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对话

齐柏林曾以航拍的方式来俯瞰台湾岛屿的美丽与疮痍，吴乙峰将信件为依托用旁观的方式纪录大地震后灾区的悲痛与重生。从土地到历史、从环境到社会，台湾纪录片的大宗似乎多在用“大切口”落脚在“大命题”上。

当导演黄惠侦以一台手持摄影机，对着她的同志母亲，展开一场又一场对谈时，盘旋在高空的镜头终被拉回平等的视角。尽管切口很小，但透过这个家庭纪录片，个体生命经验所带来的反思，却牵引出让整个台湾社会关注的力量。

脱胎于纪录短片《我和我的T妈妈》的《日常对话》，并没有满足观众对同志群体的猎奇想象，黄惠侦以题目的改变，将纪录片的焦点从同志身份转移到日常当中。试图用朴素的生活影像，还原一个只是身份看似特别的普通母亲。

每天煮完饭后，便去外面和女友们聚在一起。会在开心时亲昵地称呼对方“宝贝“，烦闷时也会忍不住骂脏话甩脸色。买菜、煮饭、聚会、打牌，除了喜欢的对象的性别不同，黄惠侦母亲和她这个年纪的阿嫲似乎并无差异。

《日常对话》呈现出的同性群体的状态也是积极和阳光的，在镜头前，她们的话语和表情都透露出台湾妇女的在地化的人情味，日常书写极力破除的是对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让她们回归普通人的身份。破除了对同志的刻板印象让她们回归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视角也真真切切回归到了生活。

从1998年开始纪录母亲，用二十年的时间消除了母亲对镜头的陌生和恐惧感。因此我们才得以见到在家穿着随意，面对镜头尽管迟疑却坦诚的母亲，从而才开启了对话的可能。在《日常对话》中，黄惠侦肩负着双重身份，她既是观察对话的拍摄者，也是完成对话的被摄对象。

开篇黄惠侦便用旁白缓缓交代了母女间的陌生状态：母亲每天匆匆为自己备完饭之后便离开，不愿在家多待，在外面永远比在家开心。从幼年开始的疏远关系，让黄惠侦不止一次怀疑母亲是否爱自己。开启对话的目的，在于修复母女二人的关系，同时作为参与者，她也同母亲在完成对话的过程中，一起面对过往的伤痛，撕开伤疤后，自我疗愈。

一次次的对话和群访，逐渐追溯并建构了母亲的过往：年轻时被说媒嫁到嘉义，丈夫喝酒赌博并且经常对妻子拳打脚踢。舅舅面对镜头时曾说：“他（黄惠侦父亲）一直在骂我姐，我在场他也一直骂一直动手，夜里三点还在骂”。带着女儿们出逃之后，通过做牵亡养活一家人。

在被问及如果时间可以重来的话，还会结婚吗？母亲笃定地摇头，一个不想成为母亲的人被迫承担了母亲的角色和义务，于是以至于她向女友们用“领养的孩子”的说法来遮掩女儿们的存在，过去的婚姻对于她来说是不愿提及的羞耻，女儿对她而言是羞耻的衍生物。

但在她坦诚面对自己的取向随性生活后也自承，女儿跟着自己吃了很多苦。无法表达的埋怨和愧疚积压在心底，久而久之，便成为了母女间隔阂的屏障，让她们变成了“餐桌上的陌生人”。

成为了母亲的黄惠侦，身份的转变让她期待着自己和母亲也能有所改变。但她知道，如果母女俩不用尽最大的勇气共同面对曾经发生的过往，伤疤只会持续溃烂。末段，餐桌前黄惠侦终于鼓起勇气发问母亲，年幼时当父亲性骚扰自己时，她为何置之不理。

母亲否认之后低下头，但在涨红的脸颊中我们已经读到一个母亲的自责和懦弱。漫长的沉默之后，黄惠侦啜泣着回答“我要你知道，那不是你的错”。日常对话，终于在这一刻迎来了解答和救赎，与其说黄惠侦原谅了母亲，不如说她希望母亲原谅和放过自我。

黄惠侦和母亲，都没有错。那二十多年来的疏离，是何者之过？《日常对话》的纪录影像对台湾女性的坎坷处境提出了发问。

台湾“后海角时代”诸多影视作品中，父亲通常是一个缺席的人物符码。《日常对话》中的“父亲”与“丈夫”等男性角色都是不在场的，但即便缺席，却始终是一个无法避谈的存在。男性权力的阴霾始终挥之不去，黄惠侦母女俩用二十年，都未能从阴影中走出。

“我和妈妈一直都被关在了那件屋子里，不曾离开过”。因为外公的暴力，外婆曾经试图自杀；惠侦母亲的女友忍受不了丈夫的欺辱最后选择离婚，《日常对话》中的女性似乎都不曾逃脱过类似的命运。台湾传统社会性别结构带来的女性悲剧，也通过对谈一幕幕浓缩在影像当中。

噤声的人只会更加沉默，《日常对话》所做的便是用自己家庭的故事来打破沉默，对台湾传统社会结构的不满，发出声音。黄惠侦明白，也唯有如此，自己和母亲才可以从罪责与疏离中解救出来。

片末，外孙女甜甜地问黄惠侦的母亲：“阿嫲你爱我吗”，那个曾经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母亲居然不耐其烦却又害羞地答应“我爱你啊。当母女俩人撕开伤疤，鼓起勇气面对记忆中的最灰暗时刻后，长达二十年的沉重氛围，终于在此刻变得如此云淡风轻。

“Documentary is about someone else, fiction is about me.”

“纪录片关于他人，而故事片则关于自我”

这是引自戈达尔对于故事片和纪录片的不同描述，也是多年以来纪录片在大多数人心中所成形的固有印象：它的表现对象可以是环境污染，可以是人物传记，可以是一场历史事件，也可以只是一碗挂面的制作过程。纪录片之所以留下不夹带私人感情的印象，也正是因为纪录片“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定义的先入为主。而纪录片难道不可以私人化吗？从他人到自我，这中间所需要逾越的障碍是什么？

纪录片与故事片本并不是遵照真实和虚构归类的那般泾渭分明。纪录片并是简单粗暴地将真实进行拼接，故事片也并不意味着不真实。事实上，两者之间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而无论是制作故事片还是纪录片，在面对素材是都需要进行艺术加工和处理。只是与故事片制造影像的再现和重塑，纪录片的记录方式不被容许有太多虚构的空间，这就需要制作者以与众不同的视角进入真实，在拍摄、剪辑和拼贴的过程中重新编排叙事链。于是当一部电影承载许多私人化的情感和思想之后，故事片的作者还可以遮遮掩掩将自己隐藏在浮夸想象和润色修饰的掩护之下，以一种蜿蜒曲折的方式抵达观众，和乐于将电影与导演人生经历联系在一起的观众玩捉迷藏游戏，而纪录片的创作者则不可避免地要以一种无畏的态度将自己的生命经验袒露在观众面前。

黄惠侦的《日常对话》就是这样一部私人化的纪录片，它的镜头对准创作者的母亲、对准母亲和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段落。黄惠侦在一段段与母亲、家人、母亲的前女友们的对话中试图抽丝剥茧出一个在她心中成谜的母亲。

你知道妈妈是个同性恋吗？

母亲阿女在前夫、女儿们面前总是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不情愿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而更愿意与朋友们一起看戏、赌博和玩乐，这样一面的她似乎更加快乐自在。对于母亲，黄惠侦总是感到困惑，而这种困惑在她自己也成为母亲之后没有消散，反而越发鲜明。

阿女是一个被认为是“T”的女同性恋者。T的说法，最早来自台湾的女同志运动。在传统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台湾，男尊女卑的思想依然深入人心——阿女所出生的台南家乡就是连家族墓碑上不允许出现女性名字的传统农村。最早浮出水面的女同志，是一些举止打扮甚至思维都非常男性化的女性。这些人，自称为T。T是英文Tomboy的缩写，原意是“男子气的女人”，本来并不只是用于形容女同志，但是T被台湾同志用来指代那些男性化的，或者扮演男性角色的女同志（也就是“显性的”女同志），并在华语地区广泛流传开来。

黄惠侦曾记录下这样一个片段，儿时童言无忌的外甥女因为阿女打扮过于男性化而提出性别质疑：“阿嬷到底是男还是女？”、“阿嬷从来不穿裙子，但是女孩子都穿裙子。”黄惠侦本人也有过这样的困惑，她坦言小时候曾因为母亲的性取向而感到可耻，因为她所接触到的社会不理解更不包容阿女这样的人。而当她向阿女仍生活在农村的兄弟姐妹询问是否知情时，他们大多露出冷淡而麻木的表情，继而否认、回避甚至是听而不闻。现如今儿孙一辈已经可以接受并且支持性少数群体，然而阿女出身的台南传统文化对于她女同性恋身份仍然是不解和忽视。

而另一个曾经让黄惠侦感到蒙羞的是母亲的职业——她是葬礼上表演“牵亡阵”的艺人。黄惠侦和妹妹从六岁起就跟随母亲一同演出，因为无能的父亲不能给家里带来任何收入，她们从没有上过一天学而每天在送葬队伍里赚钱糊口。她在20岁时就逃离了这份职业。在传统文化中，丧葬从业者向来是中国人觉得晦气也看大不起的人群，更不用说像阿女这样在葬礼上进行表演的艺人。在丧葬习俗占据民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台湾，阿女这样的“牵亡人”因为人们对于传统仪式的执念而有了经济收入和存在的理由，但却不得不处于被驱逐出主流社会所认同的话语之外。

作为一个女同性恋者，作为一个送葬艺人，阿女既不被传统社会所认可，也被现代社会所远远抛下，误解、歧视和贬低树立起一道无形高墙，将她阻挡在主流价值观之外，圈禁在逼仄的生存空间之中。提及女同性恋，阿女在回答女儿问题时却有些满不在乎：“ 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潜台词则是：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这背后折射出传统文化中人们面对苦难时隐忍和压抑的脾性，也透视出性少数群体在台湾曾多年被贬斥、被隐形、被边缘化的生活现状。

传统观念和主流文化在阿女周围筑起高墙，大约是出于保护自己的生存本能，她也在自己和最亲密的家人之间筑起一道藩篱，阻隔开那个在女儿面前沉默寡言甚少感情流露的母亲和社交圈子里判若两人、容光焕发的阿女。

你记忆中的妈妈是个怎样的情人？

尽管阿女可能从小就知道自己的性取向，在传统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下她不得不走入婚姻生儿育女。阿女的前夫是个无能而暴躁的酒鬼，她在这段婚姻中常常遭到殴打，因此在黄惠侦十岁时她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丈夫躲藏起来。在这之后阿女也开始交往女朋友，这是女儿们知之甚少的另一面。

在几位女朋友描述里，阿女是个喜欢漂亮的姑娘、主动大方、而且温柔体贴的伴侣，但也十分地不可靠：

“阿女心情好的时候喊我宝贝！宝贝！但没心情的时候就会不理不睬。”

“她知道我喜欢看戏，追我的时候经常带我去看歌仔戏。”

“我前夫常常打我，但阿女对我很好，甚至会帮我洗内衣。”

“她送过我一个玉镯，我曾经带在手上十几年。”

“我以前想和她一起存钱买房，但阿女总是很快就把钱给散光了。”

在与母亲前任情人们的对话中，黄惠侦更是惊讶地发现阿女竟编织出一套关于婚姻和女儿的谎言。她谎称自己结了一周的婚就受不了丈夫而离婚，谎称黄惠侦和她妹妹都不是亲生而是领养的。这套大家在孩提时经常听到大人拿来当玩笑的说辞，在成年后的黄惠侦听来却是格外的刺耳和痛心，阿女看待过去的方式将她和妹妹的出生圈划在一段被埋葬的记忆里。

这段婚姻既不能给她带来情感上的满足，也不能保障她生存的基本条件，甚至还常常受到前夫的拳脚相向。事实上阿女并没能在一周内解脱，而是忍耐了十几年才从中逃脱，她也没有以离婚为手段，而是名不正言不顺地东躲西藏。因为喜欢女性和自己的“男子气概”，阿女对于前夫的家暴感到羞耻，她试图抹消掉那段失败的婚姻记忆，进而否定自己曾经的妻子身份也否定自己生下孩子的事实，而在情人面前建构起一个勇于抗争、叛逃婚姻的果敢形象。

你知道爸爸房间里发生了什么吗？

采访家庭成员和母亲的前女友是在探究他人记忆中的阿女，黄惠侦在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母亲时还缺少最后一块关键拼图，打开她身上最后谜团的钥匙则在于母亲自己。当纪录片镜头对准餐桌旁的母女二人时，她将这些问题直接抛向阿女。她想要问她对家人为何如此冷淡疏离，她是如何看待她的家庭和子女，她又是如何面对过去的伤害。

与母亲的对话并不总是通畅，阿女并不是一个健谈的采访对象，尤其被问及关于自身的问题时，她常常沉默不语，顾左右而言他，或者直接说：“别拍了”、“我说不下去”，继而离开镜头的直视。然而黄惠侦明白，母亲拒绝沟通是一种自我保护，封闭感情的自卫和下意识的逃离让她可以暂时回避那些痛苦记忆，麻痹过去给她带来的伤害，同时也在自己和亲人之间划下深深的鸿沟。即便如此，无论是母亲还是黄惠侦自己都无法从回忆中的阴暗角落得到解脱，那些经年累月的误解和失语只会成为割裂亲情的利刃。

黄惠侦告诉母亲多年以来她的困惑和不解，以试图撬开母亲封闭外壳上的一个口子。她向阿女诉说年幼时发现自己在父亲床上醒来时的绝望和恐惧，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和母亲和妹妹睡在一起，她隐约觉得母亲是因为这件事而对她产生疏离的隔阂。黄惠侦想让母亲知道，她既是父亲家庭暴力和性侵的受害者，也因母亲对往事的回避和否定而备受煎熬。虽然她在十岁时就和妹妹一起随母亲逃离家庭，虽然父亲早就自杀身亡，但她感觉到自己和母亲灵魂里都有一部分被关在了10岁前和父亲同住的小屋里，不见天日。

黄惠侦向母亲倾诉这些往事，一方面是想得到母亲关于爱的回应，另一方面是想告诉母亲，是时候揭开遮掩伤痛的障眼法，将那段记忆进行超度。

阿嬷你爱我吗？

在电影的结尾，黄惠侦年幼的女儿与外祖母阿女嬉笑打闹，不断问她：“阿嬷你爱我吗？天真烂漫的孩童可以脱口而出的问题，在成年人那里却是如鲠在喉那般的艰难。

黄惠侦想探究的，也最终是这样一个问题，母亲是否真的爱我？她向母亲表达了她的爱，她告诉阿女因为亲情，所以她最终将母亲接到身边同住，替她偿还债务。但阿女在对话中并没有给出直接的答复，她依旧不声不响为家人做好早午餐，然后出门和朋友们度过一天。当黄惠侦哭泣时，已经离开房间的阿女又默默回到桌旁，镜头记录下她缓缓伸出手向黄惠侦递出一张纸巾。黄惠侦并不能从阿女口中获得想要的答案，在镜头和访谈拼凑出母亲的图像时，最后一块拼图的钥匙也许就在阿女的沉默无言中。

《日常对话》是私人化的，不仅仅在于黄惠侦对母亲长达20年的影像记录，也不仅仅在于自己童年伤害的袒露和泣诉，更在于它成为了一个探究母亲内心世界的通道，承载了她的疑惑、她的求索、她的痛心和她的爱。黄惠侦说，除了以这种方式，她不知道如何让母亲敞开心扉。也正是阿女的在对话中的缺席，与女儿在同一屋檐下的形同陌路，给母女二人之间并不顺畅的日常对话，创造了澎湃的情感张力。同时《日常对话》也打开了一个成长于旧时代的女同性恋者的家庭生活，打开了一个乡土台湾的遥远窗口，窥见更多存在于这窗后悲欢离合的叠影。

让人意犹未尽，引人深思的一部纪录片。不得不夸一下，wanwan的影视作品，不论是纪录片也好电影也好，在一些展现人性方面题材上的作品相对于大陆总会略胜一筹，可能是因为没有广电局的限制哈哈哈。这部剧在16年就已经上映，直到现在，说起同性恋，可能绝大多数人可能还是不认同的，不用说认同，甚至会带有歧视的眼光去看待，包括我身边的同学，每当说起同性恋这个词往往会说性取向不正常之类的评价，每当她们在公共场合脱口而出时，我还没有勇气大声地与她争论，告诉她同性恋也应当被尊重，或许也不是因为胆小，或许是因为世界上没有完全地认同，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素质，也就没有必要与她争论。这部纪录片不带有任何色彩滤镜，在我看来，这部纪录片里面的每一位成员，没有一位是以演员的身份出现的，都是真情实感地去表露自己的“隐私”。使我非常佩服的是这位四十的女导演以及她的母亲，母亲在影片的最后说了一句，拍这部剧为什么没有问一问家里人愿不愿意，可能女儿没有直面地去表达询问，但是我相信所有成员都是默认同意了的，不然就不会有前面的采访。女儿四十，我猜测母亲应该是六十多吧，这样的年纪从小就对自己的性取向有一种清晰的认知，在承受社会众多舆论下，也始终勇敢地去表达自己的爱，我想，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也做不到这样，甚至能够对镜头去表达自己的私人情感，非常令人敬佩，也呼吁我们每一个人即使不认同同性恋，也要尊重他们。同时也呼吁所有的同性恋们要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不再因为自己与大众性取向不同而羞与去表达爱，也不再违背自己内心，千万不要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向家人向社会妥协去与异性结婚生子，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对方对孩子的不负责任。

非常推荐哈，第一次写影评，可能有些语无伦次，以后加油＾０＾~

日常对话 (2016)

8.4

2016 / 中国台湾 / 纪录片 同性 / 黄惠侦 / 黄惠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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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非常感谢草场地这次策划的「母亲影展2022」，以及嘉宾论坛请到了导演本人来参加映后交流。趁我还没有忘记，赶紧记下来。

当我第一次看完片子发现片尾名单有林强老师的时候，我很惊讶，因为我完全没有过于注意到配乐的存在，刚刚导演在交流时也谈到了这点，她说她思考过日常生活应该会出现什么样的配乐呢？就是想作出一种可有可无的感觉。今天放映时，我认真数了一下配乐出现的次数，大概出现了六次，分别是开头和结尾，剩下的就是中间对话引发出的梦境描述，回忆童年，逃离家暴，重返故乡。她说这部《日常对话》和《我和我的T妈妈》都是林强老师做的（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但是两部片子的配乐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做了两版配乐，而在《我和我的T妈妈》中出现的片名也有配乐，（我没看过那部短片，所以对这段描述没有记太清楚。）

接下来就是导演关于如何认识林强的故事，她说她其实早在做牵亡的时候就见过林强老师，包括在纪录片工会时也会向作为会员的他来要会费，在去釜山工作坊寻资助时，林强老师是工作坊的讲师，觉得他们两个很有缘分，所以决定帮导演作配乐。（这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以为是先和侯导在三莺部落社运认识后推荐的。）导演说很多人认为是侯孝贤团队，所以林强会来帮忙，但其实不是，他们两个是分开的，而且林强老师是第一个决定加入纪录片团队的。

再来就是我问导演是先有画面，还是先有配乐的问题，因为有此前林强答应帮作配乐的话题，我联想到国内一些导演找林强老师作配乐的过程，他们一般都发片段给林强看合不合适，然后再决定配乐。而按照黄导说的情况，她说之前就给林强老师看过一些片段，但不是剪好的片段，所以她也不确定是先有画面还是片段，林强老师还到现场看过她的母亲以及环境的状况（很玄的感觉），总之应该是一起进行的。

以下來自母親影展的完整摘錄：

惠偵（导演）：我其实不太知道圈内比较专业的安排应该是什么，因为我之前拍移工的影片配乐也是一起搞运动的人，他们一边搞运动一边搞音乐，所以我们就理所当然一起工作了，一直到《日常对话》強哥帮我做配乐。为什么他会帮我做配乐，而且是在他看过片花后主动说，这又是另外一个缘分。林強这几年很笃信佛法，见到谁都要说佛法，我跟他的缘分就是，当时我正在纪录片工会工作，他是我们的会员，我会跟他催缴会费，所以他知道我。后来我又见到他是在韩国釜山，我有拿到釜山的一个电影基金，我们都在釜山那个工作坊里，林強是讲师之一。上完课之后，晚上有酒会，就去吃饭，然后我就跟林強讲，其实我们很久之前就见过面，我20岁的时候就见过你，他就问，然后我就告诉他那个时候我还在做民俗阵头，有一次我在某个人的葬礼上见过他。他听了之后，表情就跟刚刚梦奇一样，就说他觉得有点意思，就在那个当下说他想要帮我的电影做配乐。因为那个现场很吵，他就约了隔天我们见面，让我再给他看更多电影画面。之后他就觉得我们有缘分，觉得可能上辈子欠我什么东西，反正很妙，总之他就是这样帮我做配乐。因为大家看到监制是侯导（侯孝賢）都会以为他们两个是一起的，侯导監制、他做配乐好像也很合理，但他们是不同的情况之下进来这个片子的。強哥是他自己主动说帮我配乐，他人真的很好，可能真的是有某种因缘。

至于配乐的次数，我有跟強哥讨论，《我的T妈妈》那个短版本跟《日常对话》的配乐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设计不同，所以需求不同。其实《我的T妈妈》的配乐比较有存在感，都放在章节开始的地方，然后到《日常对话》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现在这个版本要做的配乐，是一个好像没有的配乐。因为我觉得片名都叫「日常」，我会想，我们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活，怎么可能动不动耳边就有音乐响起，这不太合理，所以我就跟他说，我希望他做的配乐是——「有，但是又好像没有」。所以很多人跟我反映，看完《日常对话》之后都没有发现配乐，直到看到片尾credit（工作人员名单）的时候，看到林強的名字，才开始回想刚刚是有配乐出现。強哥也很有趣，他说这个要求很难。所以我都跟他讨论，虽然我不专业、也不知道流程，但我觉得強哥很好，他会跟你聊，甚至他很用心，他不住在我们拍摄的那个地方，他会自己开车去我们拍摄的地方，他去我妈老家那边呆一呆、晃一晃，去感受这个地方的人、空气、阳光，他讲的很悬，总之就去感受一下我妈这个人。回来之后我们会继续讨论，所以那些东西要放在哪里的确有讨论过，虽然后来放的地方不一定一样，就是配乐的使用，最终可能都不是一开始强哥想的那样。说到「先有配乐还是先有画面？」我不知道，因为強哥在我们还没做完的时候就很早看过片花了，中间我们也会碰面，所以他其实陆陆续续看到一些画面。因为我不是给他一个完整的版本，有一点什么我就让他看一看，然后讨论讨论，所以可能是同时在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