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贼

精彩至极！本片的历史顾问就是原书的作者娜塔莉，所以全片高度还原中世纪法国乡村的人情风貌，考据党真的一本满足。剧情一波三折，尤其是后半部的庭审，接连反转好不过瘾啊！假马丁比真马丁更疼老婆孩子，干活也努力，我要是贝特朗，也直接将错就错，坚定假马丁就是自己丈夫，然而世事难料，没想到最后杀出一个真马丁，最后的结局自然是令人无比唏嘘。 由此看来，自古以来，不论东西方永远都存在：如何证明：你是你，你妈是你妈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当一个人离开熟人圈长达十年八年，归来时其实熟人们已经很难通过外貌辨别了，这个时候靠什么呢？曾经的共同记忆？身体特征？在中世纪的背景下，这些也都不可靠。感谢现代社会的科技发展，各种检测技术让冒名顶替几乎不可能。 最后不得不说，大法官太有魅力了，眼里透露着智慧博学，全程不偏不倚，以公平心态对待两方人。不由得感叹中世纪的司法体系，一件村庄小案久判不下，直接来到图卢兹大省的大法官面前也是经过旷日持久的谨慎庭审才下判决，心疼书记小哥，全程鹅毛笔不停沾墨水写庭审记录，最后的档案记录加起来一大叠，也正是因为完备的司法体系，这个难得一遇的乡村奇案才能有完整纸质记录流传到后世。

作为一部电影的《马丁·盖尔归来》，其原型来源于16世纪法国农村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案件，四百多年来，这个传奇故事一再被讲述，甚至“为一部剧本、两部小说与一部小歌剧（operetta）提供了灵感来源”。故事梗概是，游手好闲的男人马丁·盖尔在抛弃妻子离乡多年后归来，他不但有着马丁的身份，还有着马丁的记忆，因此很快就被村民们接纳，与贝特朗生活美满，育有一女。但在与马丁的叔叔皮埃尔产生利益纠纷后，他的身份受到了部分村民的怀疑。他记忆力极强，又能言善辩，巧舌如簧，甚至一度说服高等法院的法官判他胜诉，但真正的马丁·盖尔走入法庭，让他功亏一篑，落得被绞死的下场。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加入了该片的主创团队，提供史学方面的指导，这不但使得本片经得起严谨的史学论证，其独特的创作方式也给本片打上了浓烈的历史人类学色彩。

细节方面，直接让村民们在心中产生怀疑的是流浪汉的三言两语，但其实此事早有端倪：此位“马丁·盖尔”在返乡时，首先是将在田里耕作的兄弟俩认反，继而没能叫出尼古拉这个他在村里本该认识的人的名字（尼古拉本人或许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因此在后来法官的初次审判时果断地站在了法官的左边——这代表着他认为其是冒名顶替的），紧接着又相继忘了家里的蜡烛放在哪，以及他的白裤子是丝绸还是亚麻做的。或许这些都可以用他已理想多年而记忆模糊来解释，就连他从不爱参与农活到勤于经营自家土地，从对性生活兴致索然到每晚都让贝特朗心满意足，从大字不识到认字甚至会写字，从出走时身材瘦弱到归来时的高大强壮，上述所有的这些变化都可以用他将近十年来的成长来解释，一时之间得以被掩盖了过去，但当他与皮埃尔之间发生利益纠纷之时，所有的这些异样都将被放大为其致命的瑕疵。

值得玩味的是，村民们在一开始也并未在较长时间的相处中对阿诺·迪蒂尔有所怀疑，而是在他与皮埃尔·盖尔之间有了利益纠葛时才产生了疑虑，甚至还有一部分村民始终坚持他就是真正的马丁·盖尔。这除了可以用这些村民们的从众心理来解释以外，还足以说明人们对于某个“人”的定义并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存在着一个不断再构建的过程，且这个过程其实是相当主观的。特别是在“马丁·盖尔”远走他乡多年后，在这些村民内心深处的观念中，他们已失去了对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认知，而是已经把这个人名及其所代表的的事物当做了一个模糊的文化象征符号来看待。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勒曾这样评价此种现象：“……我们所有的历史知识包含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人们用以表达其观念、感觉、情绪、思想和信念的符号在短时间以后就变得难以理解。……历史就是要复活这些符号，使它们恢复为一种新生命，使它们再次变成易读的和可以理解的。”（卡西勒：“历史哲学”，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雷蒙·阿隆也在《论治史》中写道：“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创造的是一个他们在事后才了解，费了好大劲才了解的历史。”

哪怕是一个曾与我们朝夕相处，对我们来说最亲密的人，在他从我们身边离去多年后，我们在回忆时若想再对他有一个他真正准确的认知，其实也会变得相当困难。那些曾在我们身边欢声笑语过的人，有那么一天，我们永远地失去了他们。他们虽然没有变成天上的星星，但也变成了我们内心深处一个个完全由我们自己定义的模糊符号，对这个世界来说则更是成为了一个已经难以释读的文化符号，后人更是很难弄明白这一个个符号在我们这个时代到底象征着什么。“马丁·盖尔”的长期离乡对于村民而言正是如此，而已经消逝在历史长河中的历史事件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哪怕是我们亲身经历过，亲身爱过的也是一样。

还有一点，村民们是否像关注财产那样关注真相？事实证明，如果没有利益冲突，谁也不会在意真相。这说明，人们并不会选择正确的，而是会选择他们想要的。就像在这场闹剧的最后，法官问贝特朗，她其实是不是只是需要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到底是“马丁”还是“阿诺”，在审判的这一刻对她来说或许已经并不重要，至少她现在过得很幸福，这就够了。

最后我想谈一谈本片的历史人类学因素。我认为本片与历史人类学有两层关系：创作方法上的，以及创作内容上的。

本片在创作方法上的历史人类学因素很好理解，可以说电影这个载体本身就是为历史人类学（或后现代主义史学，又或是微观史学）而准备的。因为电影这个载体所要求体现的，对于乡村生活中无限细节的刻画，使戴维斯“不得不像田野中的人类学家那样，探究在某一特定时间、某一特定小地方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而“这种思维活动类似于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写作，其实也是微观史学方法论的核心。”历史人类学的一大目标正是“发现他们也许看到过的世界，他们也许有过的反应”，这与电影这类载体不谋而合。正如她所概括的：“电影可以揭示——或更准确地说，揣测——过去是如何被体验，如何被表演的，在具体而微的、地方的层面，人们是如何经历大的（历史）动力与主要的事件的。”值得一提的是，她并没有像人类学家一样，到故事发生的这个小镇去做田野调查——过于久远的时间间隔或许已经使得这种考察方法变得不可行，而是“同那些扮演16世纪人物的演员交谈”，她如此评价她这种独特的考察方式对她的创作所起到的作用：“我在我写的书的注解中，不能引述这些演员的话作为证据，但是他们的评论增强了我的信念：在以我所做的那种方式诠释法律和村落文献时，我走对了方向。”“电影就有着微观史的某些优势，能够展示具体的表现。它会迫使你去想象某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而那是你只用文字写作不会费心去思考的。”

本片在创作内容上的历史人类学因素则是我个人的解读，若有偏颇，敬请斧正。阿诺在因真正的马丁出现在法庭上而无力回天后所进行的坦白中说道，“路上有两个人把我当成了他”，于是“我开始打听关于马丁的一切消息”，最后他在拥有马丁大部分记忆的基础上成功把自己伪装成了马丁，进而成为了村里的一份子，被村里人所接纳。调查某个地区的信息，然后努力尝试着让自己融入当地，并在最后成功“打入内部”，让原住民把自己当做他们中的一份子。我觉得这个过程很像人类学家的某些常用模式。用人类学的术语来说，这是一名观察者、研究者作为外来者在当地“土著化”的过程。

人类学家格尔兹夫妇在巴厘岛看斗鸡，而斗鸡在当地是被政府禁止的。当警察向斗鸡场所发出突然袭击时，围绕着斗鸡场地的人群立即向四面八方逃跑，在这种混乱恐慌中，格尔兹夫妇并没有简单地掏出证件以示他们的身份，而是选择了和村民们一样迅速逃跑。这种“入乡随俗”的举措使他们很快从被村民“远离”的“幽灵”变成了被村民接纳的“巴厘人”，由“身在其外”变成了“身在其中”。巴厘人由此改变了对他们的态度, 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的节制的、幽默的、相当礼貌和令人茫然的亲切状态，瞬间化为亲密无间的相互取笑。一个外来的人类学家终于成为巴厘岛的一员，格尔兹因此有了深入观察了解巴厘岛斗鸡游戏的内在本质的机遇，也给人类学界留下了一篇实践“深描”手段的民族志典范。或许这是我的过度解读，阿诺的这些所作所为并不是出于研究的需要，他融入当地的目的是求财求色而不是要对当地进行考察研究。但我认为若不谈具体动机而只是仅从行为和结果的角度来看，他的所作所为则正好与人类学的考察模式暗合，其行为的结果则更是人类学家所梦寐以求的。当然，是指完美地融入当地并被当地原住民接纳，而不是被绞死。

另外，这个故事中还有一些类似于“公众记忆的塑造”“公众对特定人物形象记忆的塑造”的问题（特别是当他们不识字，无法把自己和身边事物的历史清晰准确地写在纸上，而只能以口头的方式使其流传时，他们对特定事物的记忆是如何一步步被塑造的？这又有着怎样的一个变化过程？），以我的能力无力探讨，但我觉得这是相当值得去进一步思考的。

同样是专业人士加入电影主创团队提供专业指导，同样是拍完了电影觉得意犹未尽，在学术层面还有些想说的而专门写了本书，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跟基普·索恩的《〈星际穿越〉的科学》极其相似呢...都是看了以后才发现，“他们是在用我们所难以想象的严谨态度来进行这部电影的创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