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所应为

《为所应为》（Do the Right Thing）是一部伟大的黑人经典。这部电影是美国黑人导演斯派克·李在1989年献给美国社会，甚至是全世界的现代寓言。电影中花了一天的时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布鲁克林街区关于政治，种族，和暴力的故事。

斯派克·李作为一名毕业于纽约大学的独立黑人导演，用他的镜头和独特的黑人视角捕捉着美国的社会和文化现象，种族和社会是他批判的主要议题。同样是作为少数族裔的台湾导演李安，也毕业于纽约大学，也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电影里表达了少数族裔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与亚洲人内敛而包容的文化氛围相比，斯派克·李的作品放大了美国社会中黑人群体所面临的跨种族冲突与对抗，反思了主流社会下黑人群体的复杂历史与现实。

这部电影的灵感部分来自于霍华德海滩谋杀案（Howard Beach murder）和与警察暴力执法事件有关的Michael Stewart和Eleanor Bumpurs的死亡。作为一个成长在布鲁克林的美国黑人，斯派克·李决定保留一些原事件元素的同时，将真实事件的发生地改编在了布鲁克林。这部电影由Ernest Dickerson拍摄，运用了超现实主义和新印象主义的风格，使用大胆而生动的配色方案，为观众呈现了20世纪80年代布鲁克林的一个不平常的夏日。剧本和摄影的选择使这部电影真实得反映了现实生活，同时也是一种政治讽喻。虽然《为所应为》的剧本是半虚构的，但斯派克·李使用了很多流行文化的元素（霹雳舞，Air Jordan等）以及真实事件的设定（披萨店，意裔美国人与非裔美国人的冲突，一名黑人男性的死亡等）让这部电影不断地提醒观众：这些冲突和悲剧就发生在我们的周围。

《为所应为》的全部故事就是一个炎热的在布鲁克林街区发生的一天。在一个黑人社区里，老板Sal和他的儿子们Vito、Pino，以及一名黑人雇员Mookie（扮演者是Spike Lee自己）一起经营一家意大利披萨店。Sal是一个诚实的商人，他只是想守住自己在这个街区的店面，他以把自己的披萨喂饱这个社区的几代人为骄傲。然后，Buggin out出现了，并要求萨尔把黑人明星的照片贴在“意大利名人墙”上。在遭到果断拒绝后，他召集了一群黑人邻居到他的店里制造麻烦，其中就包括了最后暴力事件的主角之—Radio Raheem。在冲突中，Sal砸烂了Radio的收音机，这台收音机被Radio视为生命。最终，这场冲突化成了两人之间的暴力，最后扩大成为意大利人和黑人间的暴力。最后，局面失控，警察的介入杀死了Radio， Mookie砸了披萨店的窗户，Smiley点燃了披萨店，Sal坐在地上哭泣。

《为所应为》直接把美国社会最严重的矛盾之一暴露在了观众面前—种族冲突。最具代表性的场景是Vito和Mookie在讨论黑人明星。Vito最喜欢的球员是 Michael Jordan，他最喜欢的演员是Eddie Murphy，他最喜欢的歌手是Bruce Springsteen。他在的世界观里，有各种各样的黑人：有的是他喜欢的，有的他认为就是N*****。此外，其他种族的美国移民—波多黎各人，意大利人，韩国人—也出现在了这个社区里，形成了移民社会噪杂而混乱的声音。影片的最后高潮是大火里的披萨店，这是对20世纪60年代黑人平权运动的深刻描述和讽刺。过去为平等所做的努力成了Smiley卖的小卡片和文化符号，而这些小卡片在披萨店的大火中被烧毁。在冲突中，在受雇者的仇恨中，在骚动过后的废墟中，有一种奇怪的荒凉。在电影中，King和X都成为了过去社会的象征，斯派克·李讽刺了以前为种族平等所做的努力。黑人社会的自我觉醒和社会内部的相互理解与宽容尚未实现。

种族主义是美国社会的一个整体问题，但当镜头聚焦到布鲁克林的一个黑人社区时，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作为占主导地位的人口，黑人能够在布鲁克林的三个街区管理他们自己的社区。在当时的美国，社区治理并不是由政府或社区代表机构所垄断;相反，自我管理占他们管理的很大一部分。在这样的社区里，黑人因其人口和文化而成为主人，年轻的黑人可以自由地嘲笑新来的人或白人邻居。

然而，这并不代表国家权力的缺失。影片中反复出现了两名警察，他们开着自己的车在街上游荡，尽管他们懒得解决一场小纠纷，却宣称国家政权的存在。当两个警察在街上巡逻的时候，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场景，两个警察和三个坐在街上的老黑人互相对视。这一场景标志着美国白人和黑人对彼此的心理活动——警惕但也恐惧。美国白人滥用暴力是因为他们害怕美国黑人，而美国黑人害怕美国白人的力量。黑人和白人相互恐惧，所以他们对彼此保持警惕。国家的机构是由白人主导的，所以这种警惕延伸到了国家层面。双方就像彼此警惕的对手，即使他们现在处于和平状态，也互不信任。

紧张的气氛贯穿整部电影，在平静的表面下隐藏着冲突，一旦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升级，它就变得无法控制。炎热的天气已经成为酝酿冲突的温床。随着夏季气温的升高，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加剧，最终点燃。意大利和韩国的居民也处于不信任状态，他们在内部诅咒美国黑人，但彼此又是相互依存的:意大利人和韩国人需要黑人消费他们的商品，黑人需要去他们的商店消费。这种冲突状态极为敏感，因为一次暴力事件就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在披萨店发生暴力事件后，美国黑人的社区归属感迅速增强，“外来人口”也成为暴力事件爆发的对象。所以，美国黑人在烧了意大利披萨店之后，计划抢劫韩国商店。韩国人必须强调“我们都一样”和“我也是黑人”来得到宽容。美国社会不同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集中在这个小街区，也集中在了一年中最热的一天。

《为所应为》的另一个重要元素是暴力。斯派克·李用老市长的台词来强调这部电影最重要的一点:“做正确的事。”然而，怎样做才是正确的呢?在政治层面上，导演更像是一个道德检察官，告诉观众有关种族、暴力、权力斗争的事情，并把它们放在观众面前，让观众做出自己的判断。电影中暴力事件的直接受害者是白人，但Radio的死亡让黑人也成为了受害者。事实上，暴力使双方都成了输家。Sal是白人，但他应该为种族歧视负责吗？至少Mookie这么认为。穆奇不满意萨尔提供的工作条件，并基于此，他把它变成了一个种族主义的观点。这起看似暴力的事件最终证明了它的脆弱。警察聚集起来，几分钟内最强的Radio就变成了一具尸体。这场暴力的结果就是毁掉了一家披萨店。斯派克·李看到了暴力的利弊。一方面，没有暴力，人们就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另一方面，暴力是无法控制的，结果往往是自相残杀。电影中的黑人和白人都被描绘成下层社会的一部分。白人和黑人在一个相对平等的基础上被解释。然而，这种相对的平等和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共同构成了现实图景与意识形态图景之间的矛盾。Mookie和Sal之间的平等被扭曲成一种不平等。当黑人大声疾呼要消除种族歧视时，他们也参与了种族歧视。原来的平等劳动，在他们眼里，变成了剥削和压迫。现实是扭曲和复杂的，他们不得不使用人类最本能的武器——暴力——来解决他们面前的矛盾。Spike Lee拒绝提供一份快餐，而是写了一个更真实、更发人深省的寓言。

在影片的结尾，斯派克·李同时引用了King和X的话。在和平解决种族问题方面，King是一位享有平等权利的领袖，正如他所说:“暴力最终会自我毁灭。”暴力在幸存者中制造痛苦，在破坏者中制造暴行。相比之下，X主张以自卫为前提的暴力是一种智力体现。然而，“智力体现”与影片呈现的现实相比太过理想化了。自卫的暴力很容易发展成自我仇恨，固有的种族歧视观念在沟通中不一定会改变。那么，斯派克·李到底是什么态度?

斯派克·李在美国社会中有两个身份，他是一名美国精英，同时也是黑人精英。这种情况要求他从两个角度来看待种族问题。他深刻地意识到“与权力斗争，Fight the power”的荒谬性，但白人的无意识优越感却真实存在。作为一名黑人，他站在反种族歧视的第一线，用自己的作品批判社会。在《绿皮书》(2018)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后，他愤怒地离场，并用《黑色党徒》(2018)回击三k党。作为一名美国精英，他不能为了迎合种族偏好而妖魔化白人。相反，他应该关注黑人和白人的宽容和善良，就像他在2008年的《圣安娜奇迹》中所做的那样。

《为所应为》给观众留下足够的空间去推测和反思故事中的对与错。无论是种族问题、政治问题还是暴力问题，在相互交织的影响下，人都无法做出合理、正确的判断和评价。这部电影没有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提名，或许是因为好莱坞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接受一部关于黑人社区冲突的电影。然而，无论是社会影响还是艺术表达，这部电影都站在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向观众展示了一个现代寓言，成为美国黑人电影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这种事真的很怪。

你可以在意大利因为超市收银员爱搭不理的态度火冒三丈，然后回到旅馆里说“我觉得黑人看起来都好脏”；你可以对着白人大喊大叫“u can't call me nigger”，又对着亚洲人说“plz open up your eyes”。这种事真的很怪，就像它反映了人的所有弱点：从众、固执、刻毒、盲目——最重要的是自私，不到自己身上永远不知道什么叫痛。

这就是我对种族歧视所认识的一切，但又远不止如此。这大概是我写这篇评论的原因，不单在于电影本身，它给了我思考的契机，让我想记录自己现阶段的想法，但又因我必定无力诉说关于它的一切，我只能尝试写下我对它认识的一切，为我们处于这样一个年代：一切都还未好转的年代、一个将与世界隔阂更深的年代。

美国影坛从来不乏反映种族歧视的作品，《美国X档案》《弗鲁特韦尔车站》《绿皮书》《隐藏人物》《撞车》……你甚至还能在《逃出绝命镇》《我们》这样的恐怖片里看到黑人的政治诉求，这些作品的确反映了美国黑人的曾经与现状，但是却没有一部能像《为所应为》这样深刻。种族问题是复杂的，但他们几乎都将其简单地归于二元对立：无辜的黑人、愚昧的白人、苦难的社会和暴力的警察，好像这就是所发生的悲剧的一切。

同样，对于这部电影而言，你当然可以这样讲述这个故事：布鲁克林的一家披萨店在1989年的某天夜晚发生了火灾，这一切起因于意大利裔的老板砸烂了一位黑人小伙儿的收音机，而这位黑人小伙儿和他的同伴，只是想让这家以黑人社区为主要盈利对象的店在店里的名人墙上挂几张黑人的照片。店主一家人与这群黑人发生冲突后，警察很快赶到，在控制局势时误杀了这名持有收音机的黑人男子并迅速离去，警察离开后，群情激愤的黑人居民袭击了这家披萨店，另一批控制局势的警察很快赶到，并用高压水枪进行镇压。

又一个经典的种族歧视新闻，如果没有斯派克·李的详细刻画的话。关于这条街区的失业和混乱，关于这位老板是多么喜欢他的顾客，关于当天被关上的店门是因为什么被打开，关于这些人要求挂黑人相片的根本起因，或者还要说到就业政策，说到历史文化，说到社区特性……这才是一切。我当然不是否定二元对立故事的一切，毕竟电影不是社会学论文，我也会为这些电影的情节而愤怒、流泪、感同身受，它们也的确是平权运动中重要的一环，但在回顾上，在深度上，《为所应为》显然值得所有赞美，它更像是一种反思和训诫，并且在将要迈入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依旧适用。

在我看来到今天黑人的政治诉求好像变成了一门生意，与所有的文化产品一起快餐化了。影视、音乐、社交网络，你的产出甚至不需要多高的质量，只要去迎合了，就能获得关注与赞许。关于黑人文化的一切，就像电影里结巴在街上贩卖的黑人精神领袖明信片，Malcom X, Nelson Mandela, Muhammad Ali,Michael Jordan……你几乎可以在今天所有黑人音乐家的作品中听到他们的名字，我并非说他们不值得敬重，而是到今天他们更像是一种简单的符号，你不需要真的了解他们的伟大之处，只需要知道今天用这些名字写词的娱乐大咖都是“新黑人领袖”。我想到Beyonce的The gift以非洲为背景，黑豹这部电影以非洲为背景，是的，他们都是黑人，在以黑人文化为灵感源泉创作黑人的艺术作品，然而在根里，这些多少代之后的非裔美国人又和非洲有什么关系，难道创作这些的人、追捧这些的人不是在美国的流行文化中长大的？难道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受过土生土长的非洲音乐熏陶？当然，这样的身份强调得到认可固然不能说不好，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转过几手，总归是一种传承，但这样的强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我总是感觉现今的文化创作好像走进了一个误区，一个固步自封、强调自己身份归属的误区，这些黑人艺术家，好像必须“为自己的种族”说话，这成为他们文化生产中天然的责任。这样的现实是很暧昧的，一方面必须为自己的种族发声，另一方面你的产出受众又是所有人，排斥与对抗这种天然对立却共存，变成一种两难的理所当然。我想起前年Kendrick Lamar在巡演中的一件事，他邀请一名粉丝上台唱歌，歌里有很多n-word，粉丝是白人，玩嗨了没注意按原词唱了，场内有点混乱，最后Lamar紧急掐麦，提醒粉丝后才把场面控制回来。这件事让我觉得很典型，好像是现今的一个缩影，诉求提出了，公众认可了，大家和平了，但是同时这种和平又是脆弱的、表层的，好像一方面在提倡众生平等，另一方面又有一条隐形的不可逾越的线把我们分开——就像没有人说我们会歧视维吾尔族，然而你只需要去新疆看看就知道，各处设的关卡，这些非汉族面孔等待过关的时间显然要久得多，好像这是自然的，你可以和他们喝酒吃肉，在树下野餐，也可以将他们的等待时间看作理所当然——在Lamar这件事上也是如此，你可以爱我们的说唱到背下每个词的程度，但是千万小心，就是不能说出那个几乎每句词里都有的n-word。

在这个世界，不同种族间暧昧的隔阂就是这样理所当然，各个族群的共生与脆弱的平衡也是这样理所当然。理解原本是一件很难的事，所以你会去恨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人，会因为他们属于另一种文化、另一种肤色感觉不安，而这种不安又是如此容易被利用，它可以用来博你的关注挣你的流量，也可以成为被借助的暴力，就像在这部电影里，其乐融融、充满希望的一切会跟着一台收音机如此轻易的破碎。

我想到对岸。种族问题听上去好像只是不同肤色的事，但实际上还是两种文化的事，因此我想我们与他们也能归于电影中所描述的此类，隔阂的文化，脆弱的红线，暴力的发生。中国人真的会很常有“同样面孔的误会”，而我们与他们的差异的确大到仿佛真的是两个种族，政治文化、语言习惯、生活方式、发展历程……我记得小学第一次到香港，我从来没见过的自动贩卖机、无线鼠标、左行车道，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和友善，今年2月再次旅行的时候，反对的标语在路旁出现，遇到两次不耐烦的店员，再后来就发生了那些事。最初我和朋友在讨论的时候，只是把它看作民主制度下的一般政治现象，然而发展到今天，难道与这部电影里所描述的一切不像吗？当然我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好人，我在异文化下接受的也是善意居多，但就像我说的，它是暧昧的，当正确的诉求偏离到错误的轨道，混乱中掌控暴力的永远都只会是无赖。就像我也同样不齿这岸那些满口谩骂、嘲讽的人，因为我相信这些自大的、不肯去了解他人的人，到了对岸一样会变成今天自己辱骂的对象。

我痛恨所有隔阂、不公平与暴力，尽管有时候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尽管我知道这一切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不会变好，甚至因为他，我们会受到越来越多的误解（因为我们与世界舆论天然地脱轨了），因此在2019年12月4日夜，我尝试写下脑子里关于此的一切畅想。

FEB 19, 2001

Leaving the theater after the tumultuous world premiere of Do the Right Thing at Cannes in May of 1989, I found myself too shaken to speak, and I avoided the clusters of people where arguments were already heating up. One American critic was so angry she chased me to the exit to inform me, “This film is a call to racial violence!” I thought not. I thought it was a call to empathy, which of all human qualities is the one this past century seemed most to need.

Perhaps I was too idealistic, but it seemed to me that any open-minded member of the audience would walk out of the movi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motivations of every character in the film—not forgive them, perhaps, but understand them. A black viewer would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feelings of Sal, the Italian-American whose pizzeria is burned by a mob, and a white viewer would be able to understand why a black man—who Sal considered his friend—would perform the action that triggers the mob.

It is this evenhandedness that is at the center of Spike Lee’s work, and yet it is invisible to many of his viewers and critics. Because he is black and deals with anger, he has been categorized as an angry man. However, it is not anger, but rather a certain detached objectivity that I see in his best work. His subject is the way race affects the way lives are lived in America. More than any filmmaker before him, he has focused his stories on African-American characters, considering not how they relate to the white society, or it to them, but how they relate to each other. School Daze is no less about skin color because all of its characters are black. Jungle Fever is not only about a romance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but about all of the social, class and educational factors that race stands in for. Malcolm X is about a man who never abandons his outrage at racism, but comes to understand that skin color should not define who he can call his brother.

In Do the Right Thing, the subject is not simply a race riot, but the tragic dynamic of racism, racial tension, and miscommunication, seen in microcosm. The film is a virtuoso act of creation, a movie at once realistic and symbolic, lighthearted and tragic, funny and savage; one of the reasons we recoil at the end is that we thought, somehow, the people of this neighborhood, this street, whom we had come to know, would not be touched by the violence in the air all around them. We knew them all, Da Mayor and Radio Raheem, as well as Sal and his sons. And they knew each other. Surely nothing bad could come between them.

And yet something bad does happen. Radio Raheem is murdered; Sal’s Pizzeria is destroyed. Spike Lee has been clever enough to make us sympathize with Sal, to like him and his pizzeria, so that it is not an easy target but a shocking one. And Lee twists the story once again, making the instrument of Sal’s downfall not a “negative” character but the one we like the most, and identify with: Mookie, the delivery man played by Lee himself. The woman who found the movie a call to violence was most disturbed, I suspect, because it was Mookie who threw the trash can—Mookie, who the movie led her to like and trust. How could he do such a thing to Sal?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is right there on the screen, but was elusive for some viewers, who recoiled from the damage done to Sal’s property but hardly seemed to notice, or remember, that the events were set in motion by the death of a young black man at the hands of the police. Among the many devastating effects of Lee’s film, certainly the most subtle and effective is the way it leads some viewers (not racist, but thoughtless or inattentive or imbued with the unexamined values of our society) to realize that they have valued a pizzeria over a human life.

I have written here more about Lee’s ideas than about his style. To an unusual degree, you could not have one without the other: style is the magician’s left hand, distracting and entertaining us while the right hand produces the rabbit from the hat. It’s not what Lee does that makes his film so devastating, but how he does it. Do the Right Thing is one of the best-directed, best-made films of our time, a film in which the technical credits, the acting, and Lee’s brazenly fresh visual style all work together to make a statement about race in America that is all the more powerful because it blindsides us.

Do the Right Thing was the finest, the most controversial, most discussed and most important film of 1989. Of course, it was not nominated for an Academy Award as Best Picture (that award went to Driving Miss Daisy, which has a view of race in America that is rotated just 180 degrees from Lee’s). To an extent, I think some viewers have trouble seeing the film; it is blurred by their deep-seated ideas and emotions about race in America, which they project onto Lee, assuming he is angry or bitter. On the basis of this film it would be more accurate to call him sad, observant, realistic—or empathe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