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看此片已是许久,对于汉娜·阿伦特,一直有着深厚的兴趣。从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出版到平庸之恶观点的提出,汉娜·阿伦特总是给予我敏锐深刻和强硬不妥协的印象。正好深圳有个德国电影展,恰好有此片,于是毫不犹豫地订票观看。
整个影片应该说是拍得比较闷,而且字幕的翻译也有些问题。如果事前对于汉娜·阿伦特缺乏了解,对于艾希曼审判缺乏了解的话,在观影过程中会显得比较吃力。现场观众的反应也说明了此点,大部分观众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有些昏昏欲睡的感觉,只是到了最后阿伦特在课堂中的激情演说,才调动起部分观众的情绪,甚至伴随着课堂上的掌声,也有观众鼓起掌来。
客观而言,此片还是较为准确地还原了阿伦特当时的生活。作为一部德国影片,既有着德国影片硬与闷,也具有德国影片的明晰与冷峻。该片注重观点的交锋,而对趣味性重视不够。影片对于汉娜·阿伦特,只聚焦于其一生中很短一个时期,即以色列对于纳粹艾希曼审判,她发表文章为艾希曼辩护,从而引起轩然大波。影片只是通过几个闪回,将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为进行了回顾。导演并不关注阿伦特个人的生活,甚至对于她与其老师海德格尔的关系,也只是在镜头前一闪而过。而是花了相当的笔墨,突出展现了汉娜·阿伦特喜欢思考与毫不妥协的性格。
艾希曼是个恶名昭彰的纳粹罪犯,负责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被称为“死刑执行者”。很多犹太人对其恨之入骨,在耶路撒冷审判之时,为防被杀,他的前面装着防弹玻璃,也就是阿伦特所称的玻璃盒子。其实对于整个的纳粹德国来说,艾希曼绝对只是一个小人物。在审判之中,他也不承认自己所犯之罪,他认为他的一切行为只是在执行命令。他真诚地信奉着纳粹的思想,坚定地相信领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因此在执行命令时,也是不假思索毫不犹豫地执行。在他的心目中,并未将犹太人当作人,而只是杀人机器所需要吞噬的原料。在他执行任务之时,他已非正常之人,他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失去了正常人的情感,而是异化成为一台机器。
汉娜·阿伦特正是据此而为他辩护。艾希曼所犯下的当然是滔天大罪,毕竟六百万犹太人或多或少因他而死去,即使直接死于他手下的也不少。但阿伦特并不认为他应该承担被指控的责任,将其带至法庭上审判也并不公正。这样并不符合对于法庭来说最为重要的正义原则。艾希曼杀人,并非是他与所杀之人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也非他仇视这些他所杀之人,他与这些被杀的犹太人素昧平生。他杀他们是因为要执行命令,他相信元首的话,觉得杀死这些犹太人有利于纳粹事业,有利于德国的生存与发展。
在执行命令之时,他不会去思考自己所行之事是否正义,更不会去质疑元首的命令是否有问题,而且由于没有思考,也没有了正常人内心中固有的善恶判断。艾希曼只是一个杀人机器,他按照体制或者制度的指令,机械而无情地杀死犹太人。只要这种制度不改,将谁放到那个位置上,都会执行杀人的命令,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因此艾希曼所犯下的罪愆,并非个人的罪愆,而是制度之罪,是纳粹那种邪恶的思想或者主义带来的罪愆。
由此,阿伦特提出了她的著名观点,认为艾希曼所犯下的罪行,并非极端之恶,而是平庸的恶,是在邪恶体制之下,每个小人物都可能犯下的恶。艾希曼并非大奸大恶之人,从其法庭上的表现来看,他也是一个彬彬有礼之人。他也不愚蠢,喜欢康德的哲学,并自称以康德哲学来作为自己行事准则。他为人夫为人父,恪守着自己应尽的责任,在家人的眼里完全可能是个完美的儿子、丈夫或者父亲。如果将他放到一个正常的社会,他会是个守法的好公民,也许还会是社会的中坚。不幸的是,他生于乱世,生于一种极其邪恶的制度之下,他没有成为好公民,而是成为了杀人的艾希曼。而这,正是当时整个德国人的缩影,每个德国人都可能成为艾希曼。
艾希曼这种小人物何以会有着平庸之恶?汉娜·阿伦特指出,这是因为他们彻底放弃了思考的权利,以制度之思想代替了自己的思考。他们完全将自己当成了所服膺制度中的一颗螺丝钉,自己存在的目的,就是与这个制度步调一致,就是让这个制度完美地运转,从不去思考这个制度本身是否有问题,思考这个制度的合理性。在电影中,汉娜·阿伦特重复了她老师海德格尔的话,思考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知识,而只是让我们能够判断善恶与美丑。最后,她提出,思考能带来力量。德国之所以会出现那种浩劫,恰恰是当时所有的德国人都不思考的结果。如果只是追究艾希曼个人的责任,而不去追究制度的罪恶,不去理解这种平庸的恶,那么犹太人的悲剧还会在世界重演。
其实,这种重演一直都在进行中。从纳粹德国,到红色苏联,这都是汉娜·阿伦特所经历过或者所耳闻过。当然,还有一些更平庸的恶,仍充斥于很多地方,包括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在这里,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拒绝思考,仍然只有一种思想,一种制度的思想,占据着我们每个人的头脑。我们天然地相信,现存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都是理所当然的,并自觉地充当着这架机器上的螺丝钉,维持着这个制度的运转。我们不也是如艾希曼那样,犯下了平庸之恶吗?虽然我们没有如艾希曼那样冷静而疯狂地杀人,但我们仍然会像他一样,坚定不移地去执行制度指派于我们的任何任务。我们没有杀人,并非我们厌恶杀人,只是我们没有被历史推到那样一个位置上。
纳粹将犹太人定义为非人类,因此艾希曼们就会不加思索地执行着命令,从肉体上去消灭这个民族。有些制度则是蔑视着人类普遍认知,仇视着既有的人类文化创造与思想成果,去追求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理论,全民不也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人一样,不加思索地疯狂地去摧毁着一切。文革比之纳粹德国,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亦是不遑多让的。
当然,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的恶,并非就是为艾希曼之类的人脱罪。每个身处历史之中的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都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有个流传很久的故事,不论其真假,倒是可以从中体会出在恶的制度下,个人责任如何界定的问题。柏林墙倒之后,德国法庭审判开枪杀死越境者的军人,这些东德的边防军人称自己是在执行任务。法官反问他们,难道你就不能将枪口抬高一寸吗?如果边防军人抬高自己的枪,说明了他已经有了独立而深入的思考,拒绝将自己作为制度机器的一部分,从而导致人性的复苏,对于善恶也有了自己的判断。而你放弃思考,让制度的思想取代自己的思想,必然会丧失自己的良知,必然导致平庸之恶,众多的平庸之恶,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灾难的发生。
阿伦特其实并未止步于此。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文中,不光指出了大屠杀中施害者一边的责任,同时也谈及了被害者一方的责任,这才是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激起整个犹太社会愤怒的主要因素。她认为,之所以会发生六百万犹太人被屠杀的事件,当时犹太社区的领袖与纳粹的合作,也是因素之一。同时,整个犹太社会对于这种骇人听闻的屠杀,保持着一种沉默,而未有勇气去反抗,也应对屠杀肩负一定的责任。对于恶的容忍,对于无人性之事的不反抗,实际上也是一种平庸之恶。这种平庸之恶的泛滥,会让极端之恶越演越烈,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这当然是正处于痛苦之中的犹太人所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这是向死难者亲属伤口上撒盐。在当时情形之下,也确实如此。从此也可看出汉娜的绝不妥协的态度。她本人是犹太人,正如她本人所声称的那样,她并不将自己当成犹太人,尽管她当时也差点进入纳粹集中营。然而,我们认真思考,汉娜·阿伦特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对于残暴制度的恐惧,只能助长这种残暴的蔓延,从大屠杀直到今天的事例,无不说明这一点。天助自助者,面对制度的极端之恶,我们还需要勇气。
勇气从何而来?汉娜·阿伦特说,思考可以带来力量。当然,思考也会带来勇气。深入而独立的思考,必然会让我们坚信正义,坚信人类普遍的价值,坚信人类的良知终将战胜邪恶,自然就会有了反抗的勇气。只有放弃思考的民族,才是最可悲的。
《汉娜•阿伦特》拥有一部成熟的传记片该有的样子,冷静、内敛、完整,不做作,不花俏,抛出了一个与普罗大众都相关的问题,让阿伦特这位20世纪最具思想性的女哲学家给予了答案。当然,这个答案与哲学一样,魅力无穷,随着思考主体和背景的不同变换着光芒。
汉娜•阿伦特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之一,深受导师海德格尔的喜爱,著于二战后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被欧美舆论界称为大师杰作。受胡塞尔的现象学影响,中年著有《人的境况》,以思维与行动的概念迭代古典哲学中理论与实践的概念。作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二战期间开始流亡旅居生活,50年代在美国教学,她是普林斯顿大学任命的首位女性正教授。
讲述这样一位不算家喻户晓的故事,是不容易的。影片没有采用通常传记片的做法——浓缩叙事,即把人物一生中大名鼎鼎的事件描摹一遍,再辅以交叉蒙太奇渲染情绪,俘虏观众的判断,这是大多数名人传记片的拍法。然而,这部德国电影充满批判的内涵,没有采取万花筒式的结构,而是客观坦率地再现与发现阿伦特对纳粹“死刑执行官”艾希曼的庭审观察,写就《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后处于舆论风暴中的种种。她的视角超越了犹太民族,也挑战了同胞们的情感认同。
拥有浩瀚哲学星空中最亮的那几颗星辰,德国思想界的严谨思辨传统对后世的影响一直都在。本片绝不止于呈现这个极具话题和学术造诣的女哲学家个体,更意在表现犹太民族面对劫难的反思和质疑,回忆同胞逝去的扼腕和痛楚。正是在一片民族阵痛中,阿伦特的警醒与思考显得振聋发聩。她看到了一种“平庸的恶”,个体在纳粹极权政治下的麻木和不思考,人们犹如机器一般附庸作恶。这种恶平庸又日常化,导致艾希曼一次次执行屠杀命令正是这种“平庸的恶”。
片尾,阿伦特的好友、同事、邻居、亲人,因为她高高在上的哲人姿态离她而去,她孤独地站在窗边自言自语道: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正是这种平庸的恶汇聚起激进的力量,造成了我们的不幸。镜头转向阿伦特的哲学家丈夫,他揽过阿伦特的肩,问道:如果早知出版后会引发争议和批评,你还会出版吗?阿伦特眉头一锁,说:我会。
阿伦特面对真理的诚实和勇气,并在此基础上坚持的公民精神,比他的老师兼恋人海德格尔走得更远。作为基础存在论的弟子,阿伦特没有停留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此在的学说,而是将人的生命实践延伸为个体责任与政治生活的关系。当中年的阿伦特每每陷入回忆中,一个象征性抚慰的画面就浮现了:少女阿伦特羞涩又好奇地站在海德格尔面前,提出质疑,海德格尔只说一句:思考是一份让人孤独的事业。
拍哲学家的传记片远比政客、科学家或是明星要难,常常会因为着力思维的快感与痛感显得晦涩艰深,而本片的两层叙事一张一弛。一层用艾希曼庭审牵引,镜头在犹太幸存者之间平移。庭外,阿伦特在耶路撒冷与挚友的对谈也外化为她的思索。严谨的叙事推进,没有绕过任何重要的情节演进,直到阿伦特从堆积如山的资料和庭审录音里,找到了论点。另一层有阿伦特的家人朋友们领着,带出她生活化的一面,话唠群戏像是在试探她的思维底线,当她和闺蜜、丈夫在一起时,每段台词和场景都透露着她本真的一面。那些略带辩论味的形容词和对话,道出了一个女哲学家智性的叛逆和精致的淘气。在与海德格尔重逢的中午,两人漫步在深秋的白桦林里,海德格尔再次表露爱意,又说教了一句:真正喜欢的东西,只出现在少年或是青年,就是所谓“爱在第一眼”。玩笑间也有浓浓的形而上的腔调。
好在这腔调并不令人生厌,相反,也增添了本片的哲学意味。作为一部传记片,高明之处在于没有刻意表现人物的拧巴和纠结,没有刻意把冲突和内心戏戏剧化,而是节奏稳健地只拍一个事件,毫不吝啬地沉溺着展示着她的思考,正如她主张的个体思考与伦理觉醒都是首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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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的朋友汉斯在演讲后批评她以精英的视角傲慢、自以为是地批评犹太人。她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是使很多人感到不快的原因。汉斯这一批评是我认为对于汉娜的一个最大挑战,尽管她自己到结尾也没有意识到。
“人们不思考”。这个指控太精英主义、自以为是了。
放到现在,发表这种言论的人估计被归类为该挨骂的公知。
我虽然也欣赏精英对自身的高要求,但对于划定精英与平民界限这一做法抱怀疑态度。
书如其人。她《human condition》的argument透露着相同的精英主义气质。
讽刺的是,不思考的平民的反面---哲学家海德格尔---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纳粹的阴谋。思考或不思考,受害与施害,两者都是无能为力的。
对此,阿伦特会如何回应呢?
《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平庸之惡還是惡之平庸?
(原載於《時代論壇》一三七○期.二○一三年十二月一日)
http://brucelaiyung.blogspot.hk/為甚麼歷史上會出現納粹大屠殺和文化大革命等滅絕人性的災禍?即使幾個極度聰明、心裡滿懷惡念的人聯手,也無法造成規模那麼巨大的人道罪行。參與那些惡行的,包括了無數平民百姓。猶太裔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經歷過二次大戰,從納粹德國的魔掌下逃亡到美國,畢生致力研究有關邪惡和極權的問題。《漢娜.鄂蘭:真理無懼》這齣傳奇片,以鄂蘭在一九六一年在以色列見證「耶路撒冷大審」前後的事跡為主幹。鄂蘭本是暴政的受害者,但她嘗試抽離而冷靜地思考邪惡根源和歷史責任的問題,結果惹來激烈的批評。
曾參與大屠殺的納粹軍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一九六○年被以色列擄走,並舉行公審。在大學任教的鄂蘭向知識份子雜誌《紐約客》自薦,願意親臨大審現場,撰寫一份歷史紀錄。艾希曼在審訊時的表現令鄂蘭感到詫異:他完全不像一個兇殘暴戾的惡魔,只是一個平凡人。甚至可以說,他不是沒有道德感的,因為他堅持自己「盡忠職守」是應份的。他推說,他不是親手殺人的兇手,他只是執行命令。艾希曼的「純真」表現使鄂蘭不得不反思「邪惡是甚麼」的問題。邪惡是有本質的嗎?抑或邪惡只是良善之缺乏?二○○八年上映的電影《讀愛》(The Reader)的女主角Hanna在二戰時也曾為納粹服務,而她只是一個文盲,幹甚麼都只是執行任務而已。結果真實的艾希曼和Hanna都被視為戰犯而判刑。
鄂蘭除了把別人眼中的惡魔描述為一個平凡人之外,也把那些曾與納粹合作的猶太社群領袖牽進來,指他們也須對大屠殺負責。她這樣的論點旋即惹來學界內外、猶太同胞與其他族裔的人、報章讀者與鄰居等各方的攻擊和恐嚇,說她背棄自己的同胞、違反人性、冷酷和高傲。連大學也想中止她的教席,她卻堅拒妥協,並在大學講堂裡辯解時提出「Banality of Evil」的名言。「Banality of Evil」多被譯作「平庸之惡」,偶爾引來誤解,認為這是從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態,詆譭平凡的普羅大眾,意味著他們本身蘊藏著一種邪惡的特質。其實「Banality of Evil」的意思應是「邪惡的平庸面向」。鄂蘭澄清,她不是說像艾希曼所做的事並非不邪惡,而他受刑也是罪有應得;她想指出的是邪惡不一定體現為滿懷惡念的魔君形式,猶如《讀愛》中目不識丁的女主角也是希特拉的化身。邪惡會以「平庸」的方式體現於世,其特徵就是停止和拒絕獨立思考,只管跟隨比個人更大的國家機器和集體意識。在巨大的邪惡之網羅籠罩之下,即使「盡責」本可稱為美德,一旦人們停止思考,彷彿把腦袋皆變為「外置硬碟」,結果仍是災難性的。「盡忠職守有甚麼問題」的反詰,令人想起無數香港人的金科玉律:「都係搵食啫!」香港人並非不會思考,只是把精力都放在「搵食」之上,公餘時間不想用腦,所以反智電視劇比國家地理頻道更吸引。他們也不是不關心社會,只是那些高官和輿論領袖的「語言偽術」功力太高,真假難辨,只能順大勢而行。
《漢娜.鄂蘭:真理無懼》穿插著鄂蘭與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舊日交往的回憶片段:當日已婚的大學教授海德格與學生鄂蘭發展一段不倫關係。一九三三年,海德格加入納粹黨並成為弗萊堡大學的校長,助紂為虐。戰後二人重逢,海德格已是聲名狼藉,卻跟鄂蘭解釋說當時世局艱難,作為不諳政治的學者,他只是一時糊塗,很多人的攻擊也是無理中傷云云。鄂蘭似乎被打動了。電影對於鄂蘭和海德格的關係只是蜻蜓點水,主要是跟鄂蘭和現任丈夫的恩愛甜蜜作比較,卻沒有深入地勾劃鄂蘭、海德格和艾希曼之間的微妙關係。儘管說艾希曼只是機器裡的一顆螺絲,但海德格怎能算是不會思考的平庸之輩?電影也沒有提及戰後鄂蘭如何跟海德格回復曖昧的師友關係,幫助名聲掃地的他回復學術界的地位,而他也始終沒有真正悔改。若編劇在鄂蘭和海德格的關係上著墨更深,或許會令電影沒那麼沉悶平板。其實魔掌也是孤掌難鳴的,邪惡那平凡庸俗的一面,及其狡黠兇惡的一面實是渾成一體。
这种东西不该当电影来看。
独立思考,忠于自己
平庸的恶真是个好话题。导演截取了汉娜生命中最戏剧性和激烈的一段,所以一点不觉得闷。独立思考与表达真实想法的勇气。太适合我们了。审判一段面对真实影像也是妙笔,既让观众视线等同于汉娜。同时也强调了导演的态度,这种事、那个人是不能,也不应该被扮演的。只应客观呈现。
恶是极端而不彻底的,恶是平庸的。只有善才是彻底而深刻的。而人们却被情感冲昏了头脑,迷失了理智。还是说,哲学思考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不可能的?继《小说里的哲学家》之后,我想是时候要开始思考写《电影里的哲学家》这个问题了。思考与人生,是一个作家永恒的使命,二者本为一体,对又哪怕忍辱负重。
对海德格尔的处理不落俗套,很有分寸。艾希曼庭审剪辑精彩,对汉斯•约纳斯的处理耐人寻味。课室、讲台、烟的系列画面组合彷佛击穿了镜头。《现代性与大屠杀》《朗读者》《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海德格尔的弟子》
思考是孤独的事业,需要极富勇气的从业者。一栋林间小屋,一台打字机,就可以撼动社会。难得拍的如此简单清晰,又引人入胜。是一部十分有力的作品。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总能超越自身所属的民族和阶层利益独立思考问题,而本片正是集中展现了阿伦特最具知识分子特质和勇气的历史时刻——用平庸的恶界定前纳粹军官艾希曼的行为,而间或出现的与海德格尔的镜头也很好地串接起了她的思想脉络。今年看过的最佳电影,没有之一。
真理无惧千夫所指,平庸即恶万众愚痴。
#16thSIFF#能把这么复杂的事儿掰得这么清楚真是难为特洛塔了。剧本和表演都是一流,摄影很好但一点不抢戏。“看不懂的自己默默去补课”这种强大的知识分子电影气场真是彪悍。在天朝这样一个民族主义泛滥的国度,这片儿真是打脸啊。
故事简单思路清晰,配合艾希曼审判的历史影像资料,让阿伦特本来或许艰深难懂的哲学思辨变得容易理解得多。甚至我希望她能多说点,或者多跟人吵吵啊什么的... 其实阿伦特的故事给我们看到应该意义更有不同,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这样谈日本呢
7/10。开场不久镜头从掉在地板上发光的手电筒,转换到手中打火机点燃的香烟,之后无论阿伦特翻阅资料还是独自一人思考的室内场景,都在昏暗的环境中用微弱的光亮突出阿伦特的主体形像:在一条充满诋毁的黑暗道中摸索真理;结尾把政治和人道主义上升到哲学高度的学院讲座,一扫之前节奏的枯燥和人物关系的平淡火花,侧面射进来的高光打在她脸上,仿佛一个超越民族情感的真理形象,解释审判体系中理解不代表宽恕是需要具备责骂、人身威胁的勇气,可惜整体情节和主题缺乏重点描写,有简单化倾向。
推荐(其实我很想说"是中国人都应该"看一看,想一想民族主义、历史仇恨、文革)!DL:http://pan.baidu.com/s/11NlSi (中、德字幕)"为什么我要爱犹太人?我只爱我的朋友 —— 那是我唯一有能力去爱的。" 这几句私下的话比不上理论语言那么道貌岸然,但真正理解了的话,在深度上不陋分毫。
4.5. 鼓掌,思考,读书,思考。今年要读什么书已经有个大概的想法了。
2012年的德国片,女导演曾经是施隆多夫的前妻,和我同年42年出生,拍此片时已经70岁了。片子拍得老辣、简洁。最重要的是此片让我认识了这位写过《极X主义的起源》一书而闻名的德国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知道了她六十年前那场因“为纳粹辩护”引发的轩然大波,和她不放弃、不妥协,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平庸的恶”之哲学论断,值得补看!
评分:C+ 平庸的恶,平庸的电影。
“邪恶不可能即平凡又深刻,它要么是凡庸但普遍的,要么是极端但深刻的。”
三星都给原型人物的弧光。非常平庸的一部片,视听保守,剧情比起阿伦特跌宕经历堪称蜻蜓点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在文本上的犀利深入思考,在电影中仅以大众熟知的“平庸的恶”来概括,且阐释得浮于表层;最让人受不了的是,能不能少提一些海德格尔???
思考者,不预设立场者的独立见解是多难成为大众共识,即便在自己朋友圈,知识分子界也是如此。
果然没拍和海德格尔的床戏,差评
定位尴尬,介于故事片和纪实片之间;剖析尴尬,介于详尽和深刻之间;人物感情尴尬,介于八卦暗示和事实显明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