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欧洲

蜕变的信仰——记电影《欧罗巴，欧罗巴》


    这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二战题材片。不同于过往我所看的很多关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片子中，德国一味的狰狞的面孔，犹太人受迫害的悲惨命运，或是几个英雄般的人物，用其智慧与英勇的光芒点亮那黑暗岁月中的一丝光明。在《欧罗巴，欧罗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犹太少年，他和希特勒同一天生日，为了在战争中存活下去，从故乡逃至苏联加入共青团，在被德军俘虏后，不惜抛弃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加入德军，还稀里糊涂成为德军的战斗英雄，成为希特勒所说的“未来的希望”。他绝不是一个所谓的无论身在何处都以自己的身份为傲，或者始终不背叛自己祖国与民族的有觉悟的英雄，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渴望在硝烟与鲜血中存活下来的年轻人，在一些人的眼中，他甚至可被视为“投机分子”。他在纳粹的军校中行纳粹礼；他对这希特勒的画像高喊“元首万岁”；他试图将自己的包皮往上拉并用绳子固定住，来抹煞自己曾被实行“割礼”这一犹太民族的标志，去过上德国人的生活；他还爱上了一个崇拜纳粹的亚利安女孩；他像一个德国人一样坐在封闭的车上穿梭于犹太人隔离区内；他像一个德国军人一样，拿着刺刀刺向犹太人的木偶……他小心翼翼的隐藏在德军中，他也不曾真的杀害过任何犹太人或苏联人，隔离区内那神似母亲的背影也始终鞭笞着他的心，面对美丽的女孩在激情中渴望的眼眸，他却只能因自己被施行过“割礼”，因为她对犹太人残忍的无知的盲目的仇恨，无奈的将她推开。他并没有忘记自己是犹太人，只是，他太想活下去了。在联军攻入德国后，他终于无法按捺自己内心的挣扎与痛苦，举枪投向联军，但他身上的纳粹制服却又证明着他并没有经受他的犹太同胞的痛苦，他身上的制服恍若是他对犹太人身份的背叛……约瑟夫，是他所用的德国名字。直到在苏联军营内，面对着同胞的枪口，家乡同伴的一声呼喊，他才想起了自己的本名，一个犹如前世的名字——Solly，这一声呼喊就是对他的再一次洗礼，他，终于可以承认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了。

犹太人，是一个背负了千年苦楚的民族。就因为基督教认为犹太人是出卖耶稣的犹大的后裔。千年来，他们一直在辗转迁移躲避屠杀。犹太人，是聪慧的，是坚忍的，也因此，无论在何处，他们在一些人眼里，总是富商的代表，“无奸不成商”，因此在很多穷人看来，犹太人又是奸诈的，贪婪的，剥削的。虽然进入二十世纪后，世界开始走向平等，但在经济萧条的三十年代，“反犹太人”成为与“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成为最具号召力与煽动性的口号，绝大多数德国人，尤其是激情澎湃的德国年轻人，聚集在高举这三大口号的希特勒的麾下。其实他们也只是想建立一个兴盛的国家，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是来自教育的煽动，来自对国家盲目的热爱。当他们站在战场上为他们的爱国理想死去的时候，他们也不过是野心家的祭品而已。

当看到Solly为了存活下去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放弃自己的民族尊严的时候，我不知道是该称赞他身为犹太人所拥有的“能屈能伸的智慧”，还是该怜悯他的软弱胆小。看这部电影时，我突然想起了卡夫卡的《变形记》。这本书其实还有另一个译名，那就是——“蜕变”。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是一个关于人变成虫的荒谬的故事。主角从一个生活在工作压力、家庭负担下的一个正常人，突然变成了一只需要妹妹喂食，蜷缩在角落中的虫。惟一没有改变的就是他复杂的情感和思想。

由人变成虫，这是一种退化，却也是一种逃避的“蜕变”。突然觉得Solly就像这个人，在战争的压力下，他抛弃了自己作为“人”的身份，“退化”成了一只蜷缩在德国军队中，躲在阴影中自我保护的“虫”——Jupp。恍若精神分裂，在不同的身份与立场中挣扎，徘徊。当德国人将他那所谓的“德国侨民”的谎言听信后，将他当作亲兄弟一般关爱，当他看到德国人为自己的军队战败而哭泣的时候，他是困惑的，他不明白，为什么仅仅是一个身份，一个“犹太人”的名号，却能让他们变得如此残忍。

犹太人和日耳曼人真的有着那么突兀的差别吗？当Solly在德国军校中，在所谓“如何识辨犹太人”的课堂上，被那自称了解犹太人能够在第一时间辨认出尤太人的教官唤出做教学范例，并最终鉴定他为“亚利安人”时，我想Solly应该也如屏幕前的我一样，在胆战心惊之余，感到荒谬而可笑。

外貌、身材、动作根本就无法辨别出一个人是犹太人还是日耳曼人，惟一的标志就是犹太人出生后所施行的“割礼”，而这也是真正与其相随一生不可改变的标志。每日餐前的祈祷，丰收节时吃蘸着盐水的煮鸡蛋，还有对上帝的忠诚，是他们不可改变的信仰。但这信仰，在面对战争、死亡、颠沛、流离中，一次又一次被颠覆。

在苏联时，Solly为了过好一些的生活，加入了共青团，而斯大林的共青团，是不可能让他崇拜上帝的。当另一个波兰的犹太青年人，斥责他抛弃上帝时他无话反驳，但是当那个犹太年轻人对着屋顶高喊“上帝赐予我们糖果”时，他们所得到的是一片沉寂。而当苏联那位年轻的指导员高喊“斯大林，赐予我们糖果”时，透过天窗竟掉落下数以百计的糖果，孩子们争相抢夺。荒诞的情节，却告诉我们在苏联，斯大林已经被等同于上帝。原本的俄国人大多是信仰东正教的，而在革命与战争中，那虚无缥缈的神被遗弃了，拥有刚强力量与不可侵犯的威严的斯大林，被塑造成了新的“上帝”。斯大林，成为了他们新的信仰。

而希特勒在德国所进行的也是一次树立新的信仰的运动。“德意志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而“犹太人是劣等民族”，他相信神创造了不同的种族，每个种族都为生存而斗中，本就是一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希特勒不相信天主教，他在德国树立起了这样一种弱肉强食的宗教信仰，由于当时德国的经济萧条与动荡，他很快就获得了大量的坚定的信徒。就连影片中Solly所爱的女孩Leni都认为自己应该为元首献去一个纯血统的孩子。年轻人对希特勒的崇拜也已如神一般的狂热。

而在Solly看来，“宗教只是精神的鸦片”，即使在饭前再做祈祷，又有什么用呢？上帝并没有赐给他们安稳的生活，没有赐给他们鲜活的生命，当他在废墟中挣扎，当他在炮火中躲避时，上帝在哪里呢？

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绝望，让许多人抛弃了原有的信仰，上帝恍若“戈多”，在人们无止境的等待中，变得烦闷，无聊而且缥缈。“我们是不是被戈多拴住了？”当人们开始怀疑、质疑、绝望而得不到回应时，他们不得不把希望转移到活生生的强权力量上。而斯大林也好，希特勒也好，他们竟变成了当时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新的神。

人类的历史上不乏造神运动，而在这一次又一次将活人变成神，然后维护这个活人神般的地位时，不知流淌着多少人的鲜血。从耶稣，到斯大林、希特勒，还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各种荒谬的闹剧，都是底层民众绝望后寻求新的拯救自己的力量而发起的。“上帝已经死了”，那我们只好造出新的上帝。

而对于Solly来说，无论斯大林还是希特勒，都不是他的神，对于他来说，活下去已经变成了唯一的信仰。他不希望伤害任何人，他也知道自己是犹太人，但是上帝不能归还他的家人，上帝不能让他活下去，他只能依靠一个又一个的谎言，蜷缩在身份的阴暗处，像崩塌的山洞内的人，努力寻找穿过缝隙的一丝阳光。

影片中有两处梦境般的场景，一处是斯大林和希特勒亲密共舞。这两位“人造神”为了彼此的利益，牺牲了小国的利益，结成了龌龊的秘密协定，但这不过是希特勒野心下的缓兵之计。一曲舞毕，斯大利和希特勒之间出现了一个斯大林的塑像，突然从中间裂开一分为二——两位“神”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还有一个场景，Solly梦见自己戴着纳粹的袖章，回到了家中，可家人对他都是一片漠然。轰炸机驶过，房屋颤抖，战争又开始了，家人惊慌的要他藏在壁柜里，壁柜里藏的另一个人竟是希特勒！“他总是将双手护在前面，他也是一个犹太人！”关于希特勒有犹太人的血统一事相传已久，而在电影中如此画面，更是让人感到犀利的讽刺。

在卡夫卡的《蜕变》的结局中，当主人公听到一直喂养它的妹妹说：“万一这条虫从头到尾都不是哥哥呢？”时，他知道自己将被全世界所遗弃，没有了承认他的家人，他也真的不再是一个人。拥有虫子躯壳的他，在人们的遗忘中死去。

所幸，还有人能够在那个错乱的年代中认出Solly。当苏联人不相信他是犹太人，当他将要被同胞报复的枪口打死的一刻，幼时的同伴的一声呼唤，他从德国人的Jupp变回了Solly，一个纯粹的犹太人。

当Solly有了孩子的时候，他略微犹豫了一刻，却还是给他的孩子实施了割礼。这是他对自己民族的最终的认同。

认同来的是如此不易。尤其当这认同仅仅为血缘信仰所维系时，却也变得更加脆弱，甚至荒谬。

其实犹太人还是幸运的，毕竟信仰是一种支撑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生存下去的力量。而我们呢？现在的中国才真正是一个面临着信仰缺失的年代。或者说长久以来我们就不曾有过真正的信仰，有的仅仅是对天子强权的崇拜。皇帝说灭佛我们就灭佛，皇帝说尊道尊儒我们就遵道尊儒，哪怕是玉皇大帝，也是天庭中的皇帝。而到了今天，没有天子，我们的信仰又在何处呢？

还好，中国不是一个需要信仰来“识别”自己民族的民族。

波兰女导演Agnieszka Holland出生于华沙，在布拉格学习电影，师从米洛斯·福尔曼。在“布拉格之春”事件后，她继续留在捷克，终因政治原因被捕入狱，遭到了拷问和折磨，辗转才回到波兰。她的电影生涯始于为波兰著名导演扎努西担任助理，她的另一位导师则是安杰伊·瓦伊达。在波兰期间，她一边独立拍摄影片，其中以《发热》夺得了柏林电影节银熊奖，一边为瓦尔达创作剧本。波兰发布戒严令后，她前往巴黎。
　　1985年，Holland以《愤怒的收获》(Angry Harvest)表现波兰农民与犹太妇女之间的感情，得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她因此得到了美国片商的关注，参与了几部美国片的创作。
　　1991年，《欧洲，欧洲》(Europa Europa)再度触及犹太问题，描写一位德国犹太男孩隐瞒自己的身份成为纳粹青年军，德国拒绝选送这部电影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选，一度引起争议。92年的《奥利维埃，奥利维埃》继续探索她关注的隐藏的身份与深埋于社会中的文化偏见。
　　90年代中期，Holland在国际影坛上更加活跃。转向主流文艺片的创作，《秘密花园》、《心之全蚀》、《华盛顿广场》等片虽然技巧娴熟，但整体来说失却了她过去的尖锐，多少显得有些平庸。不过她作为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好友，参与了《蓝》的编剧和《红》的剧本顾问。Holland的前期创作比较具有个人特色，往往以真实事件为基础，呈现朴素严格的现实主义风范。

     影片《欧洲，欧洲》出自波兰女导演阿格涅丝卡.霍兰之手，虽然影片主人公为男性，但是影片无不透露出女性对政治、宗教、生命的独特视点。在对“女性主义电影”进行概念界定的时候，李毅梅认为：“‘女性电影’是指电影家们（主要是指导演与编剧）在创作中自觉地（或’自为地’）探讨女性意识，大量娴熟地运用女性特有的创作、表达方式，声讨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文化对女性创作及对女性生存的压抑，以崭新的人文观点和全新的美学理念，鲜明地颠覆父权中心文化的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创作方式来拍摄的电影。对照上述对于女性主义电影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并不是说所有女性导演所拍摄的影片都属于女性主义电影的范畴，而应当在影片中输出女性的独特视角与态度，与其他女性主义影片不同，《欧洲，欧洲》选择的是有关种族、战争重大题材的表述，但是明显与男性视角下的表述有所不同侧重。
    影片紧紧围绕犹太男性进行“割礼”而在纳粹被迫害的艰苦岁月中始终需要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而展开。女性非常接近身体本身，而忽视了与身体应有的距离，而男人首先认同的并非是身体本身，而是其他的意指系统，正是因为女性对身体的这种无间的认知，才促使霍兰从男性身体本身出发来定义主人公的身份，尽管主人公所罗门受命运捉弄，雅利安人、共产主义、苏联共青团员、希特勒青年队队员等身份被强加在其身上，但是身体本身却一直提醒着所罗门自己的真实身份是犹太人，“割礼”成为困扰他一生的事情，霍兰对于身体的认知是敏锐的，影片中所罗门曾试图用扎线的方式改变自己的身体构造，使得性器官与其他希特勒青年队队员别无两样，但是终究只是线下生成的一滩脓水，因为无法改变“割礼”带来的确定的身份，在面对心爱的女孩热切的渴望时却只能将她一把推开，而背负一个阳痿无能的骂名。霍兰对于身体本身的探究并未就此停止，在德国军校中老师哥得克那堂如何在第一时间鉴别犹太人的课程让观众在惊心动魄之后又觉得啼笑皆非，导演对于身体的关照甚至动用了各种度量的金属器具，包括测量脑袋的长度等等，而最后的结论却是所罗门系雅利安人。
在对于女性欲望的认识上，女性的性发展始终是在男性欲望的压抑下而产生的，由于自己缺失男性器官而产生苦恼、嫉妒乃至焦虑，女性的欲望只有在被动接受男性器官的意义上才能够被满足。从这个层面上说，影片中女性欲望始终是未能得到舒展的。售票员巴西亚小姐体态丰满圆润，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巴西亚给受众以强大的生命力和繁殖力的感觉，影片八分十五秒时导演对巴西亚的挣扎的小腿做了特写处理，当所罗门抱起巴西亚的时候，一只手卡在巴西亚的丰满的胸下，另一只手则高妥巴西亚的臀部。在男性与女性的二元模式中，男性先验性地被设定为主动地、进攻性地存在，在上述所罗门和巴西亚的相处中就能看出。在最初，所罗门对于战争的意识很模糊，甚至持有无所谓的态度，因为战争的开始可以使得警察的注意力转移，不再关注于所罗门骑自行车闯祸的问题，巴西亚是所罗门第一个爱上的姑娘，在影院里他下意识得将手抚摸巴西亚的后背，眼睛也目不转睛得盯着巴西亚，由于战争才只是刚刚打响，这时战争对于所罗门性的原欲还没有过大摧残，随着战争局势的进一步加剧，巴西亚和所罗门被迫分开，再到战争的进一步激烈，所罗门原以为可以和列尼沉浸在爱情中暂时逃避战争的苦恼，但是自己已经因为这种种族歧视战争而磨灭了原始的性欲，一方面他无法满足列尼因为自己已经做了“割礼”，而另一方面他因为列尼对犹太人愚蠢而盲目的仇恨给了列尼一个耳光，从最初所罗门进攻性的男性特征到畏首畏尾的拒绝逃避，作为女性导演的霍兰无疑在潜移默化中揭示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
需要注意到的是，导演霍兰的父亲是犹太教徒，导演出生于华沙，曾先后学习于米洛斯福尔曼、扎努西、安杰伊瓦伊达，《欧洲，欧洲》是根据真人真事改变，以真实事件为基础，呈现出了朴素的现实主义风格。德国曾拒绝选送影片《欧洲，欧洲》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选。在霍兰的该影片中，所有女性角色都是以配角出现的，而主角是男性，战争成为男性暴力话语的极端体现，这完全是男性的杀戮本性使然。战争题材的电影一向是“男性题材”，而众多女导演被束之高阁。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女权主义兴起和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一些女性导演对于战争题材的解读有了新的看法，与其说是对战争场面的描述，莫如说对于和平主题的向往，1990年上映的这部《欧洲，欧洲》承载了女性对于和平的渴求，无论是为了求生的主人公所罗门的刻画，还是影片中多次出现的人造神希特勒，都表达出霍兰对于超越宗教追求和平的体悟。影片中所罗门曾梦到自己带着纳粹的袖章回家与家人团聚，家人在吃盐水鸡蛋对所罗门非常漠然，一阵敌机狂轰乱炸后所罗门被
人拉回躲在一个橱柜中，而在橱柜中躲藏的另一个人则是希特勒，相比我们每个人对希特勒的原始印象都是如此：，影片梦境中对于希特勒的这一形象有这样一种戏谑的阐释：“他总是将双手护在前面，他也是一个犹太人！”。而对于希特勒的父亲系犹太人的说法自古有之，比之影片主人公所罗门掩盖身份苟且生活的事件对于希特勒酿造的滔天大罪导演也有意在影片中调侃一番。这是一场关于战争的冷笑话，但在特殊年代里当事人身上，则是命运。
导演霍兰不仅揭示了战争的残酷，也思考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主人公所罗门的困惑何尝不是导演自身的困惑呢？当所罗门加入斯大林的共青团时，就面临着是否要信奉上帝的艰难抉择，一位犹太年轻人对所罗门的背叛嗤之以鼻，当他高喊：“上帝赐予我糖果”时，却是最尴尬的时候，而苏联年轻指导员说斯大林赐予我们糖果的时候，却奇迹般地自天窗飘下糖果，孩子们沉浸在得到糖果的喜悦之中。虽然影片并没有揭示为什么会如此，但是以科学的眼光我们可以推导出，斯大林不是神，希特勒也不是神，只是上帝无法满足我们的欲求，人们开始想尽办法自我欺骗，糖果事件必然是人为安排好的，在这种强大的召唤力下，人丧失了本能的品性，打着爱国的幌子做了许多惨无人道的事情。对于上帝是否存在的思考，是一重大命题，这让我不由想到在2012年由冯小刚导演的《一九四二》同样也有对这一命题的反思，安西满曾问神父梅甘：“如果这一切不是上帝安排的，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做任何事？”在生存面前，信仰理想都是假的，唯有自己救赎自己。或许有观众认为所罗门是投机苟活者，也有人认为所罗门能屈能伸智慧地保全了性命，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的观点，其中有一个片段当所罗门举枪被希特勒部队的队友呵斥对犹太人开枪时他迟迟不能，他并无心伤害自己名族的同胞，同样，每个人的生命都没有被漠视的权利。
女性导演的加入，是对弥漫着男性荷尔蒙的电影世界的补充和调节，女性导演有着男性导演所无法亲历的生命体验，高明的女性导演跻身于主流电影中，巧妙地利用常规和传统，但却蕴含女性特有的情感细腻之处。片头39秒钟的时间里，影片男主人公就出现，一个带着纳粹袖章的年轻男子在水下奋力向观众的方向游，后来一个人拽他，这个人正是他自己的真实身份，拽着他游向了观众的相反方向，直到黑屏切入，字幕渐出，主人公仿佛是挣脱无边的梦魇， 水下扭曲变形的脸让人看出他内心的狰狞，当通观此片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开头，便明白短短的几秒镜头却涵盖了整个故事，一个本我战胜自我的故事，也是一个身份追寻的故事。但导演霍兰并没有跳出常规的叙事方式，可以说，《欧洲，欧洲》无疑为女性主义叙事电影的进一步发展指明道路，这与早期约翰斯顿提倡的一种挑战狭隘传统，但同样具有娱乐功能，与先锋电影、左翼电影结成联盟的对抗电影模式截然不同。
女性主义电影发展至今，最终目的是要跨越二元对立，女导演对于重大题材的把握，有不同于男性的视角，给人以多方位的思考，女性话语不是男性话语的延伸，也不是没有尊重的独立存在，女人可以很好地谈政治，谈战争，《欧洲，欧洲》就足以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