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朗道：娜塔莎

2020年的柏林电影节在开幕伊始显得有些冷清，除了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大多数影迷无心文艺之外，入围的片单中可以叫得上号的“大导演“也寥寥无几。怎料进程到一半就出现了年度爆款《温蒂妮》。

而当影迷们都还没有从佩措尔德导演《温蒂妮》的惊爆中回过神来，另一枚引得万众期待的爆款又横空出世——《列夫·朗道：娜塔莎》（DAU.Natasha）。

其实，说它横空出世着实是小瞧人家了，《列夫·朗道：娜塔莎》作为“DAU计划”电影项目的一部，早在2011年就引起艺术界的普遍关注。除原本的影像拍摄地乌克兰外，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Ilya Khrzhanovksy）还将影片场景复制到伦敦、巴黎、柏林作为沉浸式艺术装置项目的系列联展。

而在今年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除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列夫·朗道：娜塔莎》之外，还有另一部时长355分钟（近6个小时）的《列夫·朗道：退变》也进行了特别展映，同样震撼。

电影《列夫·朗道：娜塔莎》剧组在柏林，最左为导演

从史无前例的电影项目，到备受争议的沉浸式艺术装置，再回归到多达14部电影的序列影像作品。俄罗斯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从2009就开始创作，为这个影史上最复杂、最宏大的电影项目煞费苦心。

该项目最初是拍摄前苏联物理学家列夫·朗道的传记片（“DAU”是列夫·朗道名字后三个字母），后延展为持续三年的不间断拍摄，地点均位于乌克兰东部小镇哈尔科夫郊区，占地12000多平方米，对前苏联机密研究所进行了原样复刻。400名核心工作人员在整整三年时间里，开展这项无剧本的电影创作，重现前苏联体制下的“生活证据”。

这个项目统称为“DAU”，头尾长达700个小时的35毫米胶片素材，4万套服装，前后超过1万名的临时演员，呈现出1938-1968年间一所位于莫斯科的前苏联研究所的社会状态，最终被制作成14部电影长片。社会性质、权力波动、人类情感，以及暴力等主题，都借由影像散布在视觉复刻的记述中。

DAU 14部电影长片如下：

1.DAU. Brave People 2:26:41

2.DAU. Nora Mother 1:22:27

3.DAU. The Empire 3:38:19

4.DAU. Katya Tanya 1:36:20

5.DAU. The Conformists 2:52:25

6.DAU. Three Days 1:36:20

7.DAU. Sasha Valera 1:51:10

8.DAU. Nikita Tanya 1:27:26

9.DAU. String Theory 2:52:25

10.DAU. New Man 1:33:27

11.DAU. Nora Son 1:28:18

12.DAU. Natasha 2:23:49

13.DAU. Degeneration 6:01:46

14.DAU. Regeneration 2:05:00

对于这样一个恢弘而史无前例的电影项目，任何个人体验都只属于观看者本身，他人终究难以体会，这也注定了其巨大的争议性。而在此之前，我们翻译了一篇文章以及导演访谈，希望可以通过《DAU》的项目设计、拍摄以及思考等多方面，帮助影迷们在后续的观影中拥有更为深入的沉浸式体验。

【斯大林式的楚门世界】

作者：Steve Rose

译者：小飞侠

来源：英国《卫报》

第一次听说DAU是在五年前，从那以后一直好奇地打听，却没有任何消息。直到两周前，DAU的大门向我敞开。我被邀请到伦敦皮卡迪利大街的一栋大楼里，在一扇漆黑的门后面，横陈着另一个世界。大厅昏暗，色调艳丽，犹如一个大卫·林奇的电影场景。一名穿着上世纪40年代风格的男士站在那里，拉开窗帘偷看街道，结果原来只是一个佯装偷窥的演员。

带俄罗斯口音的秃顶保安给我登记拍照。随后穿过迷宫般黑红色的走廊，餐厅供应格鲁吉亚菜肴，还有一间1940年代风格的活动室。狗吠声传遍了走廊，是不是真的狗呢？将信将疑。

DAU为人所知的是个电影项目，至少是从一部电影开始的，直到现在，没有人知道应该如何准确描述它，姑且称为“斯大林式的楚门”，一场严肃的人类学实验，有人戏称其为苏联社会真人秀。也有人认为这是乌烟瘴气的大型拍摄失控现场。同样的人类学社会学实验，历史上有很多大学都尝试过，最有名的是斯坦福监狱实验，虚拟社会模型下的权力滥用。该实验仅进行了6天就赶紧叫停，而DAU的实验则足足持续三年。

DAU计划始于俄罗斯科学家列夫·朗道的传记。朗道曾经与尼尔斯·玻尔等量子物理学家合作，参与过苏联的原子武器计划，并在1962年获得诺贝尔奖。他对性、毒品的态度，与其科研精神保持一致，认为婚姻不应阻碍性自由。

希腊演员Maria Nafpliotou饰演列夫·朗道的前情人玛丽亚

与其说DAU是一个电影场景，不如说是一个平行世界：一个停留在上世纪中叶的迷你苏维埃社会，与现代隔绝。DAU中的数百位演员，也可以称为“项目参与者”，无一不忠实地维持着苏联公民的日常生活。时代重构下的真实与虚拟，每一个细节都令人着迷不已。

“研究所”唯一的流通货币是卢布（道具）

DAU参与者，是从制片人编制的海选数据库中挑选出来的。试镜的数量超过21万人次。这些角色来自于现实从业者，包括清洁工、女服务员、学者、官员、萨满祭司、艺术家、新纳粹分子等。甚至有不少慕名或受邀参与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大卫·格罗斯、神经科学家詹姆斯·法伦、哈佛数学教授丘成桐、戏剧导演彼得·塞拉斯、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以及卡斯滕·赫勒。

影片中的大部分场景，都是通过无数固定摄像机拍摄，真正的摄影师于尔根·俞格斯只带着一个三人摄制组，扛着摄影机在街上溜达。事实上，这都是社会模拟实验的一小部分。大部分时间，参与者们都是在镜头“严密监视”下过着苏维埃式生活。

苏格兰制片人埃迪·迪克在2011年参与项目拍摄时第一次尝到这种生活。据他透露，入职过程是一丝不苟的。团队都会事先收到一份“DAU”世界的实时事件纪要，所有人都要换成年代服装，剪短发，换眼镜镜框，获得新“护照”和一些仿真钞票。在布景入口处，警卫会给他们办理入境手续。

放眼处，人们各司其职。路上行人到咖啡馆里吃饭，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用电磁枪实验，记者正在准备当天的采访，建筑师在研究一个未来城区规划，一切就像真的活在60年代一样。在朗道的公寓里，能看到他的妻子诺拉，默默地喝了半个小时的茶。她自始至终都活在角色当中。

诺拉，影片中列夫·朗道的妻子

每个人和每件事都保持着这种奇异的步调。没有人违反过规则，甚至没有人使用现代语言。进入其中的人们会发现自己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然后顺应其自然，而每个细节都会被无处不在的镜头记录下来。

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

从现有开放的电影部分来看，这些影像既令人振奋又颇为单调。影片中有冗长的对话，几乎没有进行剪辑。但影片中绝无仅有的真实感和强烈的冲击，仿佛能直接嗅到人体上的荷尔蒙气息，这种体验更像是在看一部纪录片，或者就像拉斯·冯·提尔的道格玛95影像。

这些仅有的影像材料便让人兴奋不已：巨大的人群效应，20世纪30年代的街道场景，巨大的苏联螺旋桨飞机复制品。还有无数令人震惊的画面：一场疯狂的化妆舞会，一口教堂大钟坠落在地，成堆的腐烂卷心菜，女人们在生产线上。

扮演1952年商店售货员的临时演员

除此之外，在巴黎的展览上，参观者还可以在数字屏幕上搜索特定区域的镜头截帧，像一个实验数据库。屏幕被分为16个网格的子屏幕，每个子屏幕播放一个随机的场景，就像一组监控摄像头。点击其中一个设为全屏，任何场景中的每个角色都可以获得补充信息：生平、照片、证件和信件等数据材料。

影片中‘1956’的截帧

参观者像是进入了机密数据库一般：看着阿布拉莫维奇身穿50年代的服装，接受萨满祭司的宗教净化；学者法伦在晚宴上讨论资本主义；朗道站在一对做爱的男女旁边；一名狱吏在牢房严刑逼供裸体的女人，强行灌酒，将酒瓶口塞入阴道，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

这样大型且复杂的项目，背后资金来源当然也非同寻常。DAU项目主要资金来自于俄罗斯著名寡头谢尔盖·阿多涅夫，于2008年正式入籍保加利亚。保守估计其财富为8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都来自于俄罗斯的电信业务。他还资助俄罗斯反对派的报刊《新报》，同时也是一位热爱文化和哲学的富豪。

如果要问这个项目有没有让人感到不舒服的方面？答案是肯定的。作为一个艺术项目，在导演伊利亚创造的暧昧时空里，所有的表演者包括观看者在参与其中的同时，也投射出内心的恐惧、焦虑、自负和欲望。这是生活最基本的一部分。可以说这个作品激活了人身体的每一部分，无论是痛苦、勇气、愉悦还是沮丧，其实本就属于你自己。

在许多看似暴力恐怖的场景中，譬如上文提到的狱卒用酒瓶虐待女囚，事实上决定权还是在这个女演员身上。电影项目毕竟是电影项目，演戏毕竟是演戏。演员可以停下来，如果演员提出“我处理不了这件事”，所有人都会停下来。但事实上是她让自己完成了这场“凌辱”。

出于项目中大量“出格”演绎的考虑，在选取表现类似镜头的演员时，剧组都会偏向于选用性工作者或者观念相对开放的表演者。这一选角原则，也从侧面揭示了“DAU”的现实主义质感是如何形成的，譬如片中萨沙和瓦莱拉这对同性恋人，以前都是无家可归的边缘同性恋者，他们每晚都做同样的事情。而片中劳拉的母亲，其实也是演员真实生活中的母亲。

与男主演Teodor Currentzis的通话，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这种“演绎”。“关键是如何既做你自己，又不做同一时刻的你。”他说，“那是处在心知肚明的状态中，这就只是一个游戏而已，要用真实的人格和性情去玩儿这个游戏，不然它就不会起任何作用。”

他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拍摄这部电影，然后断断续续在“研究所”里住了两年的时间。在那里生活、睡觉和吃饭，一天24小时，有时住几天，有时住几星期，不会有人催你去回邮件。

当他和其他项目参与者真正要离开“研究所”时，“有时会突然惊觉怎么还穿着那个年代的衣服！睡觉醒来后的日常生活居然还是‘研究所’模式。当我们重新回到现实时，仿佛真实的世界才是电影场景。“Teodor说，在实验结束之后，许多人还是会继续住在“DAU”。“我认识好些人，如果可以选择，他们会情愿留在‘DAU’的时空里。”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DAU”项目和伊利亚那么满意，许多前DAU工作人员根本不愿意谈及项目经历。有的则直接指责导演伊利亚自大得让人讨厌，认为他根本不懂电影，也没看过多少电影。对待工作人员都当奴仆使唤，每个人都像伺候皇帝那样服侍着。他指东别人不能指西，对帮过他的人忘恩负义。

除此之外，DAU项目实施至今还是有很多虚虚实实的丑闻。包括导演本人试镜女演员时的潜规则，又或是项目中纳粹扮演者马克西姆·马辛凯维奇，被指控在拍摄期间多次对一位美国艺术家进行攻击。

当“DAU”项目开始初期，关于狂野的、有灵感的、天才的艺术家神话依旧受电影界追捧。而15年后，在这些真假难辨的丑闻当中，如果对于伊利亚的指控属实，那恐怕现今流行的“MeToo”运动，会让他们看到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一面。

跨学科的史诗式艺术项目

采访：Jonathan Romney

译者：小飞侠

来源：Film Comment

虽然俄罗斯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的“DAU”项目是一系列电影，但事实上承载了非常丰厚的内容。正如宣传所说的，它其实是“一个多学科史诗项目”，存在于电影、科学、哲学、表演、灵性、社科、艺术实验、文学和建筑的交汇处。

DAU项目以其恢弘浩大而让人趋之若慕，它创造了一个完整闭合的独立宇宙，不得不让人想起查理·考夫曼拍的那部电影《纽约提喻法》。为此，Film Comment对《DAU》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进行了采访，以探讨其背后的创作意图。

Q：在你看来，“DAU”项目形成的电影，充其量只是这个艺术项目的预告片是吗？

A：这系列电影本身就是艺术母体的预告片，更多是人物和故事的介绍。对于这个“活动”，我们需要一个空间，让观众在观影前后有足够的物理时间和空间去消化去思考，并在电影之中充分体验。

Q: 看了“DAU”的电影后，我意识到观影并不是为了拼凑一个故事，更多在于探索其背后的世界。

A: 它们大多都有电影的形态，但对我来说，保持原始感觉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了在建的剧院。一个生命已经结束，另一个生命还没有开始。这就是原始状态，不会既漂亮又舒适，它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

Q：DAU的早期设想是要创作一部“常规”电影吗？后来怎么变成另一些形式了？

A：那种“常规”电影迟一点也会与大众见面。会有的，但不是大家熟悉的那种。我想谈的是当下。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走出当下。我选择了一个想象中的、过去的、属于苏联人特有的记忆伤痕。也许不能叫伤痕，而是对世界的特殊感知。当一个庞大的国家突然消失，这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人们出生在不复存在的城市，比如列宁格勒。

我真正的想法是创造一个不存在的世界。当然，现在创造的也是一种幻想。苏联在我15岁时就解体了，但我仍然认为自己依然是一个“苏联人”。当我来到英国时，在海关填表格时，上面写着‘你出生在哪里？我写的是“苏联”。

Q：你的处女作《4》包含了很多奇幻元素，而这里几乎没有超现实主义的痕迹。

A：也许只是你没发现而已。还是有很多疯狂的、超现实的设计，但很难去打破现实和虚拟之间的界。不仅艺术上，政治和科技上也是如此。有什么能比量子物理更超现实呢？如果你脑中的世界是个非线性世界，那你眼前的一切都是非现实的。

Q：在某些方面，这一系列电影中的戏剧性，其实感觉比电影更接近戏剧。

A：戏剧其实更接近于生活。电影是什么？现在每个人都是摄影师，每个人都可以用手机拍东西。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做电影吗？你可以说是，因为我有拍摄的行为，而背后的主要驱动力也是电影创作。那这是戏剧吗？在你进入表演的那一刻，当然是戏剧。是表演吗？是的！是当代艺术吗？可能是吧。我就从来没定义过这是什么领域，在万物之间吧。

Q：你是怎么让非职业演员放下心理包袱的？尤其是性场面。

A：这是一个以人际互动作为实验的生存空间，他们只需要相互反应。一部分是生理需要，一部分是智力对话，一部分是日常生活。“性”占比不超过整体素材的10%。

而且全都是用35毫米拍摄的，没有针孔摄像机，没有偷偷摸摸的录音，绝对没有。现场有相机，有调焦装置，有吊杆操作员……我很高兴大家都感觉到真实，强暴是真实的，折磨是真实的，情绪是真实的，它在这个世界里也是真实的。

起初我想启用演员，但是演员只能在心理层面上表演。后来我开始邀请具有不同社会结构的人来表演时，我试图将不同的个性背景融合在一起。有些人，当你和他们交谈时，你知道他们已经失去活力了。这些人可能很成功、很风趣、很幸运，但你可以感觉到他们身上的某些部分已经死了。个性鲜明的人会有差异很大的反应，带着不可预测性。

Q：为什么要开展复刻苏联社会这样一个项目呢？

A：“DAU”与其说是重现苏联，不如说是研究当今社会吧。你看到的苏联人民和“DAU”项目参与者会绝对服从统治。但很少人会意识到，今天的社会也有很多控制我们生活的东西，譬如资本，譬如技术。像iPhone手机，我们会说太棒了，我买了台新iPhone之类的。你只是买了台更轻易就能控制你的东西。这东西了解我们自身吗？可能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

Q：你下一步有什么计划吗？

A：实际上还真有一个计划，我想要建一座来自世界各地有5000人口的实验城市，记录那里发生的一切，公开透明的。

编译| 小飞侠；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2009年起，著名的的数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开始聚集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

这些人里面有菲尔茨奖获得者华裔数学家丘成桐、意大利量子引力物理学家卡洛·罗威利Carlo Rovelli、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舞台导演彼得·塞拉斯Peter Sellars、莫斯科指导修道祭司Danil Ichmatov、秘鲁萨满Guillermo Arévalo……

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参加列夫·朗道研究所(DAU Institute) ，这个项目名取自前苏联物理学家列夫·朗道（Lev Landau）名字的最后三个字母。列夫·朗道在1962年因其“关于凝聚态物质”的开创性理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不过DAU这个项目看重的不是列夫·朗道的科学成就，而是他对性和婚姻独特观点以及他古怪的性格。

DAU项目由俄罗斯导演、艺术家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Ilya Khrjanovsky）发起，2006年在鹿特丹电影艺术中心启动，在这之前，他只拍摄过一部电影《4》。赫尔扎诺夫斯基原本只想拍 “一部普通而复杂的艺术片” ，临开机前一周推倒重来，真正的DAU自此开始。

四 (2005)

7.1

2005 / 俄罗斯 荷兰 / 剧情 科幻 悬疑 / 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 / 沙夫卡特·阿卜杜萨拉莫夫 阿纳托利·阿道斯金

赫尔扎诺夫斯基决定不要演员，而与真正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一起完成这个项目。他在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郊区1:1搭建了一座苏联城镇， 重现了1950年代苏联社会风貌，他邀请了400位“演员”参与进来，不是表演，而是生活。他们全职生活在现场，与外界隔绝，即使在没有摄像机的情况下也遵从这里的生活方式。而且被邀人员全都免费出演。

DAU抛弃了剧本，但必须遵守这里的规则，参与者在进入前必须舍弃任何不属于这个时代的物品，签订保密协议。他们有社会等级，有分工，使用当时的货币，穿着当时的衣服说着当时的语言，如果出现不属于这里的东西将会被罚款。总之，参与者像是穿越到了半个世纪以前的苏联。

“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公共机构要组织一个项目，而这个项目里满是醉酒的、被强奸的女性——而且主要是妓女。”——Madeline Da Silva

赞助这个项目的人是俄罗斯富豪谢尔·阿多涅夫(Sergei Adoniev)。赫尔扎诺夫斯基在2007年遇到了阿多涅夫，阿多涅夫在过去13年里为这个项目提供了资金，数额巨大，但这位投资人从不干涉赫尔扎诺夫斯基的拍摄。最初这位富豪并不想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DAU关的任何名单里，经由赫尔扎诺夫斯基劝说，阿多涅夫最终成了制片人，而共同导演 叶卡特琳娜·奥特尔Jekaterina Oertel最初是项目造型师。

DAU在2011年宣布杀青，一共有35万人参与到了这个项目当中，拍了700多个小时的镜头。如今它不单是电影，已经涵盖多个领域。长期以来，DAU都因其真实存在的性虐待和暴力场面饱受指责，比如演员被酒瓶捅入下体，导演的回应是“她本来就是一个妓女。”

“你会在电影中看到更多挑衅性和侵略性的画面，当你知道它是真实存在的时候它会给你完全不同的体验。”——Ilya Khrjanovsky

这次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列夫·朗道：娜塔莎》是这个项目的第一部电影，另一部长达分钟的《列夫·朗道：退变》将在柏林电影节特别影展单元放映，除此之外，这个系列还有多部电影正在制作当中，整个项目可能包括15部，最后一部是被称之为 ‘mother movie’ 的母电影。

列夫·朗道：退变 (2020)

7.0

2020 / 德国 乌克兰 英国 俄罗斯 / 剧情 / 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 伊利亚·佩尔米亚科夫 / Vladimir Azhippo Dmitry Kaledin

《列夫·朗道：娜塔莎》在放映后反响强烈，很多人不安于它生动的细节，当想到这些是真实的时候就难以忍受。有媒体称它呈现了一个堪称典范的极权主义制度，观众同参与者一起变成了偷窥者。无论对它如何评价，它已经写进了电影史。

DAU全系列条目：DAU

DAU官网： http://www.dau.com/

DAU相关报道：

LEMONDE：A Paris, " DAU " sème le trouble et les roubles

QG：The Movie Set That Ate Itself

SCERRNDAILY：‘DAU. Natasha’ director defends abuse scene, talks four more DAU features (exclusive)

THEGUARDIAN：DAU. Natasha review – an exquisitely sinister study of Soviet oppression

VARIETY：‘Dau’ Director Defends Controversial Russian Competition Film: ‘It’s Not Hollywood’

首先说明，在观影前并不知道DAU这回事。看了约10分钟，第一反应“这是记录片吧”？这种反应一是因为表演逼真到不是表演；二是镜头的摇晃和推进，很像是现场跟拍；三是色调和人物妆扮有种黑白片的质朴。结合起来，很像是对某个旧事件门发展的采访回放。 实验场景、娜塔莎和奥利娅私缠打斗的悬念，却吸引人一路看下去。娜塔莎和法国人卢克的性爱场景，让人惊讶的不是大尺度，而是真实。感觉就是在某个夜晚，你路过半开门的房间，目睹了正在做爱的2个人，你能强烈感受到他们的欲望和快感。 娜塔莎和奥利娅在食堂打烊后，照例给自己准备丰盛的食物佐酒，但今天不一样，今天娜塔莎教会奥利娅一口伏特加混合一口啤酒一起下咽的喝法，2个都喝嗨了。奥利娅不停的笑着唱着，我当时一直想着，这表演技巧值得捧小金人啊！娜塔莎醉后坐在地上哭泣，自语"我是成年人，我坚强可以面对”，此时镜头多次推进，我好担心她会看一眼镜头，其实后来想，即使她看了镜头，导演也不会减掉这个眼神的。 下半部情节突然反转，娜塔莎被抓走审问，此时的光线和摄影很有力道。娜塔莎不停的用打湿的纸按压左脸，审讯者阿波奇头上不停渗出亮晶晶的汗珠，他说一句，娜塔莎写一句，包括标点符号。这一切也太“苏联”了吧！用酒瓶插下体这个画面，是争议较多的情节，剧组答：“演员本来就是妓女”，那么从阿波奇的审问方式和技巧看，他应该是从事过审讯工作吧？

我个人是比较喜爱DAU这种形式的，有点类似穿透折叠空间的人间虫洞，人们通过虫洞来到另一个平行世界，像隐形人般随心所欲的察看这个世界的生活，场景高度还原、人物本我表演，这种以电影为载体的升华，不正高度契合电影这种形式想要达到的目的吗？我们不正是是以此来界定什么是最佳电影最佳表演吗？

以上个人观点，非喜勿喷！

文/笑意

公众号：抛开书本

我在柏林电影节，看了8个多小时的DAU，经历了过山车版的观影体验。

DAU在柏林首映之后，似乎全世界都在讨论这个“真实版楚门秀”。为了帮助大家了解这个备受争议的电影项目，我觉得有必要谈论一下电影的内容本身。

以下剧透预警。

娜塔莎

入围主竞赛的影片《列夫·朗道：娜塔莎》，从五十年代苏联某神秘科研机构餐厅的两个女侍应Natasha与Olga的生活切入，Olga年轻美貌，Natasha则已半老却犹然风韵十足。

我们看到她们白天在餐厅接待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与警官，还有他们的家属，似乎游刃有余，井井有条；而晚上却一杯又一杯互相灌醉，借酒消愁。

两人在谈起什么是真爱的话题后，Natasha突然因为无法忍受Olga不懂爱的真谛而开始斥责她，Olga则用自己的年轻来讥讽Natasha青春已逝。Natasha终于爆发了，命令Olga清扫柜台。Olga此时也决心刚到底，坚持要回家。两个女人相互撕扯。这一幕撕逼大戏长而不冗，一气呵成，张力十足。

后来她们与一些机构成员和法国科学家Luc一起彻夜狂欢，一杯一杯灌下伏特加，用鱼敲打着桌子，跳上桌子拥吻。

镜头不加掩饰地记录下在酒精作用下Natasha与Luc的做爱全过程，镜头太生猛，一扫在场观众的困意，小至Luc试图解那个年代的纽扣bra却解不开的细节都让人看得兴味盎然。看着银幕上一对老鸳鸯真枪实弹的缠绵，谁不目瞪口呆？

此时Olga与Natasha的关系就很有意思了，两个人似乎又亲如闺蜜，Natasha还会把Olga拉到床边给Luc翻译，又把Luc抛在床上，在浴室一边洗澡一边和Olga比较与身边男人们不同的情愫。

而第二天白天，她们又衣冠整齐地招待餐厅的客人们，到了晚上，又开始一杯接着一杯对饮，斟满白兰地饮尽，之后一口伏特加一口啤酒，吐完了继续喝，甚至试图用啤酒来解酒。。。战斗民族果然都是用生命在喝酒。

看到这里，大家都以为这部影片只是苏联时期的生活小品，呈现苏联人民是怎么撒酒疯的。没想到正片才刚刚开始。

突然镜头一转，Olga躺在浴缸里被KGB(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泼水醒酒，Natasha随后被带到审讯室，拷问关于她与外国科学家luc的关系，一步一步被KGB的头子Vladimir进行生理与心理的折磨——剥去衣衫，披头散发，用方才喝过的白兰地酒瓶凌辱侵犯。

但这个过程又不是我们想象的纯粹的残酷折磨，Vladimir似乎熟稔“打一巴掌给一颗糖”的审讯策略，给Natasha斟酒，命令其吃沙拉，又反复提起要和Natasha做朋友。Natasha的反应也很让人玩味，她在被凌辱后，还能收拾衣装正襟危坐，并施展她作为女人的魅力，试图取得Vladimir的好感。

男-女，强-弱，审讯-被审讯，在这种权力不对等的关系下，高压的控制欲与反抗的求生欲的对峙，显得如此层次分明，甚至在Natasha与Olga这两个女人的关系中也反映出类似的状态。

究竟是怎样的极权统治，让人逐渐陷入这样的卑微与疯狂？在影片巨大的张力与冲击力之下，我几乎像丢了魂魄一样走出影厅，一时不知道如何评论。

同时，我们也抛出一个疑问：影厅里的观众都难以平复这部电影在两个半小时内带来的心理创伤，那演员们呢？在审讯室受尽凌辱、性虐待的Natasha呢？

在崩溃边缘的Natasha，她的痛苦不是演出来的

出了影院，媒体们开始惊呼这部作品“伟大”“改变电影史”，我才开始了解DAU这个项目。它最大的特点，不是三年的拍摄，六年的剪辑时间，也不是8000小时的对白，3700万的文字，甚至不是400个非专业出身的主要演员。DAU最让人惊诧的是在这一个庞大的项目中，重构了苏维埃社会，这些“演员”是切切实实生活在里面的。

也就是说，在里面发生的压迫与侵犯，都是真实的。

媒体发布会上，影片的主创们反复解释，演员始终拥有喊停、离开片场的自由度，镜头也始终不是隐蔽的。他们自己选择了留在DAU的世界，继续他们的生活与拍摄。

退变

在看完《娜塔莎》之后，我感到这一部作品可能仅仅只是DAU宇宙中的冰山一角，毕竟它的切入点太小了，只截取了1952年餐厅女侍应的生活片段，而整个项目跨越了30-60年代的历史阶段。项目的主人公——DAU，也就是苏联物理学家列夫·朗道，在《娜塔莎》仍旧只字未提。

《娜塔莎》都已经这么牛逼了，那么另外13部作品会是怎样？带着巨大的好奇心，我又走进了《列夫·朗道：退变》的影厅。

《列夫·朗道：退变》一共有6个小时，分为上下两部分，故事时间设置为60时代末。由于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马拉松式观影，我甚至已经做好了睡过去的心理准备，事实证明我想多了。

影片密集地重现了苏联秘密机构中一群人的生活，包括机构组织的会议，科学家穿梭于妻子与情人之间的生活，年轻人的饮酒与狂欢，神秘的人体试验。。。DAU宇宙其他影片可能出现的人物也一一亮相，是一场复杂而精彩的群戏。

这六个小时情节层层递进，把制度的恶和人性的堕落呈现到淋漓尽致，极其准确地折射了历史与当今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可怕的事情。

其中KGB的头子，也就是上一部折磨Natasha的Vladimir,在这部电影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我们熟悉的诸多独裁者的影子：除了迷恋权术、控制、施虐、自恋这些特质，他的人物形象更是鲜活而多面的，甚至有时候还是“可亲的”。

Vladimir在拳击场上忍不住小试身手

论及掌控与凌辱，身处高位的Vladimir还是手到拈来，一点不输上一部在《娜塔莎》里的表现。看不惯年轻人文艺气息的衣着打扮，便让人给长发的青年全剃光了头。这一幕很熟悉对不对。

这些青年也是机构中秘密试验的受试者，试验目的是创造出完美的“超级人类”。他们后来都光着头，只允许穿一样的白背心、素色衬衣与西服，并接受各种训练，从热爱艺术与西方文学的文艺青年变成了做爱只会机械啪啪、唱着走调的歌糟践艺术品的糙汉子。

KGB的影响渗入研究机构内部之后，这个封闭的社会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放任自流到高压控制，团体内部也逐渐开始腐烂，种族主义滋生，人开始疯狂地作恶。

影片看到后半段，我的内心是边大呼WTF边给它极高的评价的，它对社会制度以及人性的描述太过真实与深刻。一场场群戏又如史诗一般地展开，惊叹一阵接着一阵。

但我永远也无法原谅接近尾声的那一幕。它让我看到纯粹的恶，而这个项目的实质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

那一幕是这样展开的：一位美国心理学家进入机构测评受试青年的心理。那群青年此时已成为一个充斥着极端思想的光头团伙，早就看不惯这个美国人，想把他骗到猪圈和他“玩玩”。最后因为餐厅工作的女伴的阻止，似乎没有侵犯成功，只是把他吓到了。

几乎被性侵的美国心理学家

光头青年们大概是觉得不过瘾，随后就去猪圈拎起一头猪来羞辱，我们看到猪被他们蒙住了头，身上被写下“shame”等字，又被驱赶到餐厅里，大声地发出叫声，听得出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其中一个青年突然操起斧子向猪身上剁去，把还在挣扎的猪头生生地砍了下来。餐厅的女伴失身痛哭起来，其余的众人也在惊诧中沉默着，看着青年们又把猪腿撕扯了下来。

极大的生理与心理不适在此时一并袭来，把我先前对此片的敬仰崇慕一扫而光。

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原谅。

你们说你们凌辱的演员在片场随时可以离开，但猪就可以随便虐杀了吗？你们的底线在哪儿？

我甚至怀疑，这个项目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导演拍摄的动因是什么。

他真的是在反思，还是只是单纯地复制与呈现这种恶？还是在拍摄这种恶的同时自己得到释放内心恶魔的快感？

矛盾

看完《退变》，我又开始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DAU这个做着大型社会实验的艺术项目。

首先它已经超出了复制苏联社会体系的范畴，因为在项目中生活的演员，是拥有双重身份的现代人。他们拥有现代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又被这个苏维埃式的体制所扭曲。他们带着自己的名字，融入DAU的宇宙，穿着特定的服装、戴着旧时代的造型生活，放飞、迷失、再重新定义自我。

当真实与虚假的边界早已模糊，他/她在被侵犯的时候会作何反映？会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着一场梦，随时可以逃离吗？

诚然导演向观众解释了这个项目的虚构性，拍摄开始前导演会与演员沟通，确保他们对于拍摄计划有足够认知。演员们也并没有被关在DAU机构中，比如Natasha每天“下班”之后会返回哈尔科夫的家里。

然而矛盾的是，导演又在其他采访中透露，拍摄并没有剧本，而是直接拍演员们的生活，随后在整理素材时，挖掘其中有趣的故事线，把它们剪成了电影。电影中呈现的Natasha与Olga相爱相杀的关系，就是她们现实中的关系。

而其他的一些报道中也显示，他们当中的许多演员是24小时生活在项目中的。

演员们对摄影机的意识也是一个矛盾点。

DAU电影的拍摄并没有用传统的打光手法，而是打造了一套定日镜系统装置，把阳光以固定方向反射到房间中，达到自然照明的效果。摄影机都不是隐形的，但摄影师拍摄时会被黑布遮盖。

德国摄影师Jürgen Jürges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他们拍摄时的场景。“有时，我拿着大相机，站在离一对夫妻一米远的地方，他们相互争执，大喊大叫，好像我不在那儿一样。”

也就是说，也许演员们对摄像机已经熟视无睹，因为它并不妨碍他们吃饭、睡觉、做爱、争吵，摄影机的存在也成了习惯的一部分，他们并不会去想“现实生活”中被纪录、被播放，而是在“DAU的当下生活”中活着。

最让我怀疑的是演员们的态度。Natasha的女主角娜塔丽在记者会上强调，自己“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自主支配着自己的感官与情感”。

曾在DAU项目担任选角助理的阿宾娜·科瓦廖娃则认为导演“残酷地操纵”了一个关于唐氏综合征婴儿的实验。

《退变》的实验室里就有从乌克兰孤儿院带进DAU的婴儿

好像这些不会自己发声的婴儿就可以任人操控，就像实验室的动物任意被宰割一样。

我又查到一年前法国《世界报》就采访过《退变》中饰演美国心理学家的美国演员。他在拍摄中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难以谈论当时的情景。

在那一幕中，他是差点被强奸了的。施暴的“演员”，是受导演邀请的真正的新纳粹分子，包括因殴打别人而入狱的罪犯。

我想，导演作为幕后的操纵者与人性的观察者，大概是不会承认自己玩脱了吧。

大厦的筑起

在DAU的世界中，可以说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扮演了“上帝”的角色，从上帝视角揭露人的罪恶与制度的腐化。

他知道自己正在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playing a big game. 这大概也是让诸多主创人员欲罢不能的原因。

导演自己出身于艺术世家，祖父是一位艺术家和演员，父亲是一名享有声望的导演，曾执导苏联第一部被禁电影《玻璃琴》，母亲是一名语言学家和编辑。

导演也有着浓厚的苏联情结，至今依然把自己视为“苏联人”。

他第一部执导的电影《4》在欧洲激起了一阵水花，在鹿特丹拿了金虎奖。这为他后来创建DAU项目打下了根基。

后来他想拍一部关于苏联物理学家列夫·朗道（DAU）的纪录片，剧本基于DAU的妻子的回忆录。

颜艺无敌的苏联天才物理学家列夫·朗道，敢公然挑战爱因斯坦

据说最初的剧本由俄罗斯著名作家弗拉基米尔·索罗金编写。索罗金也是一位很有意思的作家。他的作品被称为“颠覆传统文学的另类文本”，他的代表作《蓝色脂肪》，在俄罗斯当今社会危害最大的三本书中名列第三，涉及克隆人、军事实验、时空交错、二战、苏联体制等等题材，备受年轻人喜爱。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深挖一下，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索罗金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作家

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为了让演员体验苏联时期人们的心理和情感，就萌生了还原苏联研究所真实场景的想法。

他在欧洲找了联合制片人，并靠着《4》积累的声誉与人脉找了许多制片公司与基金会投钱。

盘点一下欧洲给DAU投资的公司和机构吧：德国的Essential Filmproduktion公司，柏林-勃兰登堡媒体促进协会，德国WDR/Arte，法国Arte电影事业部，中部德国媒体促进公司MDM，瑞典电影协会，Film i Väst公司，欧洲委员会基金Eurimages，鹿特丹休伯特巴尔斯基金，乌克兰文化部，德国X Films Creative Pool Entertainment公司。西方显然对重建苏联机构的想法很感兴趣。他们的资助让项目开始起步。

俄罗斯文化部当时也给DAU投了钱，但在2015年因为项目未按期完成而要求DAU项目退回之前投的34万美元，并大力斥责DAU的电影是色情宣传。

欧洲电影机构的这些投资很快在DAU不断扩张的规模下很快被用掉了。资金链断裂，项目也将面临夭折。在这个时刻，金主爸爸出现了。

金主爸爸名叫谢尔盖·阿多涅夫Serguei Adoniev，是一位神秘的俄罗斯富豪。他是导演之前影片《4》的粉丝，在项目实行的十三年里投资了数千万资金给DAU项目，并且不过问拍摄事宜，不需要任何回报或挂名，全心信任支持导演。

富豪本人的背景也很有意思，深挖的话能挖出不少大料。他是俄罗斯电信业寡头，Yota公司创始人之一，前几年普金亲自安利送金砖国家领导人的手机YotaPhone就是出自这家公司，后来又在Yota走下坡路之前把股份卖给香港公司，成功套现。他和普金交往甚密，曾经因为贩毒、经济诈欺被FBI调查。他本人持有的保加利亚护照被撤回，但这根本限制不了他，因为他的夫人也早已加入保加利亚籍。

2011年的阿多涅夫与普金

资金的保障，让导演一心扑入这项他坚信能改变历史的项目中，逐渐构建起这座大厦，坐着私人飞机腾飞。

实验与未来

DAU结束拍摄之后，它的社会实验并没有结束。

导演是怀着巨大的野心的，他准备在柏林、巴黎和伦敦分别策划DAU的沉浸式艺术展。

2018年，DAU团队来到柏林。他们要做一件挑战德国人底线的事情：重建柏林墙。他们选择了柏林市中心的一个街区，试图建造一面柏林墙的复制品，给参观者提供冷战时期那种失去自由感的沉浸式生活体验。在墙内的区域会有一个向外眺望柏林的平台，对比冷战时从西柏林窥视东柏林的平台。

这种揭伤疤的行为，最后当然被柏林市政府冷酷地拒绝了。毕竟亲历过冷战历史的许多中老年人还活在创伤中，更别提制造创伤了。

2019年初，他们来到巴黎重构了DAU的苏维埃小世界。和原本在柏林的设计一样，参观者必须购买“签证”，进入区域时必须交出自己的手机，换取另一部导览手机，包含了纪录片、展览与音乐会。展览中还布置了苏联时期的房间和用具，1:1还原电影人物的蜡像展。

巴黎展入口处交手机

DAU演员蜡像

如今在柏林电影节两部影片的展映，也为DAU项目积聚了世界各地的许多关注。《列夫·朗道：娜塔莎》在主竞赛拿到杰出艺术成就奖（摄影银熊奖），掀起巨大的争议，但也给将来其余12部电影的推出造了一波声势。

摄影师Jürgen Jürges拿了银熊

据导演透露，未来他将“建造一座5000人规模的实验性城市，这5000人来自全世界，这个城市的一切将会被记录，一切都将是公开、透明的”。

野心勃勃的他，不是名垂青史，就是遗臭万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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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朗道：娜塔莎》（2020）是一个无法区分虚构与写实界限的女人的故事，一幅残酷、恶心的、赤裸裸的生活写照。主人公娜塔莎在莫斯科斯大林时代的科学研究所的职工食堂工作，该研究所由理论物理学家列夫·兰道(绰号“道”DAU)领导。影片向我们展示了她与年轻助手奥尔加的争吵关系和它背后的政治噪音。 这部电影不能简单地用它自己的术语来评价，而是作为一个巨大的（但大部分是看不见的，也许是不可触摸的）整体的一部分:一个巨大的多媒体艺术装置项目，15年的制作过程已经成为传奇，而如今在中文中还只公开了其中两部。最重要的是，这部影片与查理·考夫曼2008年的著名电影《纽约提喻法》中虚构的戏剧导演所设想的富丽堂皇有着怪异的相似之处，他提议在一整座城市里，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一个月30日、一年12个月都有演员即兴创作“真实”的生活，直到导演认为最终的戏剧性高峰已经准备好以纪录片的方式向观众展示自己。 这部电影起源于2006年开始的一部传统的兰道传记电影，但是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将莫斯科研究所的部分复制品作为背景重新开始制作系列电影，这个复制品是为了外景拍摄的目的而在乌克兰建造的，然后他把里面的每一个房间都做成了这个研究所的绝对精确的重现。在拍摄开始之前，数百名演员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了几个月，与互联网和外界隔绝，展示了这个人造宇宙中产生的许多故事。到目前为止，DAU项目已经产生了13部电影，其中12部是去年在巴黎举行的沉浸式DAU展览上放映的。这是第一部用传统戏剧术语展示的DAU系列电影。在DAU内部，是斯大林主义的楚门秀：“我有绝对的自由——直到克格勃抓住我”，纳塔利娅·别列日纳娅（Natalia Berezhnaya）扮演娜塔莎，她冷漠地穿着黑色制服，戴着头巾式女帽，这可能会让你想起在电影《相见恨晚》（Brief Encounter，1945年）时代在英国火车站工作的人。当顾客都回家后，她紧张地和年轻的奥尔加闲聊，奥尔加懒得帮忙打扫卫生，嘲笑娜塔莎在和一个已婚男人的婚外情中浪费了生命。 《娜塔莎》展示了在极权社会中，正常与不正常、平庸与怪诞、人类与非人类共存的奇异方式。同样，奥威尔式的“双重思考”这个词在我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在我脑海出现了，当然还有传说中的“恐怖房间”。当奥尔加和娜塔莎在咖啡馆里做无聊的工作时，吕克和他的同事们正在附近用一个三角形金字塔里的裸体男人做奇怪的、神秘的辐射实验。在随之而来的庆祝性酒宴之后，娜塔莎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一种不顾一切的好心情，但是别列日纳娅毁灭性地向我们展示了她孤独的、宿醉的状态和陷入绝望与沮丧的过程，这种过程总是隐藏在表面之下。然后，仿佛是为了嘲弄她（和我们）认为事情不会变得更糟的信念，她被告知在审讯室报到接受审问。 在此之前与阿兹希波的对话，断断续续地一直持续到现在，非常模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厌恶女性的惩罚手段：娜塔莎意识到极权的靴子终于踢到自己脸上，以一种让她害怕的方式；她本来以为自己可以避开。阿兹希波反复询问他和娜塔莎是否会成为“朋友”，这不仅仅是虐待狂与施虐狂的关系，不是法西斯与性的结合，就像福柯在分析《午夜守门人》时所描述的权力的微观物理学，而是权力本身导致的直接威慑，它无孔不入，以至于波及普通的职工食堂员工。他们可能需要一种友好的工作关系：她和阿兹希波在可怕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共存，在其中她高度的绝望显示出人格解体的痕迹。总之，这是一部怪诞的、令人不安的电影。

原标题：DAU. Natasha review – an exquisitely sinister study of Soviet oppression 笔者翻译自卫报 //www.theguardian.com/film/2020/feb/26/dau-natasha-review-russia-ilya-khrzhanovsky

在今年柏林电影节中《列夫·朗道：娜塔莎》的首映发布会上，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针对关于这部凝聚了十四年心血的制片项目的一些争议性较大的问题做出了解释。通过对比本片演员在拍摄过程中的体验以及角色在现实中的真实经历，导演解释道：“所有（在电影中呈现出的）情感都是真实的，但产生这些情感的大环境却不是真实的。在现实世界中，你会因为这些情感付出极大的代价；但在电影中却不是这样的。”

《列夫·朗道：娜塔莎》海报

《列夫·朗道》的整个制作过程及幕后故事从一开始就饱受了十几年的争议，许多文章更是批判这个系列为“史上最有野心却也最受争议的制作项目”。导演在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郊区建造了一座13000平方米的实体苏联小镇用于拍摄，所有的“演员”被要求沉浸在苏联世界里并严格按照前苏联50年代的方式生活。

导演赫尔扎诺夫斯基和他的团队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把所拍摄的长达700小时的35mm胶片素材剪辑成14部电影。在原先于柏林举办首映礼的计划失败后，部分电影于2019年1月在巴黎与观众见面。

《列夫·朗道：娜塔莎》剧照

众所周知，这个涵盖了戏剧、音乐、舞蹈和表演艺术的庞大项目被媒体称为是一场“组织性的灾难”。但也有许多影评人对于电影本身这种独特的戏剧性做出了正面评价——他们认为，DAU项目的归宿是电影而不是展览。对于我个人而言，这样的想法是在我于柏林电影节上看完《列夫·朗道：娜塔莎》及《列夫·朗道：退变》后产生的。这两部作品首先震撼我的是他们的庞大叙事，其次是这个项目作为艺术实验在伦理道德边界的冲击。

《列夫·朗道：娜塔莎》剧照

电影以灰色的天空，昏暗的内景以及钢筋水泥铸造的大楼作为开场，把不知情的观众置入了一个陌生奇怪，甚至脱离现实的一个“实验室”里。这个“实验室”就是导演按照物理学家列夫·朗道在莫斯科的工作及生活环境为模型所建造的一个封闭式小镇，而列夫·朗道本人在共产主义的专制统治下生活了三十多年。在这样一个虚拟的世界中，由希腊指挥家TeodorCurrentzis饰演的Dau在一个封闭式的集体与各种学者，物理学家，技术人员甚至是临时工和家政工人形成各种联系。在一个建设性的时代，DAU不仅建立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并任其自由发展，最终见证了它的毁灭。

《列夫·朗道：娜塔莎》剧照

由于新冠疫情的缘故，《列夫·朗道》系列目前在网络上发布（主创原本的计划是在未来几年的电影节中陆续发布该系列14部作品），但目前的局势也让DAU系列获得一个意想不到机会来重新为自己定位。“我们的第一个电影项目就是和隔离、孤立有关的。我们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下拍摄，我们拍的是那些与世隔绝的人们。”

《列夫·朗道：娜塔莎》剧照

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建立DAU.com网站时说。该网站是一个互动型流媒体平台，最终会用于发布团队拍摄的700小时的所有素材，包括音乐会演出，科学与艺术纪录片，以及其他与这个项目制作有关的简短视听素材。《列夫·朗道》系列浸入式探索的叙事和镜头让在家观影也成为一种不错的体验。该网站同时也会提供详细的角色介绍以及该系列14部电影之间的联系。

《列夫·朗道：娜塔莎》剧照

作为电影，DAU系列讲述的故事跨越了几十年的时间并且采用了非线性叙事的风格。对于观众来说，他们需要像观赏一部结构较为离散的电影一样去慢慢消化DAU庞大的叙事逻辑。相比于那些分集的电视剧，DAU系列的形式更为自由，它更像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DAU宇宙”而不是一系列已经设定好了的叙事事件。在DAU里发生的所有事件都在不断的积累发展出新的故事线。在这样的情况下，时间在整部作品中是完全相对的。在仅仅看完这个系列的一半电影后，我很清楚地意识到整部作品在制作中的投资和最终的效果完全成正比，它让观众能更深入地探究DAU迷宫式地故事。

《列夫·朗道：新人》海报

叶卡特琳娜·奥特尔可以说是整个DAU系列除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之外最关键制作人，除了和伊利亚导演执导了其中七部影片，她同时还负责剧组的妆发及后期剪辑。她执导的每一部影片都分别以不同的女性角色为中心。其中包括了整个系列中最主要的两名女性角色：娜塔莎和诺拉。娜塔莎是一名中年餐厅服务员，她与一名法国科学家的恋情遭到了特勤局局长病态的拷问。饰演娜塔莎的演员纳塔利娅·别列日纳娅诠释出了这个角色敏感而又坚强的个性。娜塔莎这个角色体现的不仅仅是整个社会体系对于女性的压迫，更是体系对于任何于国家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背道而驰的人的蔑视态度。

影片中娜塔莎在审讯室中的场景以及各种暴力的性爱镜头都引来了巨大的争议，剧组却反复解释道，所有的演员都是自愿地留在DAU世界参与生活与拍摄。娜塔莎这个角色可以说是整个“DAU宇宙”的中心，像是一个符号反映着俄罗斯体制内外的暴力，更准确地来说，是普京执政下的俄罗斯依然存在的法西斯主义。而相对而言，Dau的妻子诺拉在电影中受到的是另一种更为常见的压迫。诺拉面对丈夫长期的背叛和不忠选择默默忍受，而这也展现了该系列在故事叙述上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

《列夫·朗道：退变》剧照

作为一个庞大的系列项目，DAU的镜头却以狭小封闭的内景居多。观众偶尔会看到剧组为拍摄而建造的那座巨大的研究所出现在外景镜头里，但它通常是以背景出现或是在镜头里用于体现出一种黑暗笼罩下的空洞感。在白天拍摄的很多镜头中，本片的摄影师经常用中特写镜头或是手持镜头捕捉演员表演中的情绪。电影主要聚焦在两个时间段，以1953年斯大林逝世及之后几年的政治社会动荡作为节点。在此之前，整个系列的戏剧性都是从Dau作为研究所领导人的身份以及他与诺拉的感情出发，然而到后半段，DAU的重点转移到了由电子工程师AlexeyBlinov负责的科学实验以及他的研究给人们带来的影响。

《列夫·朗道：退变》海报

这部拍摄苏联上世纪50年代早期至中期的电影在严苛及温柔交替的描写以及较为流畅的内在感中表现出了禁恋及伤痛中的爱与依赖。在《列夫·朗道：三日》中，这种爱与依赖表现在Dau对于他的前任玛丽亚的单相思中，而在之前的《列夫·朗道：卡佳与塔尼亚》中，这种情感又体现在Dau对于他的另一位爱人卡佳混乱的私生活的嫉妒中。同时，在《列夫·朗道：诺拉与母亲》中，诺拉与她疏远多年的母亲短暂的重聚表现得像是两个厉害的舞台剧演员在台上极具张力的唇枪舌战。在这个系列每一部电影中，每个故事都极具戏剧色彩，这不仅丰富了整部电影的情绪，更是让每个角色更加丰满充沛。

《列夫·朗道：卡佳与塔尼娅》海报

与前期电影柔和的色调相比，后期电影较多地是以尖锐的蓝绿色或是刺眼的荧光色作为主调。这种独特的视觉风格转变也与戏剧到后来逐渐走向超现实相匹配。这样的转变像是从德国法斯宾德电影中的流动性逐渐走向盖尔曼或是拉斯·冯·提尔“道格玛95宣言”电影中的那种力量。在《列夫·朗道：退变》及《列夫·朗道：新人》中，Dau研究所的一系列活动及它对研究所成员造成的心理压力达到了一种令人畏惧的地步。作为DAU系列的最后两部作品，这两部电影表现出的是右翼共青团极权统治所造成的动荡及最终的毁灭。

《列夫·朗道：诺拉与母亲》海报

在Maxim的领导下（该角色原型为MaximMartsinkevich，他坚信新纳粹主义，目前在莫斯科监狱中服刑），DAU研究所的研究方向逐渐走向种族优秀论，并以“培养出更完美的人种战士”作为目标。在DAU最让人悲伤的一条故事线中，Maxim与Vika日生情愫，却使得整个国家政权遭到了安全危机。整个研究所开始逐渐走向必然的瓦解，成为了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口中的“欲望的粪池”。在这个系列的电影中，历史教会我们的是，人性终将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我们我们最原始的动物性本能。导演赫尔扎诺夫斯基不只是敢于向观众展现历史最终的结局，更是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是如何发展到这个地步的。

Q&A

Cinemascope：

用十四年来打造一个项目可以说是相当长地一段时间了。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DAU可以是超越传统传记电影一个项目呢？

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

在我们第一次在圣彼得堡的拍摄过程中，我意识到我对于这个项目的思考或许还是不成熟的。所以我暂停了拍摄计划并重新开始对这个系列的规划。有一点我能保证的就是，DAU绝不仅仅是传统的传记电影。在我们最初的计划中，DAU是一部关于当下社会问题的电影，只不过我们是在讲述过去时代的故事。因此，时间的概念在这个系列中就好像是小丑的红鼻子：当一个人戴上红鼻子面具变成小丑时，他被赋予了另一种权力，他怪异的装扮在小丑的身份中变得合理。我想要依照量子物理理论来制作这个系列。从筹备阶段开始，DAU系列就注定是与众不同的，他无法被限制在单单一个人物故事里。

在电影中，新的变化和发展在不断发生，新的人物角色，新的故事。我能想象并相信生活在这样的新世界中发展，但我无法想象这会是怎样一种生活。例如，我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科学家，我也没有想到所有的这些非线性的关乎于人性和现实的世界观会是这样产生的。我也无法想象到玛丽亚·阿布拉莫维奇（MarinaAbramovic）会参与进来，这些社会性实验会真的发生，或是这个项目甚至会涉及到新纳粹主义。

Cinemascope：

您最开始是因为什么对列夫·朗道的人生开始产生兴趣的呢？又是怎么开始对他的科研所开展研究并构思进你的电影里的呢？

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

我从小就很喜欢列夫·朗道这个人物。他是一个无所畏惧的科学家，一个天才，他创造了一所非常好的学校最终被卷入一场令人难过的意外。每个苏联知识分子的家里都放着关于列夫·朗道的书。当KoraLandau的书《朗道：我们如何生活》（Landau:HowWeLived）出版时，每个读者都被震撼到了。这本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它是一本关于自由与快乐的书——人在一个极权国家追求自由和快乐。所以我最开始对列夫·朗道的兴趣在于他是一个自由而好奇的人，他把他的一生都投入到对于快乐的理解中，他认为一个人的快乐可以是另一个人的不幸。

除了他的科研理论之外，列夫·朗道相信他毕生研究的心血也是对于快乐的理论。他认为快乐由四部分组成：爱，工作，自由以及友谊。而列夫·朗道拥有了这一切：他从小就是个天才，受着人们的仰慕。而快乐与自由对于这样一个人是什么呢？这也是我电影最开始思考的地方。

但当我们真正开始构思这部电影时，我们还是决定放弃对列夫·朗道传记的改编，因为如果我们要做一部历史电影，便不可避免地需要自己杜撰编造一些历史。我们不希望去编造历史，我们想要创造历史。因此在这个系列的电影中，我们只保留了列夫·朗道对于快乐的理论作为主题。

Cinemascope：

我很好奇您是如何以装置的形式来构思这部电影的拍摄的？您对于这样的形式满意吗？

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

对于我来说，DAU这个系列的结晶不只是这十四部电影，还有他所有的材料——这也是他可以被多重解读的可能性。我们的DAU.com上线后你就能感受到这一点。这十四部电影更像是这整个700小时庞大项目的一个预告。当然，每一部影片都有他们独特的价值。我们在巴黎已经做过一个沉浸式装置的展览和体验了。

Cinemascope：

TeodorCurrentzis是怎么参与到您的项目里来的？与他的合作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

最开始我们考虑的是选用专业的演员卡司。但在54个俄罗斯地区的试镜中我意识到我根本不想要专业的演员。专业的演员只能演绎出角色的内心活动。如果让一个专业演员来演DonJean这个角色，他能表演出他对占有DonnaAnna内心欲望，却无法表现出这个角色对于神的理解。演员只能把角色的心理表现出来，却无法表现出他精神层面东西。用另一句话来说，天才只能由天才来扮演。

我最开始想找一名犹太人来扮演Dau，因为犹太人从文化上传承了基督教前的道德思想。如果我们从现代道德的视角翻阅有关古希腊的文献，我们会发现很多问题。在两种思想中灵魂与身体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在这些文献中，所有的英雄都具有相当高的精神境界，但如果从今天的价值观来看，他们的行为又是极为不道德的。我自始至终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犹太人来演绎Dau这个角色。但幸运的是，我的选角导演找到了希腊指挥家TeodorCurrentzis。和他一起工作十分富有挑战性，却也是有趣的。在我看来，我们成功地把现实环境与编造出的角色很好地融合到了一起。

Cinemascope：

您能说一说您与每位表演者的拍摄经历以及他们各自的故事线吗，整个系列的故事叙述是在最开始构思时就以成型，还是您在拍摄并积累素材的过程中发现这可以是一部电影呢？

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

这是一个关于现代的人处在一个不一样的时代的故事。我们尽一切可能地修复了当时的生活细节。你们可能也注意到了，我们所造地研究所看起来特别的超现实。像所有的研究所一样，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部门里工作。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住在这里，但他们一天中所花地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所里，并与不同的人制造各种联系。他们自己决定是否加入政党，是否配合权力部门，或是是否告发其他人。这些都是角色们能自由选择的，可他们的“人设”却是由我们而定的。你无法把人放在这样的环境下去幻想出他们能过出怎样一种人生。我们需要任角色自由发展，去主动创造或是解构接下来的情节。在这个过程中，是这些角色在不断创造新的现实。大部分故事线是在拍摄过程中逐渐变得清晰的，但在剪辑过程中，我们决定选取哪个镜头放进电影中。

Cinemascope：

在这个系列的电影里，演员基本上没有剧本参照演出，但这些电影却大部分都是由故事情节和对话主导的。在这个拍摄过程中，您是如何指导演员的呢？或者您对他们有什么要求吗？

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

我们在拍摄过程中确实有与演员们讨论过部分细节，我确实有权利去调控他们的演出，但是我无法坚持去违背他们的意愿。你在银幕上看到的是舞台和实时演出的结合：所有演员的情绪都是真实并实时的；整个五十年代的研究所却是搭建出来的。就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演员是在一个设计好了的情况下扮演他们自己。理论上来说，娜塔莎在拍完审讯的镜头后能和Azhippo在工作室中共进午餐，或是AndreyLosev这个角色：当他被迫与权力部门签署同意书时，他拒绝了。他在银幕上展现的这个瞬间使人难以相信，但这就是Audrey本人所理解的他所在经历的一切。他当然清楚这是在拍摄，并且他可以随时拒绝并中断拍摄，但他选择继续沉浸在这种地狱般的现实里。这是一种巨大的风险因为他所在经历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看似不可思议但却是正在发生的。也只有Audrey本人有能力去承担这样的风险。

Cinemascope：

您能讲讲参与到这个系列拍摄的科学家们吗？例如在电影《列夫·朗道：退变》中，他们本人的价值观跟整部电影中推崇的价值观又有什么联系呢？

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

我的朋友DmitryFalkovich是一位导演同样也是一个企业家，他帮我联系到了NikitaNekrasov，她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最著名的物理学家，Nikita又介绍了其他的西方科学家，比如AndreyLosev和DavidGross参与到了项目中。

所有的这些科学家都有他们在各自研究的项目和课题。他们在电影中的对话都是关于当今的物理问题的。所有的近代物理学都是以三四十年代的物理研究为基础的。按照理论来说，这些研究都是有可能在1952年的秘密研究所中发现的。因此我们允许这些科学家在这样的环境下研究他们所感兴趣的领域。从结果上来看，我们创造出了一个尤其真实的环境。

在由AlexeyBlinov领导的实验部门中，所有的实验是真实发生的。甚至有真实的记者参与到真实的科研发布会中。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有三大部分：时间与空间，武器，及自然与人类的超能力。

Cinemascope：

您能谈谈与您合作的其他四位导演吗？特别是叶卡特琳娜·奥特尔，她是这个系列很关键的一位制作人。她在DAU中执导的大部分影片都是以女性为中心的故事，这似乎不是巧合。

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

在DAU这个系列中，我们需要结合不同的方法来创作。因此在拍摄结束后，我意识到我需要找其他具有不同个性的导演来剪辑这些素材才能得到不同的角度。他们都是极具天赋的一批导演，熟知电影结构，并且能切身感受到DAU这个项目中的人性部分。

叶卡特琳娜·奥特尔执导了《娜塔莎》《母亲》等作品，她同时也是欧洲最有名的影视化妆师，并且曾经获得过奥斯卡和艾美奖的提名。化妆师帮助演员做演出准备，因此她也是最熟知演员及角色心理的人。在三年多的拍摄中，我与叶卡特琳娜·奥特尔讨论了很多角色的各种行为，我每次都能被她细致的观察震撼到。我也知道她对剪辑十分感兴趣，当我询问她愿不愿意担任DAU项目的剪辑导演时，她同意了。

她作为一个欧洲文化下成长的女性的身份同样重要，这使得她对事情有很多不一样的见解。比如，我就无法讲述诺拉的故事，因为我作为一个50岁的中年男性无法完全理解她或是其他女性的心理。再比如，如果要创作《列夫·朗道：退变》的故事，最好是由一个具有哲学教育背景和独特世界观的导演去讲述。伊利亚培尔米亚科夫执导了这部电影，他同时也是位视听艺术导演。他最开始是一位哲学家。在2003年的时候他对海德格尔的哲学理论和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诗集进行了辩论。同样的，在拍《列夫·朗道：勇敢的人》时，我希望是一个同时具有生活经验和专业科学知识的导演来指导这部电影AlexeySlyusarchuk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人选，他同时也当了很多年的导演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