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在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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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一部电视剧横空出世，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观剧热潮：街头巷议、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在之后的三十余年间，轰动性的电视剧层出不穷，但能够掀起如此社会性轰动，并且深刻地改变着国人观念的电视剧，或许只有两部，一部是1990年播出的《渴望》，另一部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北京人在纽约》。

【西洋镜】

    《北京人在纽约》能够火遍中国大地，理由当然有很多：

    这是第一部全程在美国拍摄的影视剧，对于当时还没能真正意义上“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来说，一切都那么新鲜，一切都那么“奇观”：曼哈顿岛耸立的混凝土森林、满口中文的美国资本家、以汽车为主的交通体系、装潢风格现代的居家内景、霓虹闪烁的布鲁克林街头...主创用在1990年代还很少见的银行贷款的方式，斥资150万美元、历时三个月的时间在美国拍摄了这部电视剧。由于这种贷款出国拍摄的方式在当时几乎闻所未闻，拍摄贷款的申请甚至一路上呈到了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李瑞环手中。

    彼时，中国也恰逢“出国热”，1990年坊间风传当年将会是托福最后一次在中国举办考试，报名考试的人将驻京的美国考试中心围得水泄不通，出国念书、出国淘金，是当时的时代主旋律。但是美国领馆高居不下的拒签率、外汇兑换限额、高昂的出国成本...所有这些，使得出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概念。而《北京人在纽约》就成为近距离“接触”美国的最佳途径。

    当然，《北京人在纽约》以其在当时人看来大胆的故事主线（情人、异国恋、离婚等话题，在彼时的中国影视剧里还不多见）、对异国文化“异域性”的呈现，以及几位主演（尤其是姜文和王姬）性格鲜明的出色表演，使这部电视剧获得了高达67%（一说57.3%）的收视率，可谓万人空巷。之后更是被删减成了两个小时的电视电影，在美国PBS电视台播放。

    在大洋的另一边猎奇、窥探、凝视美国——从表面上看，《北京人在纽约》给了全体国人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如看西洋镜一般地，沉迷在异域世界之中。

【电视版《海国图志》】

    1993年之前，中国人想要了解美国，主要通过三个途径：报纸杂志上的文章，从海外归来的亲友，以及以《加里森敢死队》（Garrison's Gorillas）、《神探亨特》（Hunter）为代表的纯商业影视剧（但是这类影视剧，对于想要了解当代美国社会的生活与文化的观众来说，几乎没有多少参考价值——唯一的例外或许是《成长的烦恼》[Growing Pains]）。

    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弥漫着三种热潮：西方文化热，中国文化批评热和文化寻根热——这三种热都与《北京人在纽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1980年代出国热潮中的很多人，都在回国后把美国描述成了天堂一般的存在。在当时北京各大高校风靡一时的讲座中，很多留美归来的知识分子，把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形容成一个“完美社会”：制度完善、机会均等、社会文明。当时的学生对于那些身临其境大谈“出国感受”演讲的热情，要远超过对僵化老套的专业课的兴趣。很多留洋的人，未必真的在国外混得很好，但或是出于“报喜不报忧”让父母妻儿宽心的心理，或是出于面子、自尊，或是真的不太了解西方世界的真实运作，在归国的人口中，美国，确实充满了机会和希望。

    而经过报纸、媒体和亲朋好友的口口相传，全社会对于西方文明的向往更是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各种世界文学名著、学术名著、哲学名著的翻译如火如荼，排队购买的读者也是人山人海，国人对于“开眼看世界”、拿来主义所抱有的热情是我们今天所难以想象的。这就是中国1980年代广义上的“西方文化热”。

    而彼时中国知识界乃至社会，也弥漫着一股“自我仇恨”的情绪，很多人都对中国的历史传统产生了怀疑，开始反思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华文明的落后性等话题。电视纪录片《河殇》可以说就是这种“自我仇恨”的重要表现——这就是“中国文化批判热”。

    而第三种“寻根热”，我们将会在最后一部分详解。

    《北京人在纽约》可谓是对这些“崇洋媚外”思潮的反动。这部电视剧对美国社会崇尚强者、弱肉强食、利益至上的商业环境直言不讳：第一集中王起明和郭燕刚落地美国，就被郭燕的姨妈丢在了地下室中，还没有结束一天的旅行，就已经身背900美元的债务，两个满怀憧憬和希望的追梦者就遭遇了“无情”的下马威。而之后，郭燕更是遇到了大胆示爱的美国老板大卫，大卫后来明知郭燕是有夫之妇，但仍然没有放弃对她的追求；可与此同时，大卫又“爱慕归爱慕，生意归生意”地对郭燕的工作提出了苛刻的要求，美国人这种将亲密关系与职业态度截然两分的处世哲学，无疑也与中国重人情味的人际惯习格格不入。

    电视剧开始的那句题词：“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当年更是火遍大江南北。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也从原来的天堂，变成了践行者赤裸裸丛林法则的商业社会。

    《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美国，对于彼时的中国人来说，无疑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残酷险恶、冷漠无情、成王败寇、崇拜强者，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可以被简化成钱，金钱是一切行动的基础，哪怕夫妻、血缘也不能逃脱其外。在这个意义上，《北》确实以其超高的收视率，给当时所有中国人都好好上了一课：美国，或许是天堂，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更像是地狱。

    但今天的我们，就算没有出过国，也对美国有了更多、更准确、更全面的认识。一方面，它枪支横行、社会分裂、价值观冲突严重、种族歧视或隐或现、贫富差距严重、中产阶级非常恐慌；但另一方面，美国仍旧是世界第一强国，坐拥世界上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很多美国小镇虽然不至于花团锦簇，但也安详和乐，社区关系融洽，相当一部分的美国人仍然真诚、善良、友好、乐于助人。

    事实上，《北京人在纽约》所表现的美国，也仅仅是另一个极端的美国，绝对不是什么所谓现实主义、写实主义地对美国的呈现。就算是美国最无情、最冷漠、最商业化氛围浓重的纽约和纽约的银行家们，在911事件发生时，也不尽然是唯利是图、惜命如金、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自私鬼。事实上，当1997年《泰坦尼克号》（Titanic）上映时，报刊媒体上所引用的“资本主义也是有人情味”这句话，其“反击”的潜文本，就是《北》中给无数中国人留下极端深刻印象的资本主义的无情。

    《北京人在纽约》不单单是一部电视剧。它无疑是新时代的《海国图志》，让有幸生活在影像时代的中国人，能够更加具体、感性地感知到“美国”乃至“资本主义”的面貌。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也不仅仅是国人对于剧情的热烈讨论，同时还有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在观感上的巨大裂变和逆转。很多热烈拥抱“西方文化热”和“中国文化批判热”的国人开始重新调整立场来看待西方，而“出国热”也在很大程度上有了降温。《北》对于西方近乎妖魔化的“极端”描绘所带来的广泛的社会影响，直到2000年之后才渐渐消散。

    如果说西方人以奇观化和妖魔化的视角来看待东方人，这是所谓的“东方主义”的话；那么《北京人在纽约》也呈现了一个极度东方人视角的、被扭曲的西方世界，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称为《北京人在纽约》的“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而这种西方主义背后所折射的，其实是这部电视剧更为隐蔽的内核：

    《北京人在纽约》，虽然全程在美国拍摄，但其实与美国无甚关系。《北京人在纽约》实际上是一部关于中国的电视剧，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的人情世故、奋斗生存和性格内核的电视剧；更进一步讲，它是一部关于“寻根”的电视剧。

【寻根】

    《北京人在纽约》反响热烈，但是关键词不外乎：美国文化、资本主义，以及在美国的中国人所承受的生存压力，以及他们去美国后所发生的性格转变。就连学术界在讨论这部《北》时，多半也是将其放在东西文化冲突的视角中，比如刘禾、杨美惠、罗丽莎（Lisa Rofel）等受西方训练的学者，也更多关注的是《北》中的跨国性、postsocialism、大众传媒等。

    但实际上，《北京人在纽约》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美国化失败”的电视剧，它所关心的，更多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传统，而非美国。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出版《剑桥中国史》以及很多海外汉学著作，这些以西方人视角来阐释中国历史的书，迅速在中国走红。很多中国人一方面震惊于西方人看待中国历史的一些视角，一方面也觉得很多自身习以为常、不以为意的事情，原来在西方人眼中会有那么丰富的文化内涵。比如孔飞力（Philip A. Kuhn）通过一场地方性的迷信活动来研究清廷政府的运作体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通过文学作品中的回忆主题来研究中国文人的心态......所有这些，都让当时的中国读者觉得耳目一新。很多事情，似乎作为中国人，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仔细想想似乎也从没有人点破过；反而是站在外国人的视角上，却能对那些在中国人来说不成问题的地方，问出有意思的问题，捅破那一层窗户纸。

    《北京人在纽约》也同样如此。《北》中的那些中国人之间的人情世故，那些处世哲学之于中国人来说，就像天空之于飞鸟，流水之于河鱼，本身无足为奇；但是将他们放置在资本主义的坐标语境之后，本来那些就像空气一样无色无味的中式人际社会，就一下变得清晰异常：亲戚之间可以不讲情面，跟情人借钱也一定是要还的，没有人在乎你是否是个才华横溢的大提琴家......中国人所讲究的面子、关系、人情，似乎在美国都行不通了（其实美国人也是讲面子、人情、关系的[看看他们现在的总统吧]，这也是《北》并不是一部现实主义电视剧的地方）。

    借助美国的重商文化、强者崇拜，以及美国人之间的“人情淡漠”，中国观众得以在这个坐标体系下，清楚地将自己投射在这部电视剧中。《北京人在纽约》就是将非常典型的四个中国人，放在了美利坚的社会语境下，在生存能力和情感适应的坐标维度上，来看他们之间的爱恨沉浮。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北》中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式type，然后将自己代入其中。我们可以来看看《北》的四位主要人物：

 

    首先，王起明，我们的一号男主角。来美国后，经过短暂的不适应后，他立刻开始融入资本主义的文化当中，他在情感上鼓励老婆郭燕，在事业上开始从中餐馆的洗碗工开始干起，一路发家成为老板——他就像是中国第一代的“下海族”，勇于拼搏，希望能混出个人样来。但当面对好友去世、女儿叛逆时，他又变成了最传统的中国人，他希望能对朋友讲义气，获得女儿的尊重和认同......电视剧行将结束时，王起明又陷入了债务危机，但他已经能开始以“美国人”的方式去应对，这是他在美国生存能力“养成”的最好体现；但好友老李的去世、女儿对他的恩断义绝，又让他在情感上逐渐开始质疑美国。

    然后，郭燕，王起明的前妻。她从来美国的第一天起，就在能力和情感上无法适应；哪怕最后和大卫结婚，她依然无法分清公和私之间的界限：对前夫的愧疚之情，使她在无意之间把大卫公司的商业秘密透露给了前夫，导致了大卫破产；而在与大卫离婚后，她又非常中国式“不蒸馒头争口气”地不要任何大卫的财产，以证明自己不是为了钱才嫁给大卫。郭燕在美国仅有的一点工作上的成功，依靠的也是中国人传统的勤勉和韧性；她努力想要在情感上接受美国文化，但终究宣告失败。在剧终字幕对剧中人的交待里，她在攻读完学位后，选择回国工作。

    阿春，王起明的情人。无疑，她是全剧最适合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能力上。她能迅速洞悉美国文化，并且利用美国式的规则为她自己打下了一片天地。她既是王起明的情人，也是王起明在美国的导师；通过她的口，观众得以了解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并且也通过作为中国人的阿春，我们得以看到中国人的文化惯习在美国屡屡受挫的文化根源。

    最有趣的，是宁宁，王起明和郭燕的女儿。她像一张白纸，来到美国——她不会像父母初来美国时那样只有华山一条道，父亲在美国打下的基业和她的年龄，赋予了她无限的可能性和可塑性。但是就是处于坐标原点的她，最后却选择了最叛逆、最可悲的一条路，不仅完全背弃了中国传统所认可的价值观念，甚至也成为了美国意义上的边缘人群（一说她吸毒后遭遇枪击身亡，一说她去了非洲或澳大利亚）。

    在《北京人在纽约》的四位主人公身上，我们看到了1）不甘于后的中国（王起明）、2）踏实勤恳的中国（郭燕）、3）可塑性极强的中国（宁宁）以及4）在西方游刃有余的中国（阿春）。每一个观众都可以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文化坐标，并且能够感同身受般地预想到自己在美国的境遇。

    同时，片中的美国角色其实非常少，能数得上的也就是男二号大卫和配角安东尼两个人，而就这两个人也充斥着“脸谱化”的外表。男二号大卫的角色，其实在原剧本中也是一个华侨（原计划由陈道明扮演），而非“纯正意义上”的美国人。因为剧组内部的原因（一说陈道明不喜欢剧本，一说姜文提议找个“纯美国人”以凸显东西文化冲突），最终剧组才选定了会说中文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戴博来饰演这一角色。

    根据访谈，戴博在《北》之后，也曾接到很多中国影视剧的邀约，但他基本都拒绝了，因为这些影视剧，只是需要他那张美国脸和“符号化”的洋人身份——可事实上，戴博在《北京人在纽约》中，也同样是一个较为“脸谱化”的美国人，我们很难在他身上发现那种“人物成长”的轨迹。大卫和安东尼在《北》中，几乎就代表着全部的美国。

    从这个意义上，《北京人在纽约》就像《剑桥中国史》一般，它用非常西方化的视角坐标（哪怕是伪西方），剖析了中国传统文化里不同类型的人情世故、文化惯习和个体性格。它与1980-90年代的“寻根文学”（如阿城的“三王”、莫言的《红高粱》系列、王安忆的《小鲍庄》）一样，《北京人在纽约》在本质上也是一部拷问中国传统社会观念的电视剧，只不过它全程美国外景拍摄的外壳，完全遮蔽了这一点——它的本质，无关美国，而是处于巨变中的中国人和他们无法改变、无从改变的文化之根。

    或许也正是如此，这部电视剧才让如此多的国人如痴如醉，因为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美国，更是那个波澜壮阔年代的他们自己。

周末，复习了一遍N年前的经典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感触颇多

==============关于国外的生活=================

剧中的王起明和郭燕一下飞机就被打晕了。面对着英文字母，他认得你，你不认得他；耳边飞过的单词，似曾相识却没法捉进耳朵里；求人问路，话到嘴边，却恨不得直接用中文来表达。住在地下室，潮湿不潮湿不知道，但至少阴暗，白天都要开灯。上餐馆打工，面对成山的盘子，以桶计的洋葱以及锋利的菜刀，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餐馆的背后是这样的。

类似的生活经历，引起我的共鸣。刚下飞机的时候，似乎只认得"出口"，路边的告示似乎能够读出来，但却不知道啥意思。住的地方虽然没有地下室那样阴暗，但两个人挤在一个不足16平米的小屋里，放下一张兼书桌、饭桌和做饭的案板的四条腿的东西后，转个身都是一个技术活。在法国，我打工不算多，但同样也经历过那段黑暗的日子。当锋利的菜刀划进手指的时候，触觉神经先于痛觉神经感受到那冰冷的钢铁异物进入血肉之中。随之而来的钻心的痛才会让你下意识的弹开拿刀的手。没有酒精消毒，只能到前台倒一杯度数高的酒，把伤指泡在里面，眼看着酒杯被染红。。。。。相对而言，面对成山的碗碟要更容易点，因为已经麻木了，只有几个简单重复的动作，只有一个简单明了的目的。时间和疲劳在这里已经凝固，比麻醉剂还管用。下工以后，精神已经疲倦到了极点，可身体却还因为惯性而兴奋着。那种矛盾的痛苦，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真正去体会。

出国的时候为了能够上飞机不超重，箱子里的东西是精简了又精简。于是，到了国外的生活也是精简了又精简。前几天，几个朋友一起吃饺子，谁都没有擀面杖，只有用酒瓶子代替。其中一个刚来法国不多久的朋友面带羡慕的说道“这才是真正的留学生活”，而我却笑笑不语。因为这些都只是表象，一种表现出来的形式而已。而真正的原因是生活所迫，有的东西带不过来，有的东西在这里买不到，有的东西要买却很贵。。。。就象剧中捡家具的情节，相信每一个出国的穷留学生都有过相似的经历。经历不是用来羡慕的，经历是用来体会的，去体会那个过程，用那个过程在自己的心里印上一个烙印，而不仅仅是画一个“到此一游”。

=============关于梦想与现实==================

王起明在国内是大提琴演奏家，郭燕在国内是中医，一个艺术家，一个医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而到了美国，却要睡地下室，洗盘子，受人白眼挤兑。那种心理落差比生活的简陋更加折磨人。因此，当王起明捡回电视机并且在那里自我满足的时候，郭燕用一种鄙夷的眼光看着他“我觉得你变了”。在她心里，梦想断不能因为现实的残酷而磨灭。现实的残酷，让她无法接受，因为，她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梦想实现的希望。而王起明在事业成功了以后对他女儿说了一句话“这么多年，我靠什么活着？就靠这把琴!!!”，即使在他最落魄的时候，与七八个人挤一间屋的时候，梦想都始终跟随着他。

我们都是带着梦想来到这里留学，可是，现实与梦想绝对是有差异的。在一年又一年的重修之后，在打工与上课的矛盾之中，如何去处理好现实与梦想的关系？？

一个朋友，一起来到法国，一起学语言，也一起进专业。当初的他，怀揣着理想，雄心壮志。但生活所迫，不得不边打工边读。于是第一年挂掉，再重读，再挂。那个时候的他，依然没有放弃理想，因为碰到他时，他感概说浪费了很多时间，想要重新拿起课本，不然在这里光学杀鱼了。而再过三年后，再碰到他，他已经完全放弃学业，老板正在准备给他转身份。

我无权去评价别人的选择。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梦想，而现实中却又有无数的岔路让你选择，如何去选择？生存与梦想，何去何从？这个朋友是幸运的，他能够做得很好以致于老板愿意帮他转身份，也许这是适合他走的路，而其他人呢？那种打了几年工最后既不能继续学业，也无法转换身份，最后只能等待收遣返信的人难道还少了吗？

================漂泊===================

出门在外的人，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漂泊感，无归属感。几个箱子，几套衣服，一台笔记本就差不多是全部的家当。哪里有家？哪里是家？是那个租住的睡觉的并堆放着行李的小小的空间吗？这个月可能在这里念书，下个月也许就得搬着所有的家当去到另一个城市实习，就象是北漂一族，无根的野草。找工作时，面试时，面试官问我，对地理位置有没有什么要求。我笑笑，答道：没有要求，全法，全欧乃至全世界。试想，我从一万多公里远离家乡来到法国，法国的面积相对于这一万多公里又能算得了什么？我已经作好了准备漂泊。

===================别拿文凭说事儿===============

大李，王起明在餐馆打工时候的北京同乡，为人老实。在美国8年，拿到两个博士学位，打了8年的工，什么苦都吃了，什么罪都受了，好不容易拿到绿卡，却最后永远的留在了纽约。文凭，文凭什么都不是。

很多时候，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朋友时不时的会说起，你都是PhD了，多了不起啊。但是，我从来都对别人用我的学历来说事儿很不以为然。在法国，博士文凭甚至比不上一个工程师文凭，为啥？？其实，我并不是要鼓吹读书无用，更不是自贬身份。我只是想强调，学历，只是证明一个人有这样一个学习的经历并且拿到在这个教育框架下的合格的标准。但并不能代表，或者说不能完全代表这个人的能力。我知道，有很多人到法国来，想的是拿到文凭后就回国，把文凭当作来留学的唯一目标，只要考试能够混及格就皆大欢喜了。我也带过不少master的学生，有好多真的是属于混日子，根本不注重对知识的掌握和对自身能力的培养。文凭，俨然成了他们的护身符，却殊不知这是一个多么脆弱的护身符。

===============爱情，亲情，夫妻===================

这个话题是一个非常难以表述清楚的话题。引用一个朋友说的一句话“出国，就是对夫妻关系的一个破坏性试验”。无论是一起出国还是分处两地。异地的，就象齐秦的那首歌里唱的“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我思念时你正入眠…………”，两个时空，两个生活，两个世界，时差和距离将两个人分开。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环境，只凭电话和网络联系，却依然无法排解心中的寂寞。更何况，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境遇，两人的思想的差距必然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长。我不赞成门当户对这种选择方式，却不得不承认“门当户对”也有着它内含的道理。试想，两个境遇生活完全不同的人，思想不在同一个层次，如何又能够保证两颗心能够融合在一起，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如果你不能理解我，我也不能理解你，两个人在一起又有何意义。

那么一起出国的呢？王起明和郭燕就是这样的例子。艰苦的生活，梦想的破灭，从高空摔到谷底的落差，生活的琐碎，极易让人的心情烦躁，生活的矛盾便由此而生。打击之余的失望，是对人的残酷折磨。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才能有高质量的婚姻？王起明为啥和郭燕分道扬镳？不就是这种落差吗？郭燕为啥最后嫁给 David？不也是因为David可以为她提供希望和优越的生活吗？虽然这样说起来很落俗，但在她的潜意识里，不可否认的有这样的因素在里面，而在现实生活中，为着利益，国籍而投向有钱的老板或能够提供身份的外籍人士，这样的例子少吗？其实这种现实并不是只在国外才有，在国内同样有这样的现实，只是在国外的这种环境中，压力下，人更容易感到绝望，更容易没有安全感。寻找安全感，这是所有人，男人和女人，的最原始需求。

而王起明和郭燕毕竟不是一般的普通的夫妻。他们是结婚十几年的夫妻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这种感情不是简单的肌肤之爱可以去比较的。十几年的日夜相处是怎样的一种感情？是那种抓住对方的手象抓住自己的手的那种感情；是那种对方的一举一动都在你的预料之中的熟悉；是那种过去十几年紧紧跟随一路的生命的融合；是那种挥之不去，伴随着成长过程的刻在骨髓里的记忆。所以，在两人分手之后，他们不可能完全的绝裂，也不可能仅仅成为简单的普通朋友，因为那种感情已经转化为亲情，已经融合在自己的生命之中，如何能够轻易的割舍。这也是为什么郭燕两次背叛David，向王起明提供信息；在David的车撞到王起明的时候，她毫不犹豫的拿出300美元；在她知道王起明的工厂有困难的时候，跑到工厂里为他当工人为了按时完成订单；这也是为什么王起明在知道郭燕要拿到奖学金很困难后，主动向学校捐了一笔远高于郭燕奖学金的资金，既保证了郭燕的奖学金又保全了她的面子；当郭燕离家出走，王起明求助于私人侦探的时候，他说“他是我女儿的母亲”…………两个人十几年的情份，又岂是这样的分开可以轻易断绝的？？

引用两句剧中的台词：“我和王起明一起生活了十几年，他对我比对谁都好，可是到这儿，我们招谁惹谁了？”“在国外，必须学会，把感情和生存区分开来”





生活，是美好的，但也有太多的无奈，所以有太多东西要去学习，所以，时不时的复习一下，才知道如何面对这些无奈。

尽管这部片子有相当多的穿帮镜头，但这部投资150万美元的电视剧不仅是当时的大制作，并且，也是部杰作。尤其是最后一集里的一个镜头：林立的坟墓背后映衬着大片的高楼。你会发现，其实人活着还是死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选择活在哪里，死在哪里。
移民问题在社会学里是个研究得挺多的事儿，移民一代/移民二代，他们的身份认同感都很成问题。这部片子表面上说的就是这么个事儿，当然远远不止这些，爱情，自由，梦想，基本上人性的善与恶它都叙述到了，并且用一种你无法抗拒的笔调，透视出残酷与温情在一个人身上的共存。
他们为什么要放弃在国内拥有的一切，来到陌生的国家？
他们为什么要把希望寄托于一片虚无缥缈的土地？
这个问题从郭燕的姨妈那儿能找到答案：资本主义的物质生活，貌似自由公正的环境，让她迷恋于此并心甘情愿放逐自己，即使她丈夫回大陆养情人，她依然不愿意回去，四个字就能说服自己，那就是“不习惯了”。习惯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当一个从“熟人社会”里走出，来到“法理社会”里的人，想再次回到故乡的土地，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法理社会脱胎于熟人社会，公平的游戏规则与混乱无序相比，当然是前者更为优越。
这是经历者与局外人的关系。这不是一次游戏，这是一个国家，经历了一个国家的人，他其实无法对局外人说清楚他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因为局外人对一个遥远国家的想象，永远只是想象而已。为什么王起明和郭燕到了美国十几年的感情一下子土崩瓦解？他们向往新的土地，觉得那里能让自己的欲望发芽，于是他们把自己从故乡的土里连根拔起。最后发现，旧感情留在了故土里，带不走。
新文化让人从休克到习惯，移民者渐渐成为拥有双重身份认同的人。这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双重身份认同，可以让人在两种语境中自由地选择并切换频道。当他认为人情更重要时，他可以告诉自己，我是中国人；当他认为利益更重要时，他可以告诉自己，我在美国，我要遵守美国的规则。这让一个人变得油滑，虚伪，失去原则与立场。也让一个人在享受这份自私的同时，另一半心脏忍受着背叛的煎熬。
这个片子的副导演里有唉卫卫。片子里还有好几句台词，都提到了唉卫卫。而最近，我恰好看到了一部拍唉卫卫的纪录片，里面卫卫说了这样一句话：“猫会开门。它知道怎么把门打开，但是它从来不关门。”
人是一样的，我们总是因为好奇，而去打开欲望的门。一旦开开，就很难再关上了。

这部电视不得不说是中国电视剧的先锋制作。在美国取景拍摄，启用外国演员，而且把视角对准当时的移民潮。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人在异国他乡的失落感都为这部电视剧增色不少。还记得片头，如果你爱一个人，那么请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那么请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简单的台词却昭示了主人公的命运。王启明的崛起、宁宁的报复、郭燕、阿春、大卫的情感纠葛都让这部戏很贴近生活。即使在今天来看，这部电视剧依然能清晰地反应移民在异国他乡的真实生活。

1992年的中国是个什么样的闭塞年代？在那样的年代诞生了这么有味道的电视剧是极其轰动的。故事的情节和发展线路在当年是“破天荒”的震动。在一个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不知道美国是怎样的年代里，这部剧让人眼前一亮。姜文的演技无可挑剔，故事很有味道（这要归功原作小说写的好，其实小说比电视剧还好看），刘欢的主题曲也为本片增色不少。这一切，成为了那个年代的经典。至今看起来依然很有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