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望的人们

线索很简单，军队要找到藏在被镇压的起义游击队士兵中的领袖。

猛一看是粗糙的故事，但回味中会发现，主题不在电影中，也没有主角，主角（或主角的精神）也不显现（有多个人物组成的一种呼应主题的精神），仅在一次被指认的过程中偷偷换了队伍，黑暗中给了侧身1秒。这被镇压的游击队，单独来看，一个个也不像领袖，但回到人群中，又觉得一个个都像领袖。

电影中，丧失人性的刑罚镜头并不多，大多数是威逼利诱。但这些不会因电影本身的省略，而导致观众淡化思考。这一点，比一些导演过于主观的镜头去解释甚至代替观众自身的思考要厉害很多。大概就是用少讲多和用多灌输的区别吧。

又要拿姜文来说了，虽然我老说他不好的话，但抽象的象征、强烈个人风格与主题融合的这类导演，国内市面上也就只有他了吧。《萍水之遥》是强烈个人风格的、抽象的象征，却没有融合主题。《让子弹飞》是强烈个人风格的，融合主题的。《太阳照常升起》是强烈个人风格的、抽象的象征也融合主题，厚积薄发的结构，最后喷发出一种积极的浪漫理想主义。

抽象的象征、强烈的个人风格、主题融合，他们俩都有。不一样之处，《无望的人们》是一种以无讲有、以少讲多的结构，做到了“电影不在屏幕上，而在观众的脑中”，这些是在没有给观众过度压力的情况下，调动观众思考。一些主题不明，故弄玄虚，强迫观众思考，自己却还没有思考清楚的导演，大概连这种手法的边都摸不到吧。

然而这电影还不止这些东西，无处不在的严肃性，笼罩的具体历史感，又将高度厚度层层叠加。

《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浪漫属于我个人偏好，但面对《无望的人们》还是不得不得承认略孙一筹，不过总体上，这两部电影属于同一层次的电影。

其实能做到个人风格、主题融合已经是不错的导演。在这些基础上上，能把上面或其他主义融入，叙事结构再玩出花样，或是加入最新科技……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影片最后，听到消息，最真切的笑容在人群中散播开来，歌声迅速整齐有力，片刻过后，再一次陷入往日循环。

力所能及的努力，才是对生命的热爱。

看此片，有《都灵之马》的感觉，一望无际的草原，看似自由，处处是方向，实则我们都被外力囚禁，愈挣扎愈发绝望。再看向那草原，那样空旷辽阔，一切在其上的渺小的事物都消匿无踪，渺小的弱小的底层人类亦是如此。

扬索的镜头充满了秩序的美感。相比于叙事，我也更爱他的视听语言。

叙事则以找出革命军领袖为主线贯穿到底，为了找出维塞卡，为了找出桑多尔的人，他们逐个击破，从最懦弱的那个人开始，威逼利诱轻而易举地攻破人心，再佐以声势浩大的行刑，对在场的所有犯人造成内心的威慑。

最懦弱的盖多只是一个线头，他点燃了革命军犯人内心的愤怒，引出了桑多尔的部下——一对父子和一个真正的凶手，儿子为了活命而不惜行骗，父亲为了活命只得供出杀人者，但他隐瞒了儿子的参与，杀人者即使承认罪行却不肯供出更多的人，他是最难啃的骨头。

可最后在面对权力的诱惑时——他被任命组建一个军团，他无形中供出了所有人。在挑选军团的长镜头中，天光忽明忽暗，不难想象此时天空应有大片的云随着风飘移，遮住了太阳又散开，忽明忽暗又复之，如同这些革命军犯人的命运走向一般，将观众悬着的心提起又放下，反复无常，心惊不止。但在当权者眼中，其实是任其拿捏。

即使是二刷，这个结尾依然看得我十分难受。

这部电影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当权政府的军队设陷引诱革命军一步一步供出同伙的计谋，我们需要去分辨何为真何为假；第二层是这些从来不是主角的革命军，他们是如何一步步踏入陷阱，如何在人心构筑的严密防卫中被攻城陷阵的；第三层则是这些革命军无论如何都难以逃脱的令人绝望的命运。

关于第二层，其实他们亦有比较鲜明的性格展现，譬如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自杀的维塞卡，譬如挑选马匹时，卡巴伊其实明显弱于托马，他并不会挑选马匹，是跟在托马后头有样学样，选了一条托马上前摸过的马，而他又不服输，多次挑衅托马。

ps, 关于时间的巧妙转换：木屋通道转变晴雨天气，沿着白色围墙的光影由昏暗走向明亮。

这个电影吧，很特殊。讲解的是匈牙利独立的历史故事。

当然是以之为背景了。

故事里涉及到几个人物：

一、拉霍斯·科苏特

拉霍斯·科苏特（英语：Louis Kossuth；1802 年 9 月 19 日 - 1894 年 3 月 20 日）是一位匈牙利记者、政治家、律师、贵族1848-1849 年革命期间匈牙利王国的政治家和总督兼总统。

凭借在政治辩论和公开演讲中的演说天赋，科苏特从一个贫穷的士绅家庭成为匈牙利王国的摄政王。

在美国国会大厦可以找到科苏特的青铜半身像，上面刻着：匈牙利民主之父、匈牙利政治家、自由斗士，1848-1849 年。

二、桑德尔（Sándor Rózsa）

桑德尔（ 1813 年 7 月 10 日—— 1878 年 11 月 22 日）

是一名来自匈牙利大平原的匈牙利歹徒。他是最著名的匈牙利强盗；他的一生启发了无数作家。他第一次在塞格德被送进监狱是在 23 岁（1836 年）。逃脱后，他选择了强盗的生活，一系列血腥和臭名昭著的行为使他的名字广为人知。1848 年 10 月，他代表国防委员会 ( Honvédelmi Bizottmány ) 和他的 150 人参加了1848 年的匈牙利革命。他们凭借奇怪的外表和战斗方法取得了成功，但由于缺乏纪律，他们被解散了。

革命失败后，他被迫逃亡，回到了他早先的土匪生活方式。直到 1857 年，他（44岁）被一名同伴出卖才被捕。他被判无期徒刑。他在监狱中度过了 9 年，直到 1868 年因大赦而获释。同年，他（55岁）又故技重施，抢劫了邮车和火车。1869 年 1 月 12 日再次被捕，再次被判无期徒刑。他在监狱中去世。

三、影片的背景

故事发生在 1860 年代末奥匈帝国初期的匈牙利。

此时，作为匈牙利首脑的科苏特（大约60多岁）已经逃亡英美，而作为投靠他的桑德尔（大约50多岁）则逃回大草原，带着手下过着抢劫的生活。

电影里，就是把草原上的农民们圈起来，在里面寻找桑德尔手下的故事。

四、类比

毕竟是国外的故事，且是匈牙利，估计大部分中国人都很陌生。

所幸，咱们中国历史悠久，有很多可以类比的地方。

方便大家理解，我这里用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来类比好了。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洪秀全的帐下的一个小头领，带着手下回到老家，继续打家劫舍的生活。平时里在家务农（是农民），有事情（打家劫舍）就聚齐起来（是叛军），完事后，又回家当农民。【有点类似水浒里的晁盖、阮氏三雄、吴用等）。

这让清廷震怒，搞不清楚谁是农民，谁是叛军。于是，决定将当地的所有男子，都关起来，进行逐一甄别，希望抓住叛军头目。「擒贼先擒王」，头目被抓了，其它人就鸟兽散了。

问题是，这个甄别非常费力。

清军想了很多办法：

办法一：威逼利诱。制造恐怖气氛。【第一个人就是这么死的。人不是他杀的，但还是被处死了。】

办法二：在关押的人中，挑选叛徒。为了活命，肯定有人当叛徒。这个叛徒必须检举一个比自己杀人还要多的人。这样一个一个的检举，总可以找出头目来。【影片里，这个叛徒举报一个人之后，被叛军处死了。】

办法三：利用叛军头目的亲人来威胁他。影片里就是找到了头目的老婆，赤身裸体，鞭打致死。

这些办法用光之后，清军用了最后一招:

1、谎称外敌入侵，为了保家卫国，现在不甄别叛军了，只要是男子，都必须穿上军服上战场。

2、让所有被关押的人穿上军服，编好队后，开始从中间选择小队长、队长之类的。显然，这个时候就有目的性了。当过太平军的人，肯定有作战经验，肯定会选出来。【因为所有人都被清军扩编了，误导了大家，以为不再甄别叛军了。现在又是要一致对付外敌，属于民族仇恨了。就会有人站出来担任队长。】

3、担任队长的人，给与奖励和尊重，然后让他在扩编的人中间挑选精兵，组建精锐部队。显然，这个队长，只会挑选自己认识的人或者自己的战友。其它老弱病残的农民，他是不会挑选的。

4、清军再次宣布，皇帝已经赦免了叛军的首领，让这些叛军战士放心。

5、等到这些叛军自动列队站好后。清军突然宣布，把这些叛军给枪毙掉。

这最后一招，虽然不一定能够把叛军首领给抓住，但因为把叛军士兵大部分都消灭了，也就大大削弱的叛军首领的力量。

那么，为何清军，不直接把这抓来的人，不分农民和叛军，全部枪毙呢？

如果是这样，会逼着农民投靠叛军的。显然，这属于官逼民反了。所以，正常的政府，只怕都不会用这一招。

作为杨索的成名作，战争、空旷的草地、杀戮、长镜头、仪式感，这些杨索元素已经很成熟的在影片中展现了出来。在战俘营里，匈牙利反抗组织的战俘们在希望与绝望的不断交替中垂死挣扎。他们被掌握生杀大权的人玩弄于股掌，那个检举揭发比自己杀人多的战俘在这样的人性游戏中展现着生之欲和道德的局限性，他的背叛就只是背叛，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活下来对于个人来说才是唯一道德的事情。无论是此片还是之后的《红军与白军》，都散发出无望的气质。《红军与白军》里突如其来的权利转换和血腥杀戮让人无望，那些投降的、被处决的战俘们一个个淡定冷静，面无表情，战争的洗礼让他们拥抱死亡。而此片在无望的同时又夹带着对生的渴望，但这种生之欲却实则是掌权者游戏的一部分，利用生之欲借刀杀人，利用生之欲达到目的，直到最后的反戈一击，这更让人无望。

Having personally attended two sell-out screenings of iconic Hungarian films in Shanghai, your reviewer can vouch for Chinese audience’s ravenous appetite towards boutique cinema which can offer something vastly disparate from the weekly handful choices in the local multiplexes.

THE ROUND-UP is the film which crucially puts Miklós Jancsó’s name on the map for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n austere, dour reconstruction of a prison camp two decades after the Hungarian 1848 revolution against the Habsburgs, led by Lajos Kossuth, where elements of Sándor Rózsa’s guerrilla band are interned, believed to be the last remnants of Kossuth’s followers, the prison staff has to identify them in order to suss out whether Sándor is among them.

Adopting callous mind-fuck and exploiting the exasperating desperation of self-preservation to entice a fink to betray his fellow prisoners and save his own skin, wherein a woebegone János Görbe renders an informant’s minutiae with pitch-perfect expressions and gesticulations, THE ROUND-UP is a flinty exposé of governmental suppression and draconian manipulation subjected to the helpless huddled mass, emotionally clogged and tight-lipped, but is ready to buckle at any minute, a mounting foreboding of doom never dissipates throughout the entire picture.

In the third act, cunning skulduggery is played up to reveal the naïveté of the corralled preys, a false promise takes an about-face to take the winds out of those elated’s sails, a cog in the wheel doesn’t have a prayer to be reprieved, Jancsó’s allegorical upbraiding (especially in the wake of Hungary’s failed 1956 uprising against Soviet Russia) hits like a gut punch, miracle never occurs to the defeated, persistence can hardly be parlayed into other people’s mercy, not least in the political imbroglio.

Visually, Jancsó’s starkly spare, minimalist aesthetics finds its great locality in the Hungarian steppe and imbues a monastic aura with its wide-angle compositions under the sharp, monochromatic gazing, aligned with a formidable tonality of line delivery from a unanimously solemn cast, THE ROUND-UP has been retaining as an ardent cri de cœur that mercilessly yanks the fig leaf off human cruel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