七个孩子与一众牲畜的喧闹，还有疯狂掏尽蜂蜜的贪婪，以及破坏生态环境的肆无忌惮。历时三年静观人与蜂和谐共处的隐世生活，以自然曦光与幽微烛照辉映大地，美得教人肃然起敬。获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纪录片评审团大奖。

映后交流

感谢IDF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让影片能够被大家看到。整个剧组主要由两人构成：摄影师自己和导演

Q：影片开头重点在于刻画采蜂蜜女儿和母亲间的生活，后来土耳其一家人的介入是刻意安排，还是在其出现后去重新解构影片方向?

A：最初我和导演二人拍摄了一年，初衷是作为环保纪录片，拍摄到一半时第二家人（土耳其一家）来到了拍摄地，这就需要我们作出拍摄调整。

新家庭的出现，带来了许多困难，尤其是最初与被拍摄者很难沟通。同时，在拍摄过程中我们也开始思考影片接下来的发展方向和内容。一方面希望保留环保纪录片的主线；另一方面希望新介入的家庭能够以更好地方式呈现、融入整个影片。

由于对新来的家庭缺少前期调研，拍摄过程需要不断与第二家人和沟通，并跟拍了许多细节……总之，我们不希望去安排剧情，希望剧情在沟通中自然生长。

Q：影片拍摄历时多长？拍摄团队对故事的介入有多深？因为影片中存在着许多摆拍的画面。

A：总共历时3年，拍摄天数在100天左右。在一些特定的地点（比如集市等）会单独花3~5天拍摄。作为站在摄影机后的人，我还是努力专注于拍摄的影像本身，尽量减少介入，减少受自身情感的影响。比如在拍摄土耳其一家人到来时，为了拍摄牛进村的场景，我与牛保持着十分近的距离；又比如，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面对小女孩溺水的画面，这一没有预期到的突发事件，在远处摄影的自己还是选择了克制。

Q：影片夜场戏的拍摄过程是怎样的，以及拍摄过程经历了哪些有趣事件？

A：夜晚的室内画面采用了自然光（烛光、柴火）拍摄，主要由摄影师和导演共同拍摄完成。拍摄完夜场戏后，拍摄组选择住旁边的帐篷里，十分有趣；又比如，当地有许多小猫小狗，有一次吃饭时，二人为了拍摄室内的动静离开了，当拍完回来时，食物已经被猫狗吃完了。

《蜜蜂之地》剧照

Q：一些电影摄影画面具有油画的特质，是否和导演的影像观有关？

A：开拍前并没有太多的想法，通过一个月的时间对3年来的素材进行了后期处理。在后期制作后，导演和制片人希望影片更具有自然的痕迹，呈现给大家的影片是剧组进行不断协商后的结果。

Q：拍摄土耳其一家人的争吵过程，是如何完成的？

A：摄影师自己是剧中唯一的土耳其人，他做了许多相关工作，希望让被摄者忘记拍摄者的存在。最后的争吵内容十分真实、没有介入感，那是大量素材剪辑而成的，属于剪辑的魅力。

Q：拍摄完成后，如何处理与影片中家庭的关系？

A：我们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帮助采蜂女主角在镇上购买了一处住所；此外，也帮助土耳其一家人的孩子申请了助学基金，帮助其受到更好的教育。

短评

影片捕捉到了女主许多细腻的行为，轻抚停在手上的蜜蜂让其飞走、用树叶帮助溺水的蜜蜂逃离、和母亲不断的亲吻等等，这些细腻背后是女主对蜜蜂对自然环境的博爱，对母亲的慈爱。

同时，生活中的种种矛盾也逐一呈现在我们面前，不仅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也有家庭内部的……

小男孩不满父亲的功利与苛责，离家出走跟随养蜂女游走采蜂，即使最后又被父亲带回家中，但似乎表现着孩童的意识，珍视与蜜蜂、与采蜂女间的情感。

想着土耳其一家子女遍地，养蜂女向母亲倾诉着没有子女的苦恼，母女间的怨恨早逝，唯留略带戏谑的鼓励：“你会找到对象的”，一种淡淡的哀愁缓缓流淌。

影片摄影也十分出彩，大远景、逆光镜头的组接、手持摄像机对捉牛过程的捕捉等等。尤其最后结尾母亲去世后，养蜂女再次来到山崖捕蜂，同样给了一个逆光镜头，但这次陪伴在她周围的不再是土耳其男孩，而是那只一路追随她的黑狗，分享着蜂蜜之地的美味。

映后摄影师谈到，最初影片的主线是环保纪录片，但土耳其一家人的出现，自然生长出了更为精彩的题材，这些题材增添了影片的情感与冲突。正如《纪录片创作完全手册》中说的那样：“在观看了这一系列充满含义、情感和矛盾的事件后，理智与情感得到升华。”——Leo 谦

一片叶子就能拯救一只蜜蜂，一户邻居就能杀死一段生活。她哭着对母亲说，如果你是个婴儿，我就把你抱走离开这里。她又对邻居家的男孩说，如果我有儿子，生活会完全不同。能和蜂后制定协议，无法阻止人类贪婪。守着眼疾的母亲，经历太多冬天，便不再期盼春季。离不开蜂蜜之地，仿佛这是宿命，认命而已。——西楼尘

映后整理：Leo 谦 （浙江大学在读）

图片拍摄：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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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Honeyland: “Underdevelopment, Coated in Honey” 作者：Dina Iordanova 译者：李伟杰 校对：沙皮狗 DOCALOGUE. 1 June 2020

译文地址：http://lwk.ffmm.com/2022/04/16/honeylandunderdevelopmentcoatedinhoney/

把“落后”描述为一个迷人的道德故事是不对的。自从一个世纪前罗伯特·弗莱厄蒂（Robert Flaherty）制作“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 )以来，它就一直是错误的。某种程度上，《蜂蜜之地》（Honeyland, Tamara Kotevska & Ljubo Stefanov, 2019 年）就是21 世纪纳努克：用现代包装弗莱厄蒂的方法，甚至让不会说当地语言的电影人来拍摄他们。在这里，一名 50 岁的土耳其族妇女Hatidže生活在北马其顿原始的偏远山村Bekirlija，在那里她坚忍地照顾年迈的母亲，并通过饲养野蜂来维持生计。两位年轻的当地电影人Tamara Kotevska和Ljubo Stefanov，都是斯拉夫人（Slavs）。影片观察Hatidže与人类和自然复杂的互动过程，逐渐将她塑造成一个遵循自然世界智慧的圣人。Hatidže被引导行动，并融入她自己生活的某个面向。是基于事实，但被电影人以诗意的方式所构筑。导演们说他们“缝合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觉叙事”，那是因为他们不理解Hatidže的话。《蜂蜜之地》，是一部真正由弗莱厄蒂重新制作的纪录片，人们也可以称其为“假纪录片”。

蜂蜜之地是当时中获奖最多、发行范围最广的电影之一，从 2019 年在圣丹斯凯旋，到年底获得两项奥斯卡提名：最佳国际故事片和最佳长篇纪录片——对各种现象的判断，证实了这部纪录片与任何故事片一样，都属于高度构建的作品。《蜂蜜之地》的广泛赞誉，对于两位来自与世隔绝小国的年轻电影人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这个双重提名也给我揭示了：《蜂蜜之地》太虚构了，不能被视为纪录片。或者，换一种说法，这部电影太做作了，不能作为“现实的代表”。在展示“被上帝遗忘”的巴尔干地区一个贫穷的少数民族妇女的生活时，它被作为道德故事的愿望所驱动。《蜂蜜之地》不记录，它宣扬。

这部电影为Hatidže的贫困和奉献精神，以及她接受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投下了金色的光芒，赋予了她道德上的优越，并将她的生活方式描绘成一种令人向往的东西。确实，简单的定居生活，贴近人的根源并尊重自然的温和方式，是当今的道德要求。 Hatidže的孝心比移民家庭带来的混乱要好得多——他们匆忙、肮脏、吵闹，他们不尊重、暴力。他们的小儿子反对，迟早会逃跑，与他压力大、衣冠不整的父亲断绝关系。通过他，这部电影展示了理想的下一代如何倾向于Hatidže的生活方式。确实，这部电影似乎在说，如果我们关心地球和人类的生存，这就是我们都应该选择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放弃高攀时尚潮流，停止做高消耗的高端成功人士，放慢速度。仰望天空，拥抱大地。把蜜蜂带回来。冥思，赎罪。

对于这鼓舞人心和迷人的“告诫”，Honeyland为“落后”包上糖衣。另一部纪录片可以用同样的材料，在同一个地方制作。但这将显示出当地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极端孤立和忽视，他们生活赤贫，他们只有有限的生活机会，缺乏基本的便利设施，以及他们缺乏教育和医疗保健。我们看到Hatidže去斯科普里（Skopje）的市场出售几罐她的神奇蜂蜜；当你抬头看这个地方时，就会发现它距离她居住的地方有 60 公里——所以这真的是一段旅程，而不是好像电影中一样她随意可以去其他城市。她可能会以 15 欧元一瓶的价格出售几罐蜂蜜——但在一个大家都没钱的地方，她能卖多少？就算她能卖出十罐，也就是150欧元，她整个季节的收入……

Hatidže自给自足的生活——就像世界上许多此类地区的边缘人一样，不是一种选择，而是“缺乏选择”。孤立、管理不善和腐败的政治现实迫使她成为这样养蜂人——从大自然中寻找营养，和母亲一起躲在破败的犁沟里。这是一个关于生存的故事，而不是卢梭式的回归自然。

但如果制片人只是单纯地展示现实，那么今天大多数人都不会看到这部电影，我们也不会在这里谈论它。来自偏僻国家的电影人——巴尔干半岛和许多其他地方一样——除非诉诸自身的异国情调，否则无法获得关注。以某种方式缝合叙事，并要求他们的主题重新改编，在某些方面强化迷人的道德叙事，这是一种对市场需求的简单回应。这是电影节的卖点，也是国际发行的需求，所以这就是像 Tamara Kotevska和Ljubo Stefanov这类年轻导演从一开始就学会兜售的东西。这里没有什么新鲜事：几十年来，这类型的市场需求一直在推动巴尔干地区一些最成功的电影制作——比如著名的超现实大师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作品马上映入脑海。这些年轻一代也有好的作品——而且比野蜂蜂蜜卖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