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与祝英台（1963）

读胡金铨回忆录，读到该片的拍摄细节，简直是惊人，原来拍摄电影并不是非常复杂神秘的工作，竟如同儿戏一样，文字抄录如下，文中“我”，即胡金铨。

拍那部《梁山伯与祝英台》，其实也是很偶然的事。

一天，我和李翰祥乘车去邵氏制片厂的途中，他在车内对我说：“邵老板想我拍《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于是说：“那可好呀。”但他却说：“有什么好呀，老板是叫我在一个月内拍好呀！”我问：“为什么那么赶？”他说：“另一间公司国泰也要用大明星李丽华和尤敏拍这个故事，所以要赶在他们之前拍好。”我于是说：“那可辛苦你了。”但他却说：“辛苦的是你呀。”一听，我心想：“不会吧。”何况，那又是黄梅调。我于是答：“那可不行，别开玩笑……我可不懂黄梅调。”他却说：“没关系啦，行的。”然后，就把剧本撕成两份说：“这份由我拍，那份由你拍。不管怎样你都要拍呀。”

我没有办法，只好说：“好好，明白了。我们再说吧。”但回家看完剧本后，我对李翰祥说：“这个不行，我绝对拍不了。”他问：“为什么？”我答：“这个剧本完全都没有故事，只是说梁山伯跟祝英台一起念书念了三年，是对好朋友。就是这么简单。这还算是剧本吗？这样我拍不了。”但李翰祥却说：“行的、行的，没关系啦。你马马虎虎拍就是啦。”我听他这样说，只好说：“那么，这样吧。你拍有戏的部分，我拍场与场之间的接口，就是上山下山，学校的场面和在路上的场面，然后让你连起来。”

男主的梁山伯用什么人演呢？有人介绍了一个演地方戏的，该是从上海来的绍兴戏的演员给我，名叫任洁。我一看，就知道不行。长得太难看了……她是个女演员呀。因为是用女演员去演男角。后来怎么办呢？于是决定找新人，一找之下，找到了一个专门在幕后代主角唱黄梅调歌曲的女演员，她一边唱一边真的会流泪，很叫人感动。问她的名字，是叫小娟，她本来是在剧团唱的，我们决定用她反串当男主角。因为是主演，所以为她改了一个艺名，叫凌波。 开拍的第一天，就发生问题了，我们是两个人分别同时拍，就是说，他在A厂拍这个场面，我同时在B厂拍另一个场面。如果我拍的是下山场面的话，他就是拍下山之前的场面。当我们拍了一半的时候，我的副导演上厕所，顺便去看看对方拍得怎么样，他吓了一跳，走回来对我说：“导演，我们现在拍的场面，是要和李翰祥那边的连戏的吧？”“是呀。”我答。“那可不得了啦，他们那边用的是桃花，但我们为什么用的是红叶呢？”红叶是枫树，代表秋天，但桃花是春天才开的呀。于是我连忙跑去他们那边，“李翰祥，你不可以用桃花呀！为什么要用桃花呢？”我问，他却说：“这个场面当然要用桃花啦，因为大家都生气勃勃的样子嘛。”“不行，我用的是红叶呀！”他一听我这么说，就急起来：“哎呀！那可不得了啦，怎么办呢？”我于是说：“你那边一定要改，我已经拍了很多，你那边改吧。”就是这样，结果是他换景，重新再拍。这种意外好像一共发生了两次吧。 后来，是拍梁祝在学校的场面，那全是我拍的。但那是汉朝之后的晋朝的故事，谁晓得两千年以前的那个时代学校是什么样子。但负责美术的走来问我，我只好画图跟他说明。他一看，就说：“导演，要建好这个景最少也得花十天。”因为，我要他在墙上全部，就是在木的部分全部都刻上文字。以前我看过韩国古代的学校就是那样的。我还要美术部缝制制服。他问我：“那个时代有制服的吗？”我说：“那不要管，总之就要缝制好制服。”其实，那样做是为了拖时间。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写好分镜头剧本，于是就叫美术部缝制制服；叫他们造学校的布景，那要花十天时间，有十天我就能写好剧本了。但他们做得也真的很好。 之后，监制问我需要多少个学生。我反问：“你问我要多少个学生？你打算往哪里找来学生？”他说会用临时演员来凑数。“那可不行啊，他们还要懂得唱歌呀。”听我这么一说，他又问：“那怎么办？”我就说：“把邵氏的明星带来扮学生不就行了吗？”于是，就把邵氏所有明星集合起来，让他们穿上学生服拍摄。拍完之后，我问摄影师西本正：“怎样？没出什么问题吧？”他却说：“该没问题，不过墙壁角落高了一点，看到了照明用的三脚架。”我问：“真的看得见吗？”他答：“看来该没什么问题。”于是就决定在试片时看看会不会出问题再算。好了，拍完了！就这样大家都回去了。可是，在拍时没注意到墙壁上雕了些什么字，但细心一看，发觉原来是唐诗！故事的时代是晋朝，比唐朝要早几百年呀！过我没有拍特写，冲好片后也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破绽，更连一个影评人也没发觉，没有人看戏会看得那么仔细。西本正拍进镜头的那个照明用的脚架，也没有人发觉。（笑） 本片完全没有商量过。这是拍片以来，唯一一部由开拍至拍完都没有剧本的影片。李翰祥和我都只有一张纸而已。

这个故事加进了许多地方戏的东西。包括黄梅戏和越剧等等各式各样的元素。不过，原来的故事是非常简单的。我们是加了学校的场面和下山的场面，又加进了表现爱情的部分，才将枝叶丰富起来。拍这部片真的很累。总导演是李翰祥，他下面有一、二、三、四、五、六……个协力导演，我是最后的一个。不过，其他五个人实际上什么也没拍过。这部片我没收过钱，全都给李翰祥花光了，哈哈。 拍完影片后，场记的记录又没有用，在剪辑时要逐场戏看。场记的记录一般是一个人写的，但我们那部片却是两个人写，所以就变成没有用了。在剪辑时只好靠画面，当时还未有声音同步的剪辑机“Steenbeck”，只能用旧式的剪辑机“Moviola”。这部片在香港并没有得到什么评价，但在台湾却掀起了热潮，非常卖座。很多人，特别是有些老年人看了超过一百次，影片空前卖座。卖座的原因除了是影片本身好看之外，也因为去了台湾的大陆人怀念故乡，去看是为了记熟歌词，因为那些是故乡的歌。要记歌词当然要看好多遍才行啦。而且这种所谓赚人热泪的东西，最受女性及老太婆欢迎。老公公也不例外，连好多像大学教授般的人也来看。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这部片的歌却没有发行过唱片。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本文摘自《胡金铨武侠电影作法》，该书源自日本电影研究者山田宏一与宇田川幸洋自1992年东京国际电影节到1996年夕张国际“冒险·奇幻”电影节期间，对导演胡金铨的多次访谈，整理成篇，所以说成是胡导的回忆录，完全没问题。

现在我们看到，本片的导演，只有李翰祥一人，胡金铨当时还是导演新人，可能李翰祥觉得署名不重要吧，又或者胡金铨也觉得署名不重要，何况在文中他也说到，“这部片我没收过钱”，白干，主要是混经验值的。李翰祥当时已是颇有名气的导演。

通过这件事知道，不是什么事都必须用金钱衡量，经验值是花钱也买不到的，年青人不要总将钱字当头，对于成长，没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