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2019

八年前，我是个电视台的菜鸟记者，

通过努力慢慢升任为部门主编，

做了两年民生新闻，之后辞职去了北京，

这段经历也就封存了起来，

但当我看到这部剧的时候，

当年很多记忆都被激活了，

只能说这部剧的职场戏部分很专业、很真实！

首先是乔安娜的出场戏，那一场是在新闻直播间发生的，

那场戏的氛围给人的感觉像打仗一样，

这便是我们当时在新闻直播间的真实写照。

新闻编排软件

作为主编，要在新闻编排软件上算时长，

我们当时的新闻是34分钟，

整体片长需要控制在28分钟左右，

加上主持人的导语和串词，再加上天气预报的调整，

要保证时间刚好在34分钟，不能多也不能少。

所以作为主编，第一个要做的事挑出具有新闻价值的选题，派记者外出采访，

如果当天新闻稿子太少，一些新闻必须当天采当天出，这也让很多记者的压力很大，

除了选派选题之外，就是审核新闻稿件，主编初审，总编或制片人终审，

审完稿子后，记者或者后期就开始编辑视频了，

有的在直播之前要做好了，有的没有做好，就必须下掉，上其他的新闻，

如果已经编排好的新闻临时要换，就很麻烦，

作为一整天的新闻，就像写作文一样，需要有核心主题，需要有重点关注，

还需要写出能把所有的新闻串联在一起的主持人串词，

做完的片子需要由制片人来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才能播出，

如果有其他比较敏感的问题，或者上面领导发话这些监督报道不能播出，

也只能下掉换其他的新闻。

审核完片子，就能直接去演播室进行直播了，有的频道事直接录播的带子，

这样的话，直播风险会减小很多。

新闻直播为什么像打仗一样惊险刺激呢？

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1、片子全都没有完全上传到系统，就开始直播了，如果还上传不及时，就必须要采取紧急措施，撤掉这些片子，重新换屯着的片子。这个时候对主编的新闻编排能力是个很大的挑战，你要重新恰整个节目的时长，用其他片子的时长去替换，还要临时改导语和串词。

2、机器故障。如果机器出现了故障了，要马上用备播机器来替换，不然就是重大播出事故。

3、新闻连线事故。如果遇到重大新闻事件，需要现场连线采访的，但是如果信号不好，或者记者现场发挥不好，主编也要补救，要不今早切掉画面补其他内容，要不让主持人临时救场。

4、导播事故。整个直播是主编、导播、技术、支持人等各个部门人员配合的，如果导播切错了镜头画面，或者切慢了、快了，都是播出事故。

同时，这部剧中有几个职场戏的处理，让我觉得很真实。

一个就是新闻编排上的讨论。

头条新闻该放热点新闻还是放重点新闻？

该剧就给出了很专业的答案：头条就是让观众进场的，必须要吸引人的眼球，所以需要热开场新闻。

而在儿童绑架案的新闻报道上，也体现了其新闻编排上的专业性。

绑架案新闻被证实后，乔安娜反应相当迅速，打算做新闻专题报道，

在这次绑架事件的基础上要再做三条，

一条是历届精神病患者的报道，

一条是找精神方面的专家解读，

一条是连线康复之家。

一般一个重大新闻事件发生之后，会进行一系列的策划。

基本的逻辑是：发生了什么（客观报道）—— 为什么会发生（深究原因，调查各方说法）—— 怎样预防（找专家）

所以从这个逻辑上看，本剧中新闻编排方式非常真实。

同时让我觉得很真实的部分就是选题会这场戏。

我们当时也会做节假日的新闻策划，

比如像剧中母亲节的策划：有关于伟大母亲的真人真事采访、还有各种母亲节街采、同时还有烦人的关系稿，这些新闻稿都是广告部的客户，不能得罪，也没有任何新闻价值，但是你不得不加入到自己的新闻编排中去。

最后说说本剧中关于新闻理想与新闻现实的关系讨论。

在剧中实习生李大芝说做新闻编辑是想让大家看到世界的全貌，

而宋乔安却挑衅地问她：敢不敢踏进现实世界？

其实新闻理想与新闻现实的差距太大了，

这也是我当年转行的原因。

记得刚开始做记者的时候，心怀着新闻理想的，

那时候第一个监督报道是关于一条路上的路灯横在路上没人管，

我分别找了灯管所、城管部门、公路管理局、交警部门、交通局，

基本上都是相互推诿，后来知道这条路还是属于交通局管，

还没有移交给公路管理局，

我拿着话筒去了交通局找到了交通局长，

问：XXX路路段的路灯被撞坏，斜放了一个月，中间有好几个撞在了上面，

为何没人来管？

对方（局长）：你是哪个单位的？

后来我才知道局长跟我们台长平级，根本监管不了，

这个事就被压下来了，所有的同事都觉得我特别傻，

一个小小记者质问一个局长，真的不知道天高地厚，

后来慢慢的发现很多事自己根本管不了，

能管的事也只有楼上漏水楼下找上门这样的家长里短的报道。

后来慢慢变得麻木不仁了，

一听到有车祸，首先想到的是死了多少人，有没有新闻价值，

连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关怀都省去了，

觉得挺冷血挺可悲的，于是换了职业。

干了这一行才发现：

新闻不等于客观真实，

收视率让新闻越来越夸张变质，

自媒体如同劣币，驱逐着本该真实的新闻。

真的很有幸看到这部剧，起码我们大陆职场中没有展现出的东西，

它真实还原了。

在这部剧的影评下，就有一篇某新闻的报道，出来唱反调。说这部剧是伪善。

很快就成为高赞。我觉得这很讽刺。

此文前面还在说，恶有大有小，说恶无法避免。好像有几分道理。后面就开始说，人们有权发泄愤怒。不仅完全违背这部剧想表达的思考，歪曲为“圣母洗地”。更是直接连自己的前半篇文章，都偷换概念。

看似理性，其实还是在为情绪找借口。说来说去，也就是想挑拨情绪而已。

我实名反对这个媒体的文章。

《我们与恶的距离》，每一集都会以网络上的留言作为片头。而那些留言，有的义正言辞，有的无脑发怒，有的宣扬暴力，甚至要把不相关的人都处死。网络暴力和不负责的言论，成为了新的恶。

这些恶，虽然小，但却汇集成一条大河，影响整个社会的走向。

最终，又再一次导致出一个极端。

人人都高举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地走向罪恶。 有时候，我们与恶的距离，只差一个平庸的转身。

编剧创作这部剧的灵感，其实也来自于一个真实的事件。2016年2月28日，一名母亲带着年仅三岁的女儿“小灯泡“逛街。突然，一名男子冲上来，对着小灯泡连砍23刀致其死亡。

经调查，这名犯案男子患有思觉失调症（精神分裂），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这起恶性杀人案引发了极大关注，网友群情激愤，要求将凶手立即处死。

但让人意外的是，小灯泡母亲的态度却是，坚决不处死凶手。

她向媒体表示：与其立即处死一个罪犯，不如好好了解这个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犯罪的。

他们在想什么？ 为什么家庭、学校、亲人、朋友、社会，没能接住他？ 我们要如何改善、预防？ 我们能做的，难道只有继续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能做的，难道只有继续速速执行死刑？

所以这部剧，并不是要“圣母”原谅凶手，或者凶手的家属。

完全不是。

这部剧并不是单纯的要去谴责一个杀人犯，或是讲一个杀人犯的故事。而是要全面的去分析，整个事情所有的因素。

加害者罪大恶极，加害者家属呢？是一概有罪，还是一概无罪？

你不知道，因为你不认识他们。

不认识，就没有判断。

不知道，就没有发言权。

出了案件要走法律，但是是不是泄愤之后，就能消除恐惧？

是不是消除了恐惧，事情就再也不会发生？

比如讲到媒体，这部剧就非常的专业。出了新闻，

有的媒体会无脑的报道，只为了更多的阅读。有的会确凿信息，之后才展开报道。

有的会引导情绪，甚至挑拨情绪，故意让群众发怒，好从中获利。有的会认真分析，针砭时弊，全面负责。

这一些，还有更多更多深入的讨论，我之前在《媒体，这才是真正的禁片》里，都已经讲过。

这部剧的初衷，只有一个。

就是宣泄情绪，并不能完全的解决所有事情。

相反，大部分时候这是一种逃避，逃避恐惧。

这部剧是让人们全面，清晰，理性的认识这件事——虽然让人类保持理性是困难的——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

有些恶，不管再社会再美好，也会发生。但这不代表我们就不需要反思了。

更不代表群众就可以施加小恶了。

在这部剧的影评下，前面就有一篇某新闻的报道，出来唱反调。说这部剧是伪善。

很快就成为高赞。我觉得这很讽刺。看似理性，其实还是在为情绪找借口。

说来说去，也就是想挑拨情绪而已。

因为也许你没办法做到理性。要求每个都理性也确实很过分。也许你可以拒绝全面的认识，分析事情。但你不该说，人家试图思考，就是立场不对。只有宣泄情绪，才是正义。

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参与者。

这让我想吐。

一部好的剧，能让受众思考。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剧，做到了，它引起了我的思考，相信，也有你们的。 看了4集，我觉得全剧的线索就是开篇王赦律师说的“李晓明杀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然后，随着剧情的发展，这些杀人犯杀人的原因落脚到了原生家庭： 1，犯人陈昌扣着指甲，问王律师他的父亲说起他什么了吗，问到他的什么事了吗？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问这句话时的状态，显然，他对父亲是否关心他充满了不确定。 2，应思悦的继母来找应思悦和他父亲的时候，只给思悦的父亲带了一份早餐，可想而知，思聪和思悦两姐弟从小到大又感受到了多少温暖呢？思悦的父亲更是说，早知道思悦母亲的阿姨是精神病患者，他就不会娶思悦的母亲。思悦父亲得到这句话，残酷地多么赤裸裸，思悦父亲对思悦母亲，可曾有过一丝爱意？ 李晓明的原生家庭之殇并未揭露，但想必也是要落脚到原生家庭去的。 虽然编剧落脚在原声家庭，但编剧却没有责怪父母的意思。这可以从刘天晴的成长中反映出来。 刘天晴，因为父母的不和，母亲的关注不够，也成了有些令父母头疼的孩子。刘天晴就是编剧用来说明刘晓明，陈昌，应思聪的成长历程的。但是我们忍心责怪刘天晴的父母吗？我们忍心责备乔安和昭国吗？我是不忍心的。因为乔安和昭国的痛，我们都看到了！ 乔安和昭国让我无比难过的，乔安和昭国是受害者，但他们也在无意中，伤害了他们的女儿。一场伤害，行凶者伤害完了伤害就结束了吗？不是的，没结束，受害者也不能自控地要去制造另外的伤害。 而这些杀人犯和让父母头疼的刘天晴，则让我觉得无比荒唐，我们是受害者，给我们带来伤害的原生家庭——我们的父母也是受害者，而我们的父母也是他们小时候那个原生家庭的受害者。我们都受到了伤害，但谁该被责备吗？没有人！就是这么可笑，没有人该责备，但是我们所有人却都受伤了！拿重男轻女来说，女儿受到了来自母亲的伤害，而母亲从小也是被外婆轻视着长大，母亲和外婆从小就见到身边的人都重男轻女，受了伤害的她们只能认同“女孩就该被轻视”来减少自己的难过与失望，女儿究竟能怪谁呢？母亲吗？母亲也是受害者，是这个重男轻女环境塑造出来的人，母亲的母亲亦然。 但原生家庭的伤害是真实存在的，它那么痛，它影响我们如此之大，究竟谁要来为这些伤痛负责呢？文写到此处，我突然知道了答案。本来想写，希望编剧能在后面的剧情里解答我这个问题，现在，我突然恍悟，只有自己！只有自己才能为原生家庭的痛负责，除了自己，再没有第二个可以帮自己了，原因就是这么简单，虽然自己并不是加害者！ 突然觉得王律师这个角色的名字是“王赦”说不定是编剧藏了深意在其中。赦免给我们伤害的原生家庭，赦免精神病人犯下的错，思聪住院治疗后，曾因药物的副作用，而不流利地说着对不起，一遍又一遍！

这部剧还大量着墨于精神病人的问题，着墨于精神病人的污名化。我是一个心理学专业的学生，精神病人只是生病了而已！看到讨论区有一网友发表问题，给精神病人免除刑事责任真的合理吗？合理的。患了精神分裂的思聪有幻听，也有一些与事实不符的想法，他们有时可能认为自己的生命遭到了威胁，但事实并没有，于是犯下伤人乃至杀人的罪行；也有可能他们幻听到的内容是教唆他们去伤人。 最后，希望受到原生家庭伤害的人，能为自己的原生家庭的伤痛负起责任来，想办法让自己走出来！也希望社会对精神病人能多一些的包容，即使不能做到，也不要去歧视他们，不要去污名化他们！

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上周日晚播完了。

其实早就想写写它，但还是耐住了，想播完再纵观全貌。毕竟高开低走、崩盘烂尾的案例碰到过不少了。

但它立住了！

3月24日起开播，4月21日剧终，豆瓣评分仍坚挺在9.4分！IMDb上也只是从9.6分略降到9.5分。

影视娱乐类的公众号几乎都写过它，也曾经上过微博热搜。

虽然没在大陆播出，主流视频网站上也没有，但口碑效应出圈，想看的人自然还是能找到管道，豆瓣上参与评价的人已接近3.8万。

貌似中国大陆的观众总在羡慕“别人家的作品”。

如果说“文艺片高于商业片，欧美片高于国产片”算是观影鄙视链，那么电视剧圈的鄙视链或许更具象：英剧>美剧>日剧>韩剧>港剧>台剧>内地剧>泰剧。

前不久，张震接拍大陆的仙侠古偶剧《三生三世宸汐缘》，官宣后引发了广泛吐槽，电影咖、文艺片男神，年过四旬了竟然也跟特效捉急的玄幻画风搞在一起了，没眼看啊。

但这就是大陆电视剧市场的现状。

当美剧祭出豆瓣9.8分奇幻剧《权力的游戏第八季》(注：以下分数均为豆瓣评分)、9.2分科幻恐怖剧《爱，死亡和机器人》；

当英剧呈现9.5分生活喜剧《伦敦生活第二季》豆瓣、9.1分校园剧《德里女孩第二季》；

当韩剧热播9.2分医疗剧《囚犯医生》、8.3分校园剧《美丽的世界》；

当日剧贡献8.7分刑侦剧《紧急审讯室3》、8.7分家庭剧《昨日的美食》；

当港剧推出8.0分悬疑犯罪剧《铁探》、7.0分推理喜剧《福尔摩师奶》；

当泰剧上演8.8分同性爱情剧《清明时节爱上我》、8.5分复仇爱情剧《铁石心肠2019》时，

国产剧有什么呢？

中国大陆观众面对的是再翻拍的武侠剧《倚天屠龙记》5.7分、再翻拍的奇幻剧《封神演义》3.4分、再翻拍的奇幻剧《新白娘子传奇》4.2分，难得有个都市生活剧，也是4.6分《青春斗》这样的。

大陆电视圈太迷IP了、太迷流量明星了，一再钻进故纸堆、一再毁经典不说，拍点稍微现实题材一点的，也往往是走向悬浮、不接地气。

即使前段时间火过的家庭情感剧《都挺好》，拍出了一些社会问题和严肃话题，但也是有不少强行圆满、正能量先行的可诟病之处，评分7.8没过8分这道门槛。

而台湾呢？在台剧退流行多年后，再刮过来的风已然“士别三日，刮目相看”。

去年一部8.3分的教育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已经惊到我们了，对亲子关系的探讨直接而深刻；今年又来了部更不得了的，法治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刚播出前2集，很多人就高呼“华语最佳”、“神剧”！

与大陆电视剧动辄几十集、每天播也得播两个月相比，台湾这两部高分剧都只有10集的体量，一周只播一天，不怕观众没耐心等。

都是台湾公视联合国际巨头出品，《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是台湾公视×Netflix，《我们与恶的距离》则是台湾公视×HBO。

台湾才2300多万人口，结果有N个电视台，电视频道据说有100多个，竞争惨烈之下自然为收视率常会有非常手段，而台湾公视相对是政治上清流的，也不以营利为要务，所以才能潜心做好剧吧。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集结了很多台湾熟脸演员，《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卡司则更加有大陆知名度，贾静雯、吴慷仁、温升豪、曾沛慈以及2017年金钟奖最佳新人陈妤。

话说金钟奖视帝吴慷仁真是个宝藏演员，《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他也有演，9.3分的《一把青》、8.5分的《麻醉风暴》、8.1分的《下一站，幸福》等等高分作品里都能看到他。

台湾曾经是偶像生产基地，但现在也没有唯鲜肉和流量为指标了，《我们与恶的距离》是中生代担纲，贾静雯45岁、温升豪41岁、吴慷仁37岁、曾沛慈35岁、陈妤25岁，另外主要演员有37岁的施名帅、36岁的周采诗、34岁的林予晞，更别提1971年的谢琼煖、1965年的洪都拉斯和1952年的检场了。

该剧导演是林君阳，作品不多，大陆观众比较熟悉的是他执导的综艺，2016年《十二道锋味3》。

编剧是吕蒔媛，她的作品我们熟悉的有2018年的《谁先爱上他的》，提名了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2016年的《滚石爱情故事》，其中《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那一集(女主是曾沛慈)和《写一首歌》那一集(男主是郭鑫)的编剧是她；2015年的《出境事务所》，男主是吴慷仁。

《我们与恶的距离》一开篇就震惊观众：饰演律师王赦的吴慷仁在法庭外被当众泼粪，并被电视台直播。

接着带出一起社会恶性案件，两年前台湾青年李晓明在电影院无差别杀人，导致9死21伤，该案是台湾近年来死伤最多的随机杀人案，也是电影街有史以来首起致命攻击的犯罪事件，经过漫长的调查和审讯，现在司法机关核准了死刑。而王赦是李晓明的辩护律师，一直在探究杀人动机，想在李晓明枪决之前争取时间。

剧情由这个案件引发，但每一集都有一个新的事件和衍生新话题，有精神照护机构开在社区引发居民抗议、有精神病导演闯入幼儿园、有思觉失调症男子狠杀2童、有网红少女自杀、有遭霸凌的男生报复社会杀人、有得抑郁症的母亲带儿子跳海、有机车行新员工杀死老板、有高官受贿和上汽车旅馆，等等。

这些又都和主角们发生勾连，角色之间也是各种牵扯缠绕。

所以先搞清主要人物的关系图谱，是很有必要的。

【王赦】帮扶性的人权律师，经常帮恶性案件的被告做辩护律师。

【宋乔安】品味新闻台新闻部BOSS，儿子天彦是李晓明枪杀案死者之一，还有一个读小学的女儿天晴。

【刘昭国】宋乔安丈夫，网络先驱报BOSS，之前也在品味新闻台工作。

【李大芝】原名李晓文，李晓明的妹妹，改名后进入品味新闻台，但她之前不知道宋乔安是受害人家属。

【丁美媚】王赦妻子，已有一幼女，现又正怀二胎，娘家富裕。

【应思悦】李大芝的房东，开饮料店。

【应思聪】应思悦的弟弟，不得志的青年导演，女友自杀，应家有精神病遗传史，他也被诊出患有精神分裂症。

【宋乔平】宋乔安的妹妹，精神病看护社工师。

【林一骏】宋乔平的老公兼上司，精神科主治医生，应思聪是他的病人。

【廖纽世】宋乔安下级同事，资深新闻人。

每一集的片头都以社交网络上的新闻和网友评论为转场。很有现实代入感，也感觉很真实。

虽然李晓明案是串起人物的主线，也是戏剧矛盾的关键冲突点，但其实在第五集李晓明就被枪决了。

当最强戏剧点下线，如何还能绷住，继续抓住观众心弦，把这个案子的后座力推向生活更广处、人性更深处，这很考验编剧的架构能力。

全剧名场面很多，名台词很多，请自行观阅。

剧里几乎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但其实生活要你踩坑，是不会跟你讲道理的，你能做的，也就只能像中国女排精神那样：勇敢站起来，抖一抖身上的尘土，满怀信心地继续前行。

第一集-受害者

第二集-母亲节

第三集-裂痕

第四集-病识感

第五集-罪人

第六集-枪响之后

第七集-霸凌

第八集-众生皆有病

第九集-黎明之前

第十集-未来的样子

仅只有10集，但每个主要角色的塑造都比较完整，没有单纯的功能性角色，剧情不注水、节奏快，没有奇奇怪怪的柔光磨皮滤镜，职场的戏份也不悬浮。

虽然并发事件多，但戏剧矛盾集中，都是聚焦在人生交锋，这交锋生发于各自事件立场、社会地位、职场角色和性格特点的差异所致。

重点说说王赦和宋乔安。

王赦的主要困境来自职业理想和家庭生活的冲突。

律师本是个光鲜职业，但王赦满身社会正义，总接死刑犯的案子，赚得就相对微薄了，而且每天还忙得脚不着地，自然无暇照顾妻女。

王赦的正义理念很难获得大众理解，受害人家属更难以接受，键盘侠们也将其视为帮凶，总之就是多头不讨喜。

妻子丁美媚已做了全职主妇，又在二次孕期，幸好妻子娘家境况不错，时不时能贴补些。

丁美媚勤俭持家，也很支持丈夫工作，体谅丈夫不易，在娘家处处维护丈夫自尊。但“丧偶式育儿”的日子久了，再忍让的妻子也难免心生怨怼。

应思聪当时闯入的就是王赦女儿所在的幼儿园，丁美媚大受惊吓。后来应思聪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身怀六甲的丁美媚自然更害怕他这种人。加之王赦帮杀人犯辩护，长期遭网友谩骂，并人肉搜索到丁美媚的社交账号，在评论区诅咒恐吓，加剧了丁美媚每日战战兢兢。

有一天丁美媚在街头遇到应思聪，应激反应中动了胎气，导致早产，后来新生儿还早夭了。丁美媚的父亲忍无可忍，痛批王赦自私，只顾职业理想，却连自己家庭都无力照顾。

再加上王赦的当事人陆续死去，他想追寻的法治正义推进困难，王赦终于面对现实，不再做帮扶律师，而代理起报酬高的案子，例如帮黑社会大哥辩护脱罪。

丁美媚真的是个好妻子，看到丈夫接违心的案子很压抑，她主动沟通，还先坦诚自己不对的地方，剖心剖肺说开了，两人都大哭，夫妻风雨同程就不必怕前路无彩虹。

王赦退出了黑老大的官司，还把律师费都退了，继续去追寻李晓明杀人原因，并促成凶手家属和受害人家属面对面谈话——剧里这里做得很好，没有绑架人性强行圆满，受害人家属很多还是不原谅的，但彼此这么交谈过，对双方都是一定程度的释怀。

宋乔安的主要困境来自丧子之痛和行业操守的冲突。

在其他人的描述里，儿子遇难前的宋乔安是个业务能干、情形温暖的新闻人，家庭关系也有和谐。

儿子死后的两年里，宋乔安性情大变，染上酒瘾，在办公室是女魔头，在家里是悍妻，对女儿也疏于照顾，导致家庭关系紧张。

新闻业本身也竞争激烈，抢新闻、搏收视率，各方面的焦虑叠加，更加让她走不出内心阴霾。

其实她还有一份内疚，儿子出事那天她也在戏院，她对影片不感兴趣，借着接工作电话的机会独自溜出去喝咖啡，这是剧情在后面才披露的，人物心理动因更加多维。

宋乔安的自我放逐也有自虐成分在，自己的日子若过得好，觉得就是对不起儿子。这是很普遍的一种幸存者心理，《唐山大地震》里徐帆多年后面对女儿张静初也说过，“我要是过得花红柳绿的，就更对比起你了”。

在职场上，宋乔安也丧失了新闻人的初心，但还不是毫无底线，在应思聪闯幼儿园时间中，她就顶住电视台压力坚持在幼儿获救之前不做现场直播。不过当她偶然识破她一手提拔的下属李大芝就是杀子仇人的妹妹时，她派出记者跟踪偷拍李家行踪，获得独家新闻，引发李家被媒体围追堵截，李大芝和她对质时，她也强硬回怼，丝毫不觉有违新闻伦理。

后来宋乔安被李大芝多次道歉和她顽强求新生的努力触动，也眼见媒体在追逐新闻时对一些当事人的伤害，她逐渐想走出受害人家属的困囿，调整了和丈夫女儿的相处状态，并且和廖纽世携手重整品味新闻的报道模式，面对高层干涉新闻自由，她用休假来抵抗，被下放到新媒体事业部，也姿态漂亮地鼓起干劲。

贾静雯很好地演绎了这个角色，完成度较高。当大陆女演员普遍抱怨人到中年、结婚生子之后就难再接到好角色，已结两次婚、生了三个娃、近年减产的贾静雯在台湾还能有演宋乔安这种正剧女主的机会，是幸运，是保养得宜，更是实力使然。

有专家说李晓明是自恋型人格，也有人说是反社会的人格。但李晓明到底为什么杀人，最终剧中也没有想当然的编造一个答案。

人已死，他的内心隐秘也就难以复刻了。

想起前几天在新闻报道上看到一个17岁男生从私家车里钻出来，当着母亲的面跳桥自杀，网上的评论沸反盈天，但那个男生的自杀动机、当时的心境究竟是怎样，已经无人知晓了吧。

“人生近看是悲剧，远看，就是喜剧了。”最后剧情结束在三年后，给了每个主角一个光明的结局，大家都重新在人生的跑道上出发。

但观众没有被强行灌输正能量之感，更多是会感到欣慰。

影视剧都是要造梦的，全员恶人、一黑到底固然很酷，但在临摹真实社会之余，收稍时温暖一点，让追剧的观众获得一点力量，本也是职责所在。

无需去断言什么今年口碑第一华语剧了，我只想说，《我们与恶的距离》很好看，就这么简单。

周围不止一个朋友向我推荐这部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用三个晚上一口气看完10集。看到最后一集，紧绷的情绪终于释放，无数思绪涌出，终于决定写下这两三年来，第一篇“观后感”。

我们与恶的距离，从来不远。

这部剧谈及的东西很多，媒体公权力、法律、公义、精神病人、被害者家属、凶手家属……聚焦的人物也很多，宋乔安夫妇、宋桥平夫妇、李晓文一家、应思悦一家、王律师一家。所有人因为李晓明、应思聪这两个“有问题的人“聚在一起。10集故事，围绕“寻找”、“妥协”与“和解“三个关键词展开。人们试图寻找杀人者为何杀人的原因，人们向现实无奈妥协，人们主动尝试和解。这部剧里的人物塑造，围绕这三个关键词，渐渐丰满、真实，渲染到最后一集，逐层爆发，催人泪下的同时，也像这集的名字那样，让人看到”未来的样子“。

稍微关注新闻的人就会知道，这几年的台湾，并不太平。隔三差五就会出现所谓”精神病人伤人“的报道，其中2014年“台北捷运随机杀人事件”，和2016年“小灯泡事件”，更加为世人所熟知。我不知道剧中李晓明案、陈昌案是否脱胎于这两个案件，但李晓明给父母的信中那句“我要成大事”的表达，和“台北捷运案”犯人郑捷的在自己FB上写下的“要做大事”不谋而合。郑捷的父母、弟弟，也在案发后与他切割，媒体报道用词为“神隐6天”，之后出面向受害者道歉，下跪超过20次。重看当时的报道，郑捷的母亲和李晓明的母亲装束一样，帽子、口罩包裹的严严实实，在道歉后飞奔着逃离媒体的追击。

五年过去了，剧中李晓明父母尝试着去和受害者家属达成“和解”，现实中郑捷的父母又在哪里，他的弟弟在做什么，是否也和李晓文一样改了名字重新生活，搜了一遍，没有半点消息。

我记得，那几年很多媒体报道都在问“身为郑捷父母是什么感觉”，“是什么造就了冷血杀人魔”，然而，无人能找到答案。他和李晓明一样，被快速执行了死刑，人们只能从他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只言片语去拼凑真相。他的父母，最终也没能站出来，亲口叙述孩子的成长，帮助分析、理清究竟是哪一步偏离了轨道，最终酿成大祸。

假如，我是说假如，在现实中，郑捷和其他很多被贴上“精神病”、“疯子”标签的人，能有幸和剧中应思聪一样，遇到一个不放弃他的姐姐，一个愿意聆听他的社工，一个愿意帮助他的朋友，或许很多时候，在帮助他们和自己”和解“的同时，也能避免掉很多悲剧的诞生。

突然想起2017年的港铁纵火案，那应该是距离我最近的由“精神病”引发的人员伤亡，1死18伤。案发次日清晨我去了现场，尖沙咀站内还有劫后惊魂的气息。60岁案犯张锦辉有精神病记录，需要定期复诊。案件中他被烧伤留医三个月后不治身亡，成为唯一的1死。而他为何作案的原因，也跟着他一起消散，他的妻儿，也再无音讯。

那起案件过后，香港传媒围绕“精神病患”关注并讨论过一点时间，最终不了了之。和剧中一样，传媒在意的是点击率，是血腥的标题，只有这样，才会让读者闻着血腥味来凑高点击率。标题怎么骇人听闻怎么来，内容怎么猎奇怎么来，比如在某媒体《【港鐵縱火案】疑犯鄰居買定家居保險：佢經常煲燶煲 間屋差啲著火！》报道中就提到，“邻居说案犯常常去赌钱、不做家务，好不容易做一次还差点引起火灾……”读者看了自然会联想到：难怪心理变态，这人该死。

没有人想要了解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受害者家属只希望他们死，他们的家人也希望他们消失，键盘战士们早就杀了他们成百上千次。

没有人想寻找答案。王律师的执着和坚持，有什么用呢？在陈昌狱中自杀后，在他妻子因为恐惧应思聪而摔倒以致早产，最终孩子夭折后，他无奈妥协，放弃了去促成和解的尝试。

全剧最怀抱希望的人，放弃了希望，加上应思聪情况恶化，一切都down到了谷底，绝望，无奈，无可奈何。然而，在最后一集却大反转。没有放弃的社工，劝服了病情加重的应思聪，没有酿成伤人惨剧。王律师的老婆尝试理解、鼓励王律师坚持下去，去捍卫公义和人权。这种柳暗花明，正是《我们与恶的距离》最妙的地方，它呈现了不去试看看的后果，也描绘了努力去尝试的结局。

与恶的距离，就在这“试，与不试”之间。

每个人的行为背后都有复杂而多元的原因，包括性格、环境至诱发因素，可是传媒容易以单一因素来总结。“将复杂因素单一化很危险，变成finger pointing（指责）、二元化。我们不应该将事故当刻的因素，就解读为唯一原因。”

有港媒曾如是说。“媒体与恶的距离”，正正在此。韩剧《匹诺曹》里，男主角的父亲救火时死于火灾，却被污蔑为害死队友的凶手。劈天盖地的传媒令男主角和他的妈妈、哥哥走投无路跳海亲生。马航MH370事件，失踪的机长被传媒渲染成“会在家里开飞行模拟器的宗教狂热分子”，在其家庭所在的宗教国度，家人所承受的谩骂质疑，可想而知。

李晓文说的对，无良传媒“杀”的人，不比他哥少。

对“精神病患者”的污名化，是无良媒体的另一战绩。周遭的人害怕，越害怕，情况变得越糟糕。异样眼光、动不动就强势管控，让这些试图融入社会的”再生者“处于”被注视“的环境中，无法逃脱。

实际上，又有多少人知道，“思觉失调”，不是精神病。香港政府的“思觉失调”服务计划明确写到，“思觉失调是一种早期不正常精神状态，但如果不及早识别和及早治疗，是可能发展成为一 些精神病“。

如果及早识别“思觉失调”，治疗过程和治疗效果会比较理想。而且，当患者并未作出过任何伤害自己及影响他人的行为，日后他康复重投社区的成功率会较高。相反，如果患者早期未被识别和治疗，已发展到一些精神病时，治疗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即使彻底治疗，由于患者从前作过一些负面行为，又被人知道，可能影响其重投社区，过正常生活。

在我们的大众传媒中，又有有多少，去普及过、讲述过这些呢？

要拉开与恶的距离，要做的努力还有很多。挖掘案件背后的故事，而不是找一个符合大众期待的单一答案，才是最应该做的事。李晓明的家人，用了多大的努力才再次活在阳光下，被害者的家属，用了多大的努力才再次火灾阳光下，让生活继续，是拉开与恶的距离的不可或缺的尝试，唯有此，才能告别对悲伤的妥协，迎来与痛苦的和解。

比起除之而后快，探究犯罪心理成因，把犯罪心理扼杀在摇篮中，是还活着的人，最应该做的，让恶真正远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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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短文是对上一篇文章的一个简单引申，不是论文，只是一点反思。

刚过去的周末，在家看完了今年很火的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从精神疾病科普的角度来说，私以为这是华语圈至今最好的一部片子，哪怕是此前颇受好评的《人间世》在《与恶》面前也有点相形见绌。

当然，纪实与非纪实很难放在一起比较，但就思考的深度而言，《人间世》中关于精神疾病的那两集还是稍稍弱了一些，很多社会问题只是一笔带过，很多患者背后的故事（也许受限于篇幅）也只是浅尝辄止，让人惋惜。

当然，此前与剧组导演聊天，也知道《人间世》的重点是在于人的情感，并不像《与恶》那样“是要找出事实的真相“，就像片子里的王赦所做的那样。

作为法扶律师，王赦认为：与其通过死刑来平民愤，不如好好研究下罪犯是如何一步步成为罪犯的，从而我们才能从根源上去预防它、避免它，死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杀了一个李晓明，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千千万万个李晓明。

而更佳吊诡的是：片中的无差别杀人犯李晓明是精神病人，这就更增加了案件审理的复杂性。

《与恶》就是从王赦为李晓明辩护开始，在王赦试图揭开李晓明何以成为李晓明的过程中一点点展开，同时加入了加害者的家人、受害者的家人、王赦的家人、媒体工作者、精神病人、精神病人的家人、精神科医生、社工等等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视角，为我们编织起一个人际关系的大网。在这个大网里，去反思善与恶的边界，更重要的是去实现善恶问题以及医疗问题的“脉络化“，把问题放到它的前后文里去看，去厘清李晓明及片中另两位精神病人的人生脉络，去辨识他们的精神疾病究竟是在怎样的人生际遇、怎样的社会关系、怎样的家庭氛围中一点点形成的。

正如片中做电视新闻的News哥所说的，《与恶》要的是“同理心“，而不是对善恶问题的“去脉络化“的随意审判，因为当你能够从对方的立场出发去感同身受的时候，就会发现故事从来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便会知道善与恶、好与坏、正义与不义等等二元对立都只是对这个世界的过度简化。

所以，我说：《与恶》是一出很好的社会医学普及片，因为它让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片面的诊断标签，或是一个个简单的、刻板的症状描述，而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故事。而在前面那些标签里，在那些描述里，人的属性总是被抽离的，意义与脉络也总是被解构的。

作为医生，我们往往不知道，——也并不关心，——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除了生物学因素之外，有哪些社会的、家庭的、历史的、政治的因素也牵扯其中，因此我们的病理学只是生物病理学，却没有社会病理学的空间。

但是，一名手外伤或者头部外伤的病人可能是在工厂做工，而工厂却没有做好工人的安全保障；一名糖尿病足的病人下肢都快烂掉，血糖始终没有控制好，可能是因为要一人承担家庭所有经济，又要照顾家中瘫痪在床的母亲；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没几个月又住了进来，可能是因为家中仍旧缺乏相应的资源去支持精神病人的长期康复。

在Michael Marmot的《健康鸿沟》一书里，他罗列了太多人群健康状态与社会经济梯度呈正相关的证据。从前，在美国，肥胖、糖尿病、高血压是富贵病，是富人得的，因为富人大鱼大肉吃得好，而现在，却反了过来，为什么？因为富人开始天天动感单车、普拉提，天天Omega-3、高纤维，而美国穷人却成了垃圾食品的最大消费族群。

我们也不知道，疾病对于患者及其家庭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把那些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太多头痛、胸痛、胃痛患者都找不到明确的器质性因素）都揉作一团好不爽快地丢进精神科的垃圾桶里，却不问问他们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的。

当然，当代医学的去脉络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工业革命后一切都以标准化与规模化为目标的社会的产物。此前，在读潘毅的《中国女工》的时候，我甚至有种感觉，这分明在讲的不是岭南地区流水线上工作的女工，而是大医院里的医生，只是对于医生来讲，他们所处理的不再是流水线上的商品，而是病房或者门诊病人。同样与女工相似，在大医院里，不管是谁，哪怕是主任，如果哪天不幸离世，没过几天也会有人顶上来。

人的消亡在这里是不足轻重的，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不是无可取代的，今天一过，明天一切又都会回归正常。

其实，各行各业无不如此。BAT等网络公司无非是所谓的“大厂“，IT从业者无非是“码农“。而当码农们在反对996的时候，007的医生甚至连反对的时间都没有。

20世纪初的汽车制造业出现了福特生产流水线，大工厂、大机械化生产开始取代原有的小作坊式生产，垄断组织逐渐形成。而20世纪初的医疗行业则出现了以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为代表的大型综合性医院，于是就像刘易斯·托马斯在《最年轻的科学》里所写的那种精打细做的、服务至上的小诊所也就渐渐只是成了他对父辈的回忆。

我好友的爷爷是村里的老中医，我们时常聊起他爷爷的故事。上山采药，在家里自己研磨炮制，一个村子里的人生了病都来找他。而现在呢？甚至连中草药都已规模化种植。

在这样以效率至上的社会里，作为医生，连扒口饭的时间都没有，又谈什么“脉络化“、什么“同理心“、什么“服务至上“这种假大空的东西呢？

当然，职业分工的细化是可以谈到的另一个问题。就像前两天在朋友圈看到的另一篇文章所吐槽的，国内的医生经常要做杂七杂八的事情，所有事情都得医生来做，那么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就只能先挑重要的做，那么相比病人的那些家庭问题、社会问题，自然对于医生来讲，治病是第一位的。

再回到《与恶》，在《与恶》里有一对夫妻档，很是有爱，两个人都在精神科病房工作，丈夫是精神科医生，妻子是精神卫生社工。我觉得，这部片子对于内地观众来说大概是了解医务社工这一职业最好的一部片子了。但大概许多人都对后者的工作很不熟悉，因为在国内比精神科医生更缺的是精神卫生社工。

就像片子里有次这俩人在病房里吵架，妻子说：“你就只知道开药，病人出了院以后的问题你就什么都不管。“丈夫说：“对，我就是负责开药的，不开药没有健保，医院还怎么运营下去。至于说那些什么家庭资源、社区回归，是你们社工的事儿。“

所以，社工很多时候就是在处理患者及其家属的许多家庭问题、社会问题，需要去帮助他们寻找出院以后的落脚点，需要为不同家庭匹配相应的康复资源。所以，如果在我们医院内职业分工够细的话，那么关于医学脉络化的许多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得到分担。

当然，如果医生不重视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医务社工在病房里的存在也会几乎等同于零，但我们至今对于疾病的社会性仍旧缺乏重视。

还是以著名病理学家Virchow那句话作结：“医学是门社会科学，政治从广义上讲无非是医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