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

《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是库斯图里卡的电影长片处女作，如果和他最受赞誉时期的电影相比（《地下》、《流浪者之歌》、《黑猫白猫》等），这部电影无疑清淡了许多，没有那么多的魔幻现实和癫狂，如果后者是产自巴尔干半岛的致幻蘑，那么这部电影就是一杯来自波西米亚的酪酒。

之所以来自波西米亚，是因为库斯图里卡就毕业于捷克的电影学院FAMU——与波兰的洛兹电影学院齐名的中欧著名电影学院。FAMU位于捷克的布拉格，所以库斯图里卡有时也称自己属于“布拉格学派”（来自捷克布拉格的电影人）。捷克电影新浪潮的兴起时期，正是库斯图里卡接受电影熏陶的成长阶段。以博·赫拉巴尔的小说为众多文本的“波西米亚式情愁”是捷克新浪潮电影中的主要潮流之一（《严密监控的列车》、《过于喧嚣的孤独》等）。生活印迹强烈、透着淡淡的哀愁，没有毁灭性的痛苦绝望，总能在生活缝隙中发现藕断丝连的自信和乐观——“波西米亚式情愁”也许可以这么总结。这种情愁也渗透到了库氏的这部电影里。库氏曾经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的说了捷克电影对这部电影的影响，他仅仅是希望把学校学到的电影技巧、表现主题的方法运用到这部电影中去。他的老师奥塔卡·瓦夫拉代表作《浪漫的军号》还有米洛斯福尔曼的处女作电影《黑彼得》，我们都可以在《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找到一些表现主题和方法上的影子。所以，《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这部电影的风格区别于后续流淌着浓烈南斯拉夫血液的电影也就不足为奇了。

《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虽然是处女作，但它严丝合缝的情感渗透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27岁导演所该有的执掌镜头的能力。这部电影感染我的地方除了男主角迪诺与多莉贝尔所面临的种种爱与哀愁外，还包括了家庭父辈对幼辈的关爱。父亲在发现迪诺有与异性接触时的变相鼓励，叔叔对迪诺弟弟的关心（买自行车），那种看似严厉和死板（如家庭会议时俨然党组织会议）的家庭氛围背后，依旧是暖暖的关怀。电影里的许多人物都非常立体、充满生活的味道而且彼此联系，是一个家庭、社会的整体。比如父亲把烟斗作为重要遗物传给迪诺，迪诺偷穿哥哥的衣服鞋子而弟弟见缝插针式的要“封口费”，甚至是一些“相片式”的镜头画面，组织乐队教导员的微笑，对父亲的一些行为无可奈何的母亲，还有弟弟在父亲逝世时却按耐不住偷瞄自行车时的嘴角。这些电影的细节、碎片比那些大言大义的主题电影更加接近于社会历史环境下生活的本质。

电影的歌曲也非常悦耳动听，迪诺作为一个吉他手直接来源于库斯图里卡的自身的经历——他酷爱音乐，是“无烟地带”乐队的贝斯手。库斯图里卡在处女作中加入了一些自身的经历，使这部电影在精神上与波西米亚有渊源，而又脱胎于它，与南斯拉夫紧密结合。电影的历史背景是60年代的南斯拉夫，正是南斯拉夫政治改革后西方文学电影涌入的时期，电影里的乐队、西方电影的放映都是那个时期文化风潮的反映。另外，电影的开始和邻近结尾时学校领导的“社会主义式领导人讲话”仿佛一个前后连接起来的莫比乌斯环，虽然看起来扁平，但实质是确无法逃脱的社会主义大环境。这部电影就是在大背景下做到了与小人物的水乳交融，显得十分真实和贴切，没有新人导演普遍存在的急不可待的表现欲和抑制不住的浮夸感。当年威尼斯电影节搬给了这部电影最佳处女作电影奖真是实至名归。

每每遇到自己觉得很好的电影时，想要细说的欲望总会被文字的贫乏所阻拦，这篇文字也一样。但是，有咒语道，“每天在每个方面都进步一些”，所以这种“阻拦”即使存在，也可以催眠自己无视它——尽管写出来就好，看完这部电影感觉真好。

喜欢库斯图里卡的人一定要看这部片子，第一部长片。
电影本身来说算不上完美。既有模糊的政治讽刺，又有清涩成长。成长部分应该更主要吧。
开始的时候似乎是要写群像，后面才慢慢聚焦到了父与子和男孩与多莉贝尔。
中间那段朦胧爱情被击碎的段落看起来相当有力量。
男孩第一次接触女性拍的也漂亮极了。
最出彩的也是这三个人的表演。
其他关于组建乐队之类的情节看得有点糊涂，而且对于那斯拉夫钱的没概念。
前1/3感觉生涩，到后面完全进入状态了。
看得时候其实想到的是另外的问题。很多镜头都是需要分切来完成，于是就会产生接戏的问题。观众看的时候，情绪应该是完全接的，但拍摄的时候需要间隔一段时间，演员的表演要和之前的段落完全衔接。这方面，男孩和女孩在鸽子房里面的戏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跳。看了一遍的时候留下的一个印象。应该再看一遍看看。不过这是严重需要注意的问题。设计好了分镜一定要跟着情绪走。
剧本和分镜是两回事，得记住。
里面关于意识形态的话觉得有点多了，会觉得导演刻意的想加进讽刺。又或者只是这个时代看上个世纪电影的原因。但后面的电影，导演处理讽刺就会顺畅很多了。

号称“欧洲火药桶”的巴尔干半岛，给电影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生于萨拉热窝、祖先是塞族的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想象力之神奇、瑰丽，犹如误入凡间的精灵，除了让观众失望，没有他做不出来的事情。1993年，库斯图里卡邀约极端反共、反自由民主的塞尔维亚激进党主席沃伊斯拉夫•舍舍利以手枪对射。舍舍利不是胆小鬼，可也不愿背负毁灭欧洲文化英雄的千古骂名。

性格比“火药桶”还要火爆的库斯图里卡，30岁便以《爸爸出差时》（1985）荣获戛纳金棕榈大奖。1948年南斯拉夫与苏联彻底决裂，报纸刊登了一幅政治漫画：马克思坐在桌前，背后的墙上挂着斯大林的画像（讽刺斯大林不知天高地厚，个人崇拜超越了马克思）。一句“太过分了”的随口评论，使得米萨成为“斯大林主义者”，享受“出差”（劳改）待遇。影片主线由米萨的小儿子马尔克的梦游（国家和民族迷失了前进的方向）串联，以马尔克梦游时的狡黠微笑结束：一直都在梦游的“我”，终有走出困境的一天。

《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1981）：你还记得弹过的第一把吉他、把你从少年变成男人的姑娘和那只被催眠的兔子吗？荷马史诗将人性赋予神，而人则充满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性；库斯图里卡反其道而行之，揭示人的兽性和异化，赋予动物以神性，以人与动物的和谐关系反衬人类社会自我相残的恐怖，似有基督、释迦牟尼担负人间所有罪恶之意，与荷马形成路径不同的两座人文主义高峰。

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爸爸出差时》马尔克用防备他梦游的铃铛扰乱父母的春梦、《流浪者之歌》（1989）煮得稀烂的火鸡和嫌贫爱富被丈夫直接挂到墙上的妻子、《寻梦亚利桑那》（1993）特立独行的猪和在空中漫游的比目鱼、《地下》（1995）发射炮弹的猴子、《生命是个奇迹》（2004）市长在隧道里用卫星设备打色情电话以便自慰-----

迷恋足球和吉普赛音乐的库斯图里卡，有一颗狂野的心，在他的镜头里，巴尔干的战争、爱情和友谊交织着惊心动魄的写实和不可思议的狂欢：绝望的生命、充满希望的未来，在黑色幽默、吉普赛音乐的包裹下，欢欣、痛苦都呈现出疯癫的状态，与狂乱的世界达到一种微妙、动态的平衡，艺术品质高得让人必须脱帽致敬，实可谓：言浅意深，韵趣高奇；嵯峨萧瑟，真不可言。

有别于印度《大篷车》（1971）的浪漫，吉普赛谚语对四海为家的处境作了沉痛的告白：“让我站着下葬，因为我一生都在跪着生活。”胖嘟嘟的新娘愤怒地抽打醉得不醒人事的新郎，拉开了吉普赛史诗《流浪者之歌》的序幕，魔术、占卜、漂泊、浓烈的亲情、不知疲倦的歌舞伴随着千年孤独的吉普赛人；纯朴的贝汉阴错阳差地卷入一个犯罪团伙，历经酷刑、乞讨、盗窃、欺骗，在意大利用一场复仇完成了救赎。

除了自由，还有什么值得你魂牵梦绕？每次看到中国农民自制飞机的新闻，心潮起伏的我都会想起不朽的《寻梦亚利桑那》：你好，哥伦布！尽管从巴尔干来到亚利桑那，吉普赛手风琴换成了墨西哥吉他，对自由的热爱仍是库斯图里卡不变的火红乐章，在梦想与命运的冲突中折射生存困境，赞美人类勇于冒险和探索的珍贵品质。

哀莫大于心死，更多的人死于心碎。阿克塞的叔叔、汽车经销商里奥希望自己卖出去的豪车叠加起来能够到达月亮，他训斥手下的员工：我为你提供工作和对时尚的品味，而你干了些什么？员工骄傲地回答：让卡迪拉克的耗油量百公里减少10公升。这种廉价汽车的追求令里奥勃然大怒。不料，经济危机和环保时尚的兴起，毁灭了里奥的美国梦。

为了心爱的表演艺术，阿克塞的好友保罗忘了泡妞，在观众的嘘声中模仿《愤怒的公牛》（1980）兄弟吵架的场面；表演比赛中，保罗模仿《西北偏北》（1959）飞机追杀的著名段落，精彩程度甚至超过了卡里•格兰特，但评委并不买帐。等到生活中遭遇飞机险象环生的追逐，保罗破口大骂《西北偏北》是个白痴电影。叶公好龙的喜剧意味和梦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让观众绝倒的同时，开始怀疑人生：你的梦想，是否真的为你想要？

艾琳娜与格蕾丝母女俩，体现了两个极端：前者渴望飞翔和生命的灿烂，后者热衷于自杀以早日投胎做个乌龟。帮助艾琳娜制造飞行器的阿克塞，体会到了实现梦想的艰难，转而发现格蕾丝才是他的真爱。乌龟象征坚硬的外壳和敏感而柔弱的内心世界，可谓咄咄逼人的格蕾丝的真实写照，当她毅然举枪自尽，雷电恰好击中仙人掌，燃起一团为生命加冕的圣火。

“用时间来流浪、用身躯相爱、用灵魂歌唱、用生命去遗忘。”吉普赛人的音乐及其达观、自由、桀骜不驯的生活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库斯图里卡。《寻梦亚利桑那》嘲讽庸俗化的美国梦：“工作就像是帽子，即使你没穿裤子也不会感到羞耻，只要你还戴着帽子。”换句话说，吃饭是为了生活，生活绝不是为了吃饭。因纽特人、哥伦布、比目鱼、红气球、乌龟、仙人掌、猪，丰富的意象无不是在强调生命本真的价值，不应被“工作”或任何标签束缚。

铁托时代以铁腕手段打击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各民族尚能和睦相处。1980年铁托去世，“大塞尔维亚主义”者来了精神，少数民族的噩梦开始降临。库斯图里卡怎样看待分崩离析的南斯拉夫？1995年，这个欧洲最杰出的天才导演用锋芒毕露、充满史诗气质的《地下》回答了这个问题，再获金棕榈大奖。

我心狂野的背后，有多少泪水、哀愁！《地下》荒诞、犀利、神经质而又充满赤子情怀，用歇斯底里的酒神精神表达对自由、理性的向往，哲学家的睿智与人生的苦涩狭路相逢，精英视角呈现大众口味，出其不意的恶趣味和反英雄叙事，大量的象征和隐喻，历史镜头的穿插和嫁接（你甚至能看到华国锋出席铁托葬礼的镜头），让167分钟的影片异彩纷呈。
 
唐骏说能骗到所有人就是成功。《地下》让人想起《罪恶之城》（2005）的一句台词：权力来自说谎，谎言大到这个世界也跟着你玩。难怪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家伙疯狂地赞美劳动，独裁者对人民的歌颂响彻云霄，脑满肠肥的将军躲在后方大喊勇气和牺牲精神，领袖总是煽动别人去当烈士。

《地下》的两位主角马克和库夫，不复《桥》（1969）、《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1972）等影片里高大全的革命者形象，取而代之的是对他们无情、辛辣的嘲讽。影片开场戏是德军轰炸贝尔格莱德，正在嫖宿的马克，在性工作者惊慌逃命之际，于漫天炮火之中，依然有条不紊地通过自慰达到高潮；而库夫不顾妻子的劝阻，火烧眉毛仍坚持大快朵颐。

这些令人捧腹的细节深刻地反映了马克和库夫的个性：前者是个无耻的享乐主义者，后者是个无所畏惧的亡命徒。抢军火为的是卖了钱寻欢作乐，刺杀德国军官也是因为争风吃醋，抢人家的情妇娜塔丽。

电击、手雷都奈何不了的库夫充满象征意味：骗取群众的信任与支持，你可以在任何严酷的环境下生存。更为讽刺的是，库夫也成了受骗者：战后马克作为铁托的亲密战友、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现身于盛大的阅兵式，暗地里安排弟弟伊万与库夫等人在地下兵工厂制造武器，把库夫的意中人娜塔丽从床上培养到了主席台。

“民众啊\我们不会令你们失望\大难之际\我们党就是领袖”，这是被沃伊斯拉夫•舍舍利称作朋友的萨达姆写下的诗句。谎言大师喜欢给自己披上一件浪漫、迷人的诗人外衣：在库夫塑像的剪彩仪式上，马克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歌，隆重纪念这位国家英雄和亲爱的战友：“为何风吹打我们兄弟的窗户\风在吹，天空和我们都在啜泣。”

为欺骗地下的人们继续生产武器，马克处心积虑制造战争正在进行的种种假象，假命令、假新闻、假警报、假情书、假勋章、假装被纳粹毒打。德寇亡我之心不死、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国会、工会和教会被共产党渗透（麦卡锡主义），恐惧使人团结并放弃理性思考，中外皆然。小到地下兵工厂，大至整个国家，封闭的环境是谎言盛行的温床。

随波逐流的娜塔丽，一心想照顾好瘫痪的弟弟，只能在坦克上大跳炮管舞宣泄内心的苦痛。猩猩误射的两发炮弹打穿铁壁（被愚弄的人还不如动物聪明），国家机器仍在试图掩盖这一重大丑闻。地下的人们重见天日，悲剧却远未落幕。

1990年代，神秘失踪的马克夫妇成了国际军火商，死于自己售出的武器。《地下》再一次证明：你能在任何时间修补任何一个漏洞，但无法在所有时间修补所有的漏洞。

长期旅居欧美的库斯图里卡对故土充满了眷念，影片结尾，死去的亲人获得新生，反目的朋友重归于好，在一起纵情歌舞；脚下的土地逐渐脱离巴尔干半岛，驶向不可预测的大海，似在暗示南斯拉夫的解体，以及斯拉夫人坎坷的命运。

2010年，库斯图里卡筹拍描述墨西哥革命往事的《潘奇奥•维拉的七个朋友和六指女人的故事》，光是这个极富库氏幽默的超长影名即已吊足了影迷的胃口。对库斯图里卡不让荒诞、狂放流于荒唐、粗俗的控制能力和分寸感，就算五体投地也无足表达敬佩于万一；他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及独超众类的表现，将电影艺术的魅力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犹如暗夜里衔枚疾进的铁血军团，气势磅礴，无可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