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的一份

这部充满精彩的反转、悲哀的喜剧，以指控被告扰乱社会秩序罪行，法官予以审判的情节开篇。对于，醉酒后违反轨道站台管理规定的-阿尔伯特-、醉酒吸毒后破坏公共建筑雕像的-里诺-、偷宠物店金刚鹦鹉被警察发现后出言不逊的-莫-，被宿敌克兰西等人挑衅后暴力回击超出正当防卫范畴的-罗比-来说，“社区服务”的判决貌似是这个社会对这些罪行累累的惯犯莫大的宽容与机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温暖。像罗比这样被视为社会不安定因素、边缘人群履历上的污点让他们得不到任何工作机会，脸上斗殴留下的伤疤让旁人避之不及，没有经济来源没有固定住所……他们似乎也在漠视与鄙弃中放弃了人生，但生活总会降临一些天赐礼物让人重燃希望与梦想。比如罗比与女友莱奥尼的儿子降生，让罗比感受到了责任的重量，他想要改变自己，改变生活，但是他的宿敌、他的岳父、他所在的这个社会并不想给予他这样的机会。

当然，这个世界真的有天使般的存在，老社工哈利就是发自真心地给予这些改造对象们关心与关爱。他给无家可归的罗比提供临时住处，鼓励罗比肩负起丈夫与父亲的责任，周末带领罗比和其他受罚对象去参观酒窖……在酒窖参观时罗比发现了自己对鉴酒知识的兴趣和天赋。“不能从一本书的标价判断它的价值”，罗比超常的嗅觉甚至引起了收藏家的注意，一份鉴酒的工作仿佛在像罗比招手……如果剧情就此发展，将成就一部中规中矩的真情召唤、浪子回头类的温情影片。

然而，影片安排了罗比发现被宿敌监视女友和新生儿子行踪震怒不已的情节。随着罗比对安稳平静生活的梦想破灭，随后剧情开始大反转。罗比、阿尔伯特、里诺、莫合伙抓住机会，依靠骗术、偷技、以及名流富豪的虚荣傲娇，成功在荐酒会上潜入酒窖，用天使一份的理论，用其他酒桶里的藏酒置换出天价酒，并卖给贪婪的收藏家。“社会渣渣”靠本事逆袭，实力打脸“上层名流”，搞笑的剧情竟传递出一种悲哀甚至绝望的腔调。不是为被欺骗高价买了杂酒的土豪悲哀；而是为“顺从并接受这个社会的规则并不会让被压制在最底层的人们就此过上安稳的生活”而悲哀。

影片结尾，出现在老社工哈利桌上的那份麦芽酒庄天价酒是对这个天使般善良之人的感恩，也是与冷漠世事中对温暖的褒奖。

然而我认为“天使一份”的含义并不止于此，正如影片一样并不止如此温暖：“每年因蒸发而损耗的酒大约有百分之二，这部分就叫天使的那一份。而每年摆脱般歧视、像从密闭的酒桶中蒸发一样，从社会底层摸爬出来的边缘人是否有百分之二那么多呢？对于他们是否也有逃逸出酒桶的天使那一份的幸运呢？”

偷名酒卖竞拍失败收藏家得10万四人分，然后送训导员一瓶，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前面抑后面扬，我不赞同这种错是社会的，得利是个人的观念。男主的做派没让我同情之处，相比《光猪六壮士》的艰辛生活，男主犯罪并未受到应有惩戒，社区感化乘机偷酒卖钱这是二次犯罪，导演让观众同情，说成是天使的恩赐，笑话。

《天使的一份》（2012）是由英国导演肯·洛奇（Ken Loach）执导的、以对濒临失业的青年工人自我救赎之路的写实描写而闻名的电影。标题“天使的份额”（Angels' Share）是威士忌在橡木桶中陈酿的过程中，因蒸发而损失的部分的术语（来自女解说员“每年损耗大约2%的酒，就这么消失了，蒸发进空气里，永远消失了，这就叫作‘天使的一份’”）。在故事结尾，它被顺畅地转化为一种肯·洛奇式的道德哲学的表达：对于角色罗比（Robbie）试图做出的改变而言，提炼和酒精蒸发的过程作为隐喻，就像他们人性的善良部分被耗损；不过，既然是“天使”的行为（当然，考虑到《石雨》《吉米的舞厅》中对天主教神父的揶揄，洛奇显然是在无神论的意义上使用了这个词的象征意义），这份耗损也是工人阶级人性完善或“升华”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影片第30分钟，主人公罗比和自己的朋友到一个酒厂参观，首次接触麦芽汁到酒的工艺流程，女解说员展示了酿酒厂的内部空间，包括蒸馏间，我们首次注意到酒其实是这部电影的一个主题——从工人酗酒者、酿酒工艺到后来喜剧性的名酒拍卖和“偷酒”。酒的制作是一个精确的过程，要考虑木桶的成色、体积、形状、产地等，就像人本身，也是因为不同的“遗传”环境而造成了向善的原始本能在不同空间场域的不同表达。洛奇的奇妙调性使偷窃这个“违法”行为被喜剧化和轻松化了。本篇影评也将重点分析，洛奇如何通过“偷窃”来展示一种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人生活伦理，从而将自己心中的“光”分享给他镜头下的社会底层。

这份关于“蒸馏”和“升华”的道德寓言，涉及肯·洛奇作品越到后期越加直接的“幽默”或“轻松”，以及工人阶级在自身位置上跟生活与宿命的和解。主人公罗比是一个陷入家庭困境的格拉斯哥男孩，躲过牢狱之灾后，面对儿子的出生以及岳父、妻子等人对他做“父亲”能力的指认与否认，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拼命想找到一条出路，然而发现自己举步维艰，尤其是始终无法摆脱之前与之打架斗殴的街头混混的骚扰。在社区服务时，他遇到了瑞诺（Rhino）、阿尔伯特（Albert）和莫（Mo），跟他们组成亲密的伙伴关系（在对工人社区有机关系的强调方面，这延续了洛奇一贯的思路）。罗比没想到的是，一次偶然的“品酒”，可能会改变他们的生活。他在嗅觉上的敏感，最初仅仅是朋友闲聊之中夹杂着污言秽语和嘲弄的笑谈，不被重视，就像如下台词暗示的：“现在我们能根据我们原始的本能嗅到空气中一百万分之一的酒精气味，回到我们祖先贴地爬行时的嗅觉（有些人从来没有进化，是不是？）”由于偶然的机会，他被一位知名的威士忌收藏家确认为有辨别优质威士忌的“天赋”，但他仍不以为然，不知道能用这“天赋”做什么。直到后来，迫于改变生活和“向善”无门的压力，他带领伙伴们前往苏格兰高地的酿酒厂，进行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赌博……

在故事后半段，情节的走向越发接近犯罪片、情节剧与喜剧的融合。这跟洛奇早期冷峻的写实主义纪录片是显著不同的。洛奇的早期电影从属于“厨房水槽剧”（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传统，他从法国新浪潮那里学习了跳轴等先锋的拍摄方法，从意大利现实主义那里学习了业余演员、自然光等技术，首次把英国电影的视野聚焦于工薪家庭的分裂、工人阶级青少年的教育、失业、酗酒、妇女堕胎等争议性的社会问题，并以其犀利而多产的作品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果，某种意义上使电影成为为工人谋福利的政治斗争的利器。和《天使的一份》一样，他的好几部工人阶级题材电影都是以萧条的工业城市格拉斯哥为背景的，具有相对重复的主题。比如《我的名字是乔》《甜蜜十六岁》，都讲述了工人阶级在自己酗酒、吸毒、家庭暴力、街头斗殴的弱点中的恶性循环及“重新做人”的困难性。这不仅属于英国的“厨房水槽剧”，而且有点左拉式的自然主义特征。洛奇通过创造性地使用手持摄影机、未经训练的演员和他们自己的口音（经常需要面向英格兰观众添加字幕），对工人阶级粗鄙的语言和他们特有的面容进行精准捕捉，实现了一种对现实的迷人复刻。这种高度的现实感，使我们对中心人物产生一种心甘情愿的同情，并在观看电影时营造出非常真实的紧张。比如，在台球室，罗比意外地再次遭遇前对手的攻击，经过朋友的帮助逃出室外，闹事者一直追到街上，有一段肯·洛奇经典的追赶镜头，伴随着紧张的音乐，摄影机像凶手一样寻找、跟踪、追逐、纪录着罗比慌不择路的神情，直到他被开车来的马特（罗比的岳父）搭救。马特说：“已经太晚了，就算是你想改变，他们也不会让你改变的。”这时，伴随着追赶镜头的音乐也准确地停止，为观众带来相应的“逃脱”感。

细究起来，这份同情和认同，来自于他的社会现实主义风格的沉重中所具有的情节剧和喜剧元素。比如，有一个场景，罗比在和妻子出门之后，再次发现旧时对手的跟踪车辆，他让妻子先走，之后用匕首威胁对方不得再次干扰自己的生活，在得到肯定的允诺、放手离开后，罗比踢碎了路边的摩托车（误以为是跟踪者的），却发现那是陌生人的。或者影片中一些只有在“文盲”身上才会发生的对话：

“这就跟把蒙娜丽莎搬你家差不多。”

“蒙娜who？”

……

“爱因斯坦是谁？”

“爱因斯坦是蒙娜丽莎的朋友，还记得蒙娜吗？”（第63分钟）

或者旅行途中关于反穿苏格兰裙的玩笑，或者“就算我们得到了酒，谁肯从我们这群渣渣手上买呢？”这份来自社会底层的“清醒”。

总体而言，洛奇电影中的幽默、喜剧性，不仅是一种拍摄风格和叙事方式的结果，而且来自洛奇自身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对工人位置的真实体认，这份在20世纪后期大失败后渐渐消逝的光，在洛奇的电影中反而随着他年岁渐长而更加明亮，使他在众多关注会批判题材的导演中脱颖而出。

就像学者戴锦华所说的：“与肯·洛奇同时的多重实践，都可以与现实主义产生关联，但它们都不是原原本本的现实主义，比如达内兄弟、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以及今天支撑美国电影的墨西哥三杰的现实主义……我们很容易看到《罗塞塔》《特写》不是肯·洛奇，当然，《荒野猎人》——我们的下一个议题——肯定也不是肯·洛奇。尽管在跟现实主义相关的实践中，我们能够在这些人中看到某些共享的因素，比如对历史表象之下的真实的追问，比如对边缘人群的悲悯，比如对历史被掩盖的深层的关注，这方面，《特写》《荒野猎人》都是一样的……但肯·洛奇的例外在于，他在20世纪仍然大胆无畏地展现内在的光，非常准确、有节制地传递他的价值追求。”比如，洛奇影片的一个特点是，突出了一群工人的团结和幽默感，无论是在《航海者》《甜蜜十六岁》中，还是在《寻找埃里克》《面包与玫瑰》《吉米的舞厅》等作品中，主要人物与其所生活的社区之间的有机连接，导向了一种以游行、集体斗争、罢工、欢送为标志的戏剧性高潮，这也是为《天使的一份》所分享的。

同样，尽管肯·洛奇的影片中的主人公的行为经常是“违法”的，他们却似乎有一颗善良的心，非常富有同情心，有对家庭的亲情、对朋友关系的执念。在《甜蜜十六岁》中，利亚姆想要让他的母亲远离过去的生活并提供一个新的开始，然而发现重建新生活的唯一途径就是自己成为毒贩。在《天使的一份》中，罗比为了证明自己是合格的“父亲”，必须通过再一次铤而走险——通过偷盗来实现目的。这甚至可以说是洛奇作品的“俗套”：偷窃是洛奇许多电影的主人公共有的行为。在《雨石》中，失业工人从保守党俱乐部的保龄球场偷了草皮；在《我的名字是乔》中，一群失业青年从一辆面包车上偷走足球衫和短裤；在《面包与玫瑰》中，玛雅抢劫了一个加油站；在每种情况下，这些越轨行为都是为了更加道德的动机。洛奇显然同意 19 世纪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财产就是盗窃”。当然，另一个来自电影的直接影响也许是维托里奥·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1948）。需要注意的是，洛奇如何通过在影片不同人物之间精确地分配道德，从而把“光”聚集在“典型形象”罗比的身上：在偷取“天使的一份”这个主意之前，莫（Mo）在他们参观过的品酒室内偷走了几瓶酒，上车前被罗比发现。他在试图制止对方的行为时提示说，同行的人可能为此丢掉工作。同样地，是莫（Mo）提出了从威士忌收藏家提供的情报中赚一把的建议，且起初被罗比拒绝了。在计划的执行过程中，罗比运用监狱中听到的关于偷运驴子的寓言，组织一个像模像样的团队在老板面前晃悠，请求拍照留念，以及类似的一系列决策过程，凸显了罗比区别于“猪队友”的组织能力和智慧。在藏酒室，罗比听到的收藏家和安格斯的对话，也涉及偷窃或兑换，这使罗比的“偷窃”被相对化了，至少不再是“工人阶级的恶习”。拍卖会上被众多媒体环绕的品酒过程，变成了资产阶级自我欺骗、真假难辨、丑态百出的奇观——当罗比再次出现，是在拍卖场，在上次他消失的位置，作为知道“真相”的人，看着已经是勾兑的酒，被以115万的高价卖出。和收藏家的对话也显示出他无意欺骗：“（这酒你有多少？）一瓶收藏，一瓶交换，一瓶和朋友喝。”罗比以证明自己非法来源的方式，验证了酒的纯正性。反过来说，他“诚实的卖主”身份的代价，是表露了作为自己人生第一桶金的“资本积累”的原始性。在结尾，为了暗示罗比并非贪婪的无耻之徒，而是只取了自己所需的特定“份额”，影片还让罗比把其中一瓶酒赠送给自己的“朋友”。

在影片开头，通过法庭判决，已交代清楚了酗酒、失业的家庭环境，以及社区对一个犯过微小过失的人进行惩罚对个体可能产生的影响。就像影片中人物所说的：“你爹是个混蛋，你哥是个混蛋，你也是个混蛋，到你这停下了，你不准接触你的孩子和他的母亲莱奥妮。”或者罗比自己向莱奥妮解释的：“他爸上学时和我爸打架，我上学时和他打架，我的儿子将来也要和他的儿子打架，只是为了虚荣，怕在对方面前丢脸。”但洛奇对这种由家族和社区“遗传”的酗酒、暴力行为进行了一种和自然主义的“遗传决定论”相反的理解。他观察到了主人公罗比“长大成人”过程中自我净化的驱动力。通过闪回，我们看到他在街头的暴力行为导致一个无辜者的眼球脱落，但是通过罗比重新见到受伤者时无声的忏悔，影片也捕捉到了他的自省：通过对儿子这个“天使”的责任，他意识到一个人可能对另一个人的生命产生的影响。

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发现，洛奇是典型的左翼电影人，但这并没有对他的工作造成限制，他的作品没有预先确定的理论框架或伦理准则。角色的行为是根据对环境的反应来决定的，而不是根据习得的道德来决定的。《甜蜜十六岁》中的人们并没有被定位在电影构想中不存在的善恶尺度上，而是在环境、机会（或缺乏）以及它们的关系中不断地改变的。洛奇展示了绝望的个人如何在解决失业和社区侵蚀等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的同时，诉诸非法的赚钱方法，例如轻微犯罪和毒品交易。不可否认，他对展现一种公认的、符合阶级斗争原理的世界观很感兴趣（就像在《风吹麦浪》《吉米的舞厅》中），但他的作品主要是人道主义的，甚至是人文主义的；他向我们展示了一系列个人故事，而不是构建一个个同一化的政治寓言。

因此，尽管电影《天使的一份》呈现了一个不妥协的、严峻的现实，但也有一些短暂的幽默和温柔，而洛奇的特点是同情地对待他的主人公，并把20世纪社会现实主义中罕见的光赋予他们，而我们在1950-1960年代的“厨房水槽现实主义”中并没有看到这一点。《天使的一份》中，罗比的方法可能是非法和不道德的，但他的动机是体面而富有人情味的，和《甜蜜十六岁》中想让母亲过上更好生活的利亚姆一样，他对新生儿子和妻子的爱显而易见，这使他的带有一定的道德瑕疵的行为被重新定义为“天使”的行为——是导向人生升华和更高境界的必要手段。

与早期接近纪录片的洛奇作品如《凯西回家》等相比，《天使的一份》更具有情节剧的特性，几乎不再有纪录片的性质。尽管业余演员、刻意粗糙的镜头运动仍然保留着，为他的电影赋予一种直接的生活感。但是故事的情节性更强，在紧张的部分使用了大量配乐（尽管也恰到好处、适可而止），且拥有近乎机械降神的结尾。在经历了一次“闪失”——警察找茬、两个酒瓶被“猪队友”打碎之后，罗比就像狄更斯的奥利弗一样，终于得到了一笔“巨款”和一份工作，并渐渐走上跟对自己产生败坏的邻居不一样的道路。熟悉“厨房水槽剧”或左拉式自然主义的观众肯定会明白这里洛奇给故事带来的变化有多么显著。对工人“人性”中善良方面的强调、对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的“争取”，甚至结局的“圆满”，这些对尖锐现实问题的想象性的解决，使洛奇作品中的工人身上有更多的“光”。当然，洛奇的稳定性而非断裂性在于，就像他的早期电影《凯西回家》等被批评为在纪录片中添加过多的“虚构”内容一样，他的近期电影可能会被认为在情节剧中过于强调“纪录性”的内容。实际上他只是忠于自己，在现实与虚构、纪录片与情节剧之间寻求着理想的平衡。

总之，与他的许多其他早期作品相比，《天使的一份》这部作品没有那么严峻，有很多喜剧（和一些犯罪情景）来减轻现实主义的沉闷。潜在的幽默，即使是在极度绝望的情况下，不仅是一种戏剧手段，而且是洛奇更加坚定的工人阶级体认的产物，这使他区别于和他同期的现实主义导演。

《天使的一份》是肯·洛奇导演典型而又不典型的一部作品。一方面，它以强烈的现实主义语言、对底层边缘群体的体认和对政治议题的敏锐介入延续了导演一贯的风格；但另一方面，它又没有洛奇其他作品中那么尖锐而刺痛的棱角——大部分人会将《天使的一份》认定为一部喜剧，正如它的结尾所导向的那样。

“每年,盛放在木桶中的威士忌,都将有2%的部分会被蒸发走，一去不归，这也是被带走的灵魂一部分，我们将这称为Angel’sShare（天使的一份）。”这是电影中的一句台词，也是片名的由来。虽然听起来很浪漫，但稍稍仔细一想，被蒸发走的2%去了哪里呢？我们是不是忽略了这2%的存在？

2%的荒诞：“两个世界”的结构性对立

影片在一开始便展现出公权力与平民的某种对立姿态。作为本片主要角色的四位青年以正面偏左机位被镜头一一介绍，他们分别因醉酒掉入铁轨、偷窃鹦鹉、破坏公共雕塑、斗殴还手过重而被判处社区服务，摄影机又以侧面机位穿插拍摄了受审的几位非主要角色，并且加入了极具荒诞喜剧效果的公诉词：“被警官问到作何解释时，被告回答，你怎么不抓强奸犯、谋杀犯和性变态”；“被告在兼职做清洁工期间依然享受社保，在骗取自己不应得利益方面屡教不改”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镜头在面对法官时，并未采用传统的对称构图，而是将公诉人突出在中心位置，辩护人则处于画框边缘。

这种不稳定构图容易使观影者相信，司法更加偏向公权力一方。影片中公权力的直接闯入还包括,当在四人满载而归走在乡间小路时，当地警察毫无理由地怀疑他们偷了东西并要求搜身，甚至要求他们掀起苏格兰裙。虽然更多是作为一个结构性情节出现，但导演在此处加入这一插曲，使得公权力对平民人权的肆意侵犯作为不言自明、约定俗成而存在的现实，未曾说出，但已然说出。

在此片中，“两个世界”的结构性对立更多地表现为资本家与所谓“弃民”之间的云泥之别。很难想象，这个世界上会有资本家为了竞拍一桶威士忌争得你死我活，最终出价115万英镑；同时也很难想象，21世纪的今天，仍然有人不认识爱丁堡城堡、蒙娜丽莎和爱因斯坦——这便是《天使的一份》营造的一种荒诞的对立。边缘“弃民”一直是肯·洛奇电影的聚焦对象，从早期的《小孩与鹰》到最近的《我是布莱克》，他用电影语言不断印证着“贫穷、穷人还不是这个世界问题的深渊，或者地狱的最底层，贫穷的问题正在急剧演化为弃民的问题”[1]。所谓的“弃民”，可以被理解为一群“透明人”——世界没了他们无所谓，他们没了世界也无所谓。

在《天使的一份》中，洛奇将镜头瞄准了那些失业的、彷徨的苏格兰年轻人。为了表现他们在世界的游离状态，本片大量使用中近景浅焦镜头，将镜头的焦点锁定在某一人物身上，甚至有时在运动中失去焦点，形成了一种风格化的语言。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当四位青年结成队伍向麦芽酒庄“进军”时，画面又出现了大全景。影片用另一种语言告诉我们，当向资本宣战时，弃民——即使是团结起来的弃民——显得如此渺小。在《天使的一份》与其他洛奇执导的电影中还可以发现，驾驶汽车的场景鲜有正面镜头，而通常从侧后方拍摄。或许在“两个世界”的结构性对立面前，没有边缘人能真正操控自己命运的方向盘，大多数只能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前进。

另外，被边缘化的不仅是罗比所代表的群体，也是整个社会结构及其所属的地域结构。影片有意识地选择了威士忌、苏格兰裙等具有苏格兰本土特色的表意符号，更是运用了导演一贯擅长使用的方言口音。影片故事发生的主要空间——苏格兰，正经历着传统工业的大幅衰落与转型困难，这也是产生罗比这些失业青年弃民的根源。另一方面，影片更是自觉地引用了全英乃至全球的地域符号：伦敦，象征着英国最高水平的都市文明和发展水平，也可被视为产业转型成功的标志；而美国、俄罗斯、中国——那些来自远方的买家们——构成了一个更大的全球性资本结构。世界眼中的苏格兰与真实的苏格兰，以一种荒谬的现实主义碰撞在一起，其所形成强烈落差，或许能够解释为何这些弃民感觉到被世界抛弃。

2%的困境：代际循环的突破与重启

在肯·洛奇的电影作品序列中，他一直都善于探讨一个人、一个家庭如何打破坚固的阶级壁垒和暴力循环结构。而这种代际困局的突破，无一例外都不是通过正常、合法的途径。在《甜蜜十六岁》中，青年莱姆只能铤而走险，通过加入贩毒团伙的方式为母亲争取更好的生活，使她远离原有的堕落的生活圈；在《寻找埃里克》中，邮差埃里克发现大儿子与当地帮派纠缠不清，无奈只得聚集朋友们以暴制暴。而在《天使的一份》中，这一主题的表达则更显直白。卢克的出生是罗比生命的重要转折点，这位“天使”的降生，与其说是磨平了罗比内心坚硬的棱角，不如说是强化了他冲破围城与命运抗争的决心。

从镜头语言来看，本片的段落之间大多使用简单明快的切换，但两处渐隐效果格外突出。罗比与哈里喝酒庆祝儿子降生时，哈里问卢克的名字是不是跟爷爷的一样，罗比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是，没有机会。”在医院探望女友和刚出生的孩子后，罗比回到破旧的家中，此时镜头第一次渐隐，场景慢慢地变黑。又一次，当女友质问罗比与克兰西有什么仇时，他轻描淡写地说：“他爸上学时与我爸打架。”女友显然被这种荒诞的现实激怒：“那卢克是不是也要和他的儿子打架？”画面第二次渐隐。这种朴素的电影语言意味着主人公罗比和女友莉奥妮黯淡的心理状态，不断提醒和暗示我们这种暴力代际循环困局的无解性结构。

罗比的第一次重启机会是地域性的，但这逐渐被证明为一个失败的方案。莉奥妮的父亲给罗比5000磅让他去伦敦，这被他认为是一种有失尊严的“打发”。后来，莉奥妮和他尝试搬进亲戚的朋友家，但也被仇人秘密跟踪。影片企图告诉我们，地域的重启无法打破暴力的循环结构，更难以突破阶级壁垒，因为贫困和暴力根源于不公正的社会结构，而这个无解的问题却是全英国乃至全世界都存在的。

肯·洛奇的“天赋论”（《小孩与鹰》截图）

威士忌是罗比的第二次重启机会。虽然之前从没喝过威士忌，但正如洛奇的早期电影《小孩与鹰》中男孩拥有的驯鹰本领，罗比在一开始就显现出某种嗅觉天赋和学习欲望。在这个“励志故事”中，2%的天才似乎比98%的汗水更加重要。但威士忌品鉴毫无疑问是资本的游戏，罗比根本没有通过正常途径进入威士忌行业大门的机会。因此，一个典型的“肯·洛奇式”解决方案摆在眼前——通过绕过社会法律或道德规制的方式，达到改变阶级命运的目的——这是底层人民突破贫困和暴力代际循环的唯一途径。

肯·洛奇的“偷窃癖”（《小孩与鹰》截图）

在一些豆瓣短评中，有人对此批评道：“通过盗窃来重新开始？现在电影的主流价值观都扭曲成这样了。”然而事实上，洛奇已经给予这个问题以足够的重视，在情节设计和镜头语言的处理上对罗比表现出极大的包容。

在最关键的偷盗威士忌桥段，影片摒弃传统的“最后一分钟营救”叙事，而是单线聚焦罗比，仅用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加强紧张的气氛，将“偷窃”这一行为突显为一种无奈的选择。当酒庄老板和收藏家马洛尼进入酒窖进行“暗中交易”时，无数橡木酒桶构成了天然的前景遮挡，形成“画框中的画框”，摄影机以偷窥者的视角在马洛尼和罗比之间切换，冷暖光源的对比更显示出罗比内心的矛盾与复杂。而与这种镜头语言相照应的荒谬现实是，看似体面的马洛尼实际上也在干着“偷窃”的勾当，这进一步在心理层面消解了观影者对罗比突破法律底线的谴责。

2%的温情：分享与馈赠的阶级意义

本影片与肯·洛奇大部分作品的不同在于，全片乃至结尾都以一种轻松的喜剧情节消解了社会现实的残酷与辛酸，小人物也大多流露出积极善意的一面。是什么塑造了这2%的温情？我们终能发现，使《天使的一份》结局保有一丝暖意的，恰是在片名中就已强调的分享与馈赠，是一种阶级内部的结构性力量。

在洛奇的电影中，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中的个体常常不能团结一心，却总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在一个采访中洛奇表示，在80年代初的某一时期，“最基层的人民准备好要和撒切尔战斗到底，但工会的头目却在做交易”[2]。对于工会头目背叛工人的问题，他还专门拍摄了纪录片《领导的问题》（A Question of Leadership, 1981）。或许正是源于此，洛奇的电影经常内聚焦于工人阶级和底层人民的分歧，在更高维度反映为所谓“革命第二天”的问题。在《甜蜜十六岁》中，莱姆一心想带出狱的母亲进入新生活，却在过程中遭到昔日好友的不理解，甚至最终连母亲也不愿放弃旧生活；在《风吹麦浪》中，爱尔兰共和军的兄弟二人在革命成功后却因为“是否继续革命”的意见分歧分道扬镳，最终弟弟下令处决哥哥。

当阶级内部的领袖个体迅速跃升，剩余的人却在地位与思想上无法与之同步，所谓“工人阶级兄弟情”是否依旧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天使的一份》与《风吹麦浪》和《甜蜜十六岁》恰好形成了一个问题的正反两面。在影片中，洛奇充分肯定了分享与馈赠的阶级意义：个人的成功最多是一种单向的阶层流动，对整个阶级境况的改善没有意义，而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共享”才更有助于弃民群体的声音被社会听见。

从影片后半段的镜头语言来看，在计划实施前的谋划阶段，镜头多以罗比单人中景、其余三人共享一个画面的形式呈现，以突显罗比作为领袖者的角色。而在计划成功后，构图显然变得更加平衡。

有趣的是，导演突然加入了一个反转情节，人为制造了内部矛盾——两瓶威士忌因阿尔伯特的不慎化为乌有，这也是影片中四人唯一出现剧烈不和的片段。此时的画面以两人为一组，表现出一种分崩离析的端倪。

激烈争吵后，剧情因阿尔伯特的阿Q式精神胜利法恢复了平静。在下一个场景中，敏锐的导演立马使四人重新出现在同一画框中，且罗比走在了画面边缘，刻意避开了那些“革命领袖”叙事所常用的中心位置，这与罗比最终慷慨地平分成果形成了对应关系。

最终罗比还将其中一瓶威士忌送给了哈里，这使得影片的温情愈加外溢。哈里不是四人集团中的一员，甚至原本处于他们的对立面，但他有“天使”般的善意，为罗比提供了现实的契机，更使罗比决心走出底层生活的代际循环。在这一场景中，满橱柜的威士忌显示出哈里是爱酒之人，但镜头都做了虚化处理，而将焦点集中在罗比馈赠的那“一份”上，表明了洛奇对某种阶级友谊与认同价值的充分肯定。

“罗比走后怎样”

影片颇显光明的结尾是，罗比和莉奥妮走上了创业之路，另外的三个伙伴拿到钱后继续他们的生活。罗比对朋友们承诺：“我们一定下来就接你们过去……别把钱花在老虎机上，干点有意义的事。”同时，这也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结局。罗比走后怎样，这笔钱是否能真正改变他们的境况，其余三人是否会继续不思进取，罗比是否能够冲破那种绝望的循环结构，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是导演留待我们思考的问题。

肯·洛奇曾因其立场问题被“封杀”十余年，这像极了本片中威士忌的酿造过程，从麦芽间、发酵室到蒸馏房，都为最终那“天使的一份”做足了积累。在《天使的一份》中，导演以“两个世界”的结构性对立为起因，以代际循环的突破与重启为转机，以分享与馈赠的阶级意义为升华，演绎了“百分之二”无比真实的荒诞、困境与温情。而至于罗比走后怎样，洛奇似乎故意留下悬念、留足精力，等待下一步电影继续为我们讲述那“百分之二”透明而现实的故事。

[1]戴锦华. 魔镜或碎窗——肯·洛奇与《我是布莱克》[J]. 长江文艺评论, 2017(01): 58. [2]路易斯·奥斯蒙德. 对比：肯·洛奇的生活和影片[EB/OL]. 英国, 2016-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