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

开篇对共产主义者一通冷嘲，让大诗人的政治表演看上去滑稽幼稚，让人搞不清是庄是谐。后面随着对聂鲁达的追捕，把政治阴谋和自我表演生生表现成了逃犯-警察的一场华丽虐恋：狡猾而傲慢的逃犯，背负耻辱自卑的警察为了名垂青史展开的比赛，圣地亚哥一路向南，伴随拉美地区贫穷与浪漫的底色看上去跟政治半毛关系没有。最后一幕安第斯山的高海拔雪中落幕，浪漫的要死要活。

▲《追捕聂鲁达》不是传统的人物传记片

假如让王家卫来改编拍摄劳伦斯·布洛克的侦探小说，大抵就会像这部《追捕聂鲁达》的模样，甚至觉得盖尔·加西亚·贝纳尔在影片里的某个角度看起来像极了梁朝伟。帕布罗·拉拉因在凭《神父俱乐部》在柏林获奖后，转向人物传记题材，在2016年一口气接连推出两部作品《追捕聂鲁达》和《第一夫人》，并先后入围戛纳“导演双周”和威尼斯竞赛单元。两部作品都出其不意地获得好评，前者代表智利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后者更为纳塔莉·波特曼拿下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

尽管都是以著名历史人物为描述对象，但这两部都不是传统的人物传记片，而是在风格化和实验叙事下的类型突变，为未来的人物传记题材开创出新的表现形式。这部《追捕聂鲁达》跟2012年同样入围戛纳“导演双周”的《智利说不》有着类似的混淆纪实/虚构感，只不过这里不再有历史档案资料或新闻片段的嵌入，而是将人物的真实细节和虚构情节融为一体，让观众难以分辨出其模糊的界线。

▲影片中警察扮演者盖尔·加西亚·贝纳尔酷似梁朝伟

影片在表面上看来有着一个黑色犯罪类型片的格局，讲述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加入了共产党，遭受政府迫害与通缉，然后走上逃亡之路的故事。影片在开场不多久就开始陷入犯罪追捕类型片的氛围，聂鲁达被告知政府通缉的消息，介绍警察主角出场，以及到聂鲁达家中搜捕。然而，不知不觉地这种悬疑紧张的气氛被一种魔幻迷离的诗意逐渐淡化了。

这个犯罪悬疑类型消解的关键在于用警察的画外音旁白进行叙事，让观众以为这是追捕者对逃亡者十拿九稳的猫鼠游戏。但事实上，警察每次抵达现场却扑了个空，更对聂鲁达故意留下的一本小说着迷，情不自禁陷入到诗人的虚构世界里。与此同时，在警察的视角叙事里，却不时浮现出聂鲁达的内心独白。追捕者以为自己是主角，在掌握追捕的主导权，却不知已成为逃亡者的配角。这种彻底颠倒追捕者与逃亡者的关系转换，令这场追捕的真实性不断消解，取而代之的则是浪漫化的细节和诗意十足的情节。譬如聂鲁达在妓院与变性妓女唱歌跳舞，在港口城市登船时遭到警察跟踪，这些统统使得故事看起来像是诗人笔下的一场虚构的经历。

▲各种风格化的手段令追捕的真实性不断消解

帕布罗·拉拉因偏好的逆光和滤镜、围绕人物旋转的摄影，以及在对话时的跳跃剪辑，之前已在《智利说不》和《神父俱乐部》里有所尝试，这次在作品里同样延续不变，体现出他对美学风格的统一与掌控力。这次更出彩地透过剪辑创造出行云流水的节奏感，令情节在警察和诗人两个人物之间悠闲徜徉，却不再是你死我活的亡命追捕，而更像是读者对作家的倾慕追寻。

在高潮雪山一幕，追捕者与逃亡者在现实层面上的关系已消弭不见，警察对诗人从原本的仇视而逐渐变成对诗人及其作品的着迷；诗人原本对警察的不屑一顾，也变成像对待自己笔下的虚构人物般深情，并最终喊出了追捕者的名字，令其不再是配角。在真实与虚构两个世界里，两者的关系竟然是互换可逆的，这种庄周梦蝶式的设计相当惊艳，再次提升了作品的诗意空间，并与主题保持着天衣无缝的契合度。

聂鲁达在《诗歌总集》“逃亡者”（1948）的开篇诗章：

在深沉的夜晚，在整个的生活，

眼泪滴在纸上，换着各种衣裳，

这些压抑的日子里，我行走，

我是警察追捕的逃亡者。

在明净的时刻，

在寂寞的繁星之下，

我穿过城市，森林，村落，港口，

从一个人的家门口走向另一个人的家门，

从一个人的手转向另一个人的手……

我有幸于1985年购得翻译大家王央乐翻译的《诗歌总集》（上海文艺版），自此已被翻得不成形，书页存有微虫蚊迹，见证了那些流逝岁月的循环四季。尤其是其中的《马克丘·毕克丘之巅》，在最初的几年，我甚至能背下来。从《大地上的灯》《背叛的沙子》到他致敬惠特曼所写的《伐木者醒来吧》这一系列长诗，由此形成了聂鲁达独创性的语言。

聂鲁达的诗汪洋恣肆，比喻极为奇特，诗句清澈、磅礴又瑰丽，想象力可谓无可比拟，难有人及。诗的天空对于他来说，是无界的，永恒的。当然，读到这样赏心悦目的诗，这要归功于王央乐的翻译，我以为就西班牙语诗歌翻译来说，还无人可以超越。他所译的《西班牙现代诗选》（湖南人民版），也是我常看常新的诗集。

无疑，聂鲁达是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诗人。就象他自己说的“一个诗人若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就是一个死的诗人，一个诗人若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死的诗人，一个诗人仅仅不合情理，就只有他自己和他所爱的人看得懂，那十分可悲。一个诗人完全合情合理，甚至笨如牡蛎也看得懂，那也非常可悲。”

执导过《神父俱乐部》（见我影评）的帕布罗·拉雷恩的这部《追捕聂鲁达》（2016），用警督佩鲁·索尼奥的画外音，截取了聂鲁达1948年1月后这一年的逃亡的历程，用一种喜感的方式再现了诗人那段逃亡过程及其不堪心灵史。但除了逃亡事件本身，其它倒不能视作聂鲁达的真实传记，电影本身即是一种理想化的艺术性再创造。

影片一开始就有聂鲁达朗诵他二十年前写的情诗《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至此，在拉美大地上，可以说他的影响力无远弗届，无人能及。虽然博尔赫斯对他多有微词，但他依然我行我素，犹如一盏耸立于拉美大地上的明灯。

另一部表现聂鲁达逃亡历程的电影，是由迈克尔·雷德福执导的《邮差》（1994），呈现他逃亡后前往意大利南部的小岛生活，故事主旨却是讲述他作为鼓动者，给单相思的邮差狠狠地励志了一把，让他写诗给那位美丽姑娘，终让邮差抱得美人归。但这个故事本身则是杜撰的。因为聂鲁达真正逃亡的历史则主要是在他的祖国智利。

另外，对于影片《追捕聂鲁达》中聂鲁达的扮演者显然不能要求过高，要是与法国著名演员菲利普·诺瓦雷在《邮差》中的嬉皮类比，否则就让我们难以入戏。菲利普·诺瓦雷的演绎可谓最经典化的作为诗人的聂鲁达，形神兼备，达至一个化境。

在这有必要回顾一下诗人的简史：1948年1月6日，聂鲁达在议院发表演说，后来以《我控诉》为题出版，2月3日，智利最高法院下令取消聂鲁达的议员资格，2月5日，下逮捕令，聂鲁达转入地下，写作《诗歌总集》。直到1949年2月24日，在南方横越安第斯山，才得以秘密离开智利，前往巴黎后，又至苏联等国。聂鲁达曾于1951、1954、1957年三次访问过中国，与诗人艾青多有交集。1971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9月23日在圣地亚哥去世。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聂鲁达的诗是伟大的，政治上则是幼稚的天真的，这个必须得厘清。当他反抗一个独裁时，这无可挑剔，但身为共产党员的他，却期望在智利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点很雷人。也许他对于苏联所发生的一切人祸还浑然不知，他不知道斯大林已于三十年代进行了残酷的大清洗、乌克兰发生了大饥饿，无数的知识分子遭受迫害远放于萨哈林岛……显然，诗人只是沉浸于自己的激情想象之中。

当他被追捕开始时，他让友人向资本主义自由世界诸如毕加索等30个名人大咖发出求救信本身，即说明了他所反对和拥护的乃是一种愚不可及的悖论，殊不知如他的政治主张，往往是打倒了一个独裁又扶起来了一个新独裁。从他逃亡过后前往欧亚社会主义国家那些浮光掠影的游历，说他是政治幼稚病也不为过。

当然，影片不会讨论这些，只是诠释巴勃罗·聂鲁达作为一个杰出诗人的号召力，在智利这块土地受欢迎的程度，以至于追捕他的警察头目佩鲁·索尼奥也终被聂鲁达深深的慑服和感化。在安弟斯雪山他呼唤着聂鲁达的名字，响彻群山，这预示着追捕他的失败以及独裁制度的没落。

任何情境下的聂鲁达都是乐观豁达的。即便在逃亡过程中，他还在逛妓院跟他诗中所说的姐妹们嗨皮同乐。追捕中，他可以抱着街头的行乞者，他甚至给警察留下小说《动物园里的女人》来戏弄警督佩鲁·索尼奥。但佩鲁索·尼奥是一个热爱艺术和诗歌的人。他带着300个警察追击聂鲁达及其党羽。他的父亲是智利前警察局长，子承父业，赴汤蹈火，也是其职责所在。

但当他追捕到聂鲁达呆过的妓院，他却说他是妓女的儿子。这其实是整个南美堕落的被殖民历史的不雅形象。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对此描述更是比比皆是。聂鲁达跟女干部在用餐时的对话颇有意谓。如果他被逮住，他将在牢里呆上541天。但他诗里的人民都在帮助他，哪怕从荷兰请来的妻子玛丽娅在电台上的声明，也是一反常态的支持他，他不再是她口中的骗子和花花公子，而是一个非常诚实和热爱生活的人。身边的佩鲁·索尼奥自责毁于跟她的劈腿。

走到哪，哪里就是他的人民，因为巴勃罗·聂鲁达就是拉美人民的代言人。苏联作家爱伦堡回忆聂鲁达曾说过“人们会说：此人过去和现在都很走运。这不说明任何问题。聂鲁达从未选择轻松的道路，但在艰苦的道路上，当人们在他的周围颓废、啼哭、诅咒自己的命运时，他看到的不是卑贱，而是高尚，不是牛蒡，而是玫瑰----他生就这样的眼睛和心灵。”

也许爱伦堡受时代的局限，对于聂鲁达有点理想化了。可贵的是，相伴聂鲁达二十年的女友迪莉娅则是他的坚定支持者，这位阿根廷的女人给了他无尽的慰藉。片中正是迪莉娅跟佩鲁·索尼奥的倾谈，才得以转变他的思想，对于聂鲁达有了更深的认识。虽然她深知他的确是一个花花公子和爱逛妓院的男人，甚至当面取笑他喜欢“性交、犯罪和暴力”。但她始终爱他，并以他为荣。

何谓人格分裂？当她跟聂鲁达说让我们造人吧，他却不能进入状态，说要出去散步，其实他是跑到妓院寻欢作乐。所以我说他反对的正是他所需要的，这正是这些社会主义者犯幼稚病和矛盾的地方。毕竟聂鲁达是人不是神，这正是影片可取的地方。

影片的艺术化真实不同于生活中的真实。当他斥责身边的保卫者时，他的眼神透露出独裁者的特质。这告诉我们，如果不能真正建立一个保障人权、自由的民主制度，他所高扬的理想极可能是埋葬他的坟墓。还是那句话，靠有能耐的人不如靠好的制度。

片中他最后的逃亡印迹，攀爬于纯净又高耸的安第斯雪山，苍鹰见证了群山沉默，汹涌而来的是人民的呼声。就诗人的整个人生来说，他的理想印迹是单纯的，饱满的，也是茫然的。

正如他在“逃亡者”一诗中最后所写的：

我的声音里有纯洁的力量，

能够穿透寂静，

死亡，牺牲，阴影，冰雪，

突然掩盖住种子。

人民好似被埋葬。

但是玉米回到了大地上。

它的无坚不摧的红色的手

冲破了沉默。

从死亡中，我们再生。

激情澎湃的诗人，政治幼稚病的巴勃罗·聂鲁达，逃亡过后的他完全脱离了一个伟大诗人的轨道，行走于世界反美的大联盟中，思想越来越苍白，只是到他晚年才有所思考，这是混沌的不清晰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反抗本身的伟大，更不会妨碍我们对于他的诗歌的热爱和高赞。他说过“我来自空白的页，正寻找墨的黑。”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一个能把世情看得如此通透的胡适之，谁不是这样懵懂地走着路，又有几人能看得清前方的光明大道呢。

2017、4、16

Puedo escribir los versos más tristes esta noche. Escribir por ejemplo, un niño perdido, un espíritu vacío, la niña pobre, la plaza y la montaña nevada. Escuché que el aire decía que sígueme, sígueme. Sueño contigo y sueñas conmigo. Yo te quise, y a veces tú también me quisiste. Nunca nos hemos encontrado, pero te reconozco. Por las letras, por tus poesías en el cielo, sobre la tierra. Escapa, escapa, voy a capturarte. Después de encontrarnos, cántame veinte poemas de amor, y una canción desesperada. Te quiero preguntar, ¿quién soy yo? Un hijo de policía o un hijo de poeta. Como una página blanca, vengo a buscar mi huella. Quiero cazarte, pero al final, entró accidentalmente en tu laberinto. Camino por donde has pasado. Huelo tu olor, tu aroma en el viento. ¿De donde vine? ¿De tu poesía o de nada? ¿A donde iré? ¿A muerte o eternidad? Llámame, llámame el nombre. Me creaste, me completaste. El viaje siguiendo, pero tú serás solo. No, estoy contigo, para siempre.

故事背景是1948年的智利，原本受共产党推崇的当选总统, 在二战后的苏美冷战对抗中投靠了美国，于是开始驱逐迫害共产党。诗人政治家聂鲁达，作为智利最知名的共产党，也开始了举世瞩目的的逃亡。电影用大胆的想象力把诗人与警察之间的追逐进行了诗意的探寻和重构，让我们更直观地体验文学和电影相互渗透结合的乐趣。

一开始就是象征意义浓烈的超现实场景，智利的议会在厕所里举行，领导人们一边解手，一边讨论政治，这样的场面本身说明了一切。

影片让 盖尔·加西亚饰演的警察通过画外音表达着自己的思想和对他的追捕对象聂鲁达的观察，他想象着自己是妓女和警察头子的儿子，带着清晰明确的信念和目标开始了追捕。他带着鄙夷的眼光看着左翼的精英分子们，他们其实是脱离人民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律师，他们曾周游世界，满载而归，纵情享乐，感受不到穷人的汗水。”“共产党痛恨工作，他们宁愿烧教堂，这让他们感觉更有活力。”

诗人在逃亡，却希望近距离感受追捕他的人，不想藏在他们找不到的地方。他每次留下一本侦探小说给追捕他的人。

随着追捕的深入，执着的警察追寻着诗人的足迹，读着他的作品，体验他的思想，他的身份开始模糊，倒在雪地里的人相信自己不再是警察头子的儿子，而是聂鲁达的儿子，人民的儿子。

这部传记片没有试图记录聂鲁达的生平，而是通过作家塑造的警察的独特视角来展开，警察通过追捕诗人来寻求自己身份的过程中，也带着观众探寻了诗人存在的意义。在这场追捕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诗人虚荣、自私，贪图享乐的一面，用一个保护他的人的话来说：“你希望利用这场迫害把自己变成圣人。”也有对他的价值观的质疑，贫困女工指着没挨过穷的精英左翼们问“当实现了共产主义之后，是我和他们一样，还是他们和我一样。”

而他本人不再是电影评判的标准，他存在的意义是他的文字。他的文字影响了他的人民，让他们噩梦般的生活有了意义，也让他笔下虚构的人物有了血肉。我想这正是这部传记电影让我们看到的聂鲁达，这位伟大的诗人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