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信使

近期一部讲述调查记者的电影《杀死信使》在美国上映，故事改编自一个真实的事件——在美国与尼加拉瓜战争期间，曾获普利策奖的记者加里•韦伯（Gary Webb）在报上公布了一件美国中情局与反抗者暗中私运毒品的报告，使得报社在压力之下将韦伯解雇，同时也让自己的性命遭受巨大威胁。

Webb的经历被搬上屏幕，又一次引发了国内外观众和新闻界人士对“新闻自由”与“职业操守”的热议。最近的Shadow of Liberty讲媒体垄断问题时也提到Gary Webb，可见对他和他的经历进行适当讨论是很有价值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消息说，该片没有一个北美电影节接收，只能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联系当地赞助来传播。

“这就是新闻自由？”
“至少有报道新闻不自由的自由。”
诸如此类，诸位自裁。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作为第四权，媒体的力量总是令人们惊讶的大，但这一切背后是无数的时间、争论和不为人知的英雄与牺牲。更可惜的是，这种努力，就像许多其他行业一样，在市场化的竞争中失去了真正价值和理想主义的光环，剩下的只是“枪打出头鸟”令人风声鹤唳。媒体人的道德操守前所未有地重要——我喜欢Inchiostro 的这段话。

想起福泽谕吉有个著名的比喻，他说知识分子应做族群里忠心耿耿的“雁奴”。“雁奴，雁之最小者，性尤机警。群燕夜必择栖，恐人弋也。每群雁夜宿，雁奴独不瞑，为之伺察。或微闻人声，必先号鸣，群雁则杂然相呼引去。”

每一个沉睡的族群都需要一批这样的雁奴，他们警醒张望、审时度势，他们察人未察、言人未言；他们择善固执、不与世浮沉。以雁奴自任，并引以为荣——这大概可作为新闻记者理想的操守宣言吧？

2004年12月10日，有三个孩子的Gary Web 被发现死于屋内，头部两处枪伤。官方结论为自杀。

美国新闻界在探求真相的过程中，与国会或总统府、FBI等强势机构的斗争，近几十年来从未停歇过。以此为素材或题材的电影也拍了不少。总体感觉，这部影片无论从演员的表演，还是在剧情的编排、处理和渲染、可看性等诸多方面看，都不如《真相至上》那么打动人心，也没有带给人应有的震撼感。本片对于纪实来说够格，对于故事来说，结尾太草了。

加里•韦伯曾与新闻业的学生分享他的理念：记者就是革命者，绝不能被他人的思想所左右，要尽一切抗争去改变世界。在美国的新闻史上，韦伯不是第一个敢于揭发政府内幕的记者，但他以细致的求索、详实的证据、大无畏的勇气、百折不弯的毅力，一次次毫无保留地向当权者发起挑战，这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名望，缩短了他的生命，也催生出今年秋季的传记电影《杀死信使》。

在新闻界，加里•韦伯是个令人肃然起敬，又掺杂着复杂情绪的名字。韦伯在中学时期就对新闻写作产生浓厚兴趣，并首现决不妥协的真理斗士精神，担任校报的主笔时，因直言批判得罪校啦啦队后，固执已见，拒绝道歉，不惜为此与学校的新闻社团失之交臂，连主编也无法劝动他改变观念。在北肯塔基大学就读新闻专业后，韦伯的第一份工作是《肯塔基邮报》，1987年他又进入当时美国十大报社之一的《圣何塞信使报》任职，他东奔西走，勤勉工作，佳作迭出，荣获了一系列殊荣，包括一生最瞩目的成就：1990年他对旧金山大地震及其后果的文章，获得了普利策奖。

1996年8月，韦伯发表了一篇长达2000字、分三部分的调查报告《黑暗联盟：毒品大爆发的幕后故事》，这篇文章永远地改变了他的一生。文中韦伯揭露，在洛杉矶的尼加拉瓜毒贩利用贩毒所得，为中情局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资金，由此开启了哥伦比亚卡特尔和洛杉矶黑人毒贩间的第一条通路，造成了80年代那一波毒品大爆发。有别于一种流行的误解，韦伯其实从未在文中直接指控中情局协助毒贩，他的记录只显示，中情局和许多白宫官员对毒品交易完全知情，但守口如瓶，未与缉毒局分享情报。

整个80年代，尼加拉瓜深陷长达12年的内战，其中一支反政府民兵组织——尼加拉瓜民主力量是美国一手扶植，由里根政府秘密资助，并由中情局直接为其提供武器和金钱，雇佣承包商，运送物资，策划战略等。然而，1982年众议院通过《柏兰德修正案》后，总统的战争权力受到了制约，国会无法像之前那样直接拨款给中情局或其下属的任何情报网络和个人，用来资助、训练、武装反抗军，之后修正案又将限制对象扩展到整个美国政府。

里根政府随即找到了另一条出路来绕过修正案，国会于1985年成立了尼加拉瓜人道主义援助办公室，将资金以人道救援的名义继续输出尼加拉瓜，只需受到国务院监督即可。也恰在此时，洛杉矶、纽约等城市，爆发了一场快克可卡因的瘟疫，因此关于两者间存在关联的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其实早在80年代，国会就发起了广泛的关于对外政策、毒品和执法部门的听证会，并取得了许多有效的证据。然而，由于来自不同渠道的阻挠，这些听证会最终没能建立起《黑暗联盟》一样精确的指控。

应韦伯的要求，所有供他参考的文件都被上传到了《圣何塞信使报》的网页，供任意访客调阅。韦伯宣称文件都是应自由信息法案之下取得，他的调查对象和结论都来自公开的记录，并被详细列出，包括卧底人员的录音带，CIA、DEA、FBI和洛城治安部门解禁后的政府文件，伊朗门事件的档案，目击者的证词，以及大量庭审记录。

起初，《黑暗联盟》似乎遭到了所有主流媒体的无视，当局也未做出回应，但暗地里他们已经被激怒了。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花费几十年打造的中情局在尼加拉瓜事件中的角色和对毒品宣战的虚假姿态，都已经危在旦夕。但他们深谙操纵民间反应的伎俩，先是保持集体缄默，小心等待、观望着公众的反应，再找准故事最薄弱的关节大肆攻击，进而一举令整个故事丧失信服力。这是已经被反复证明有效的、唯一能中伤揭发者又能维持中立伪装的策略。在他们有所行动之前，韦伯得到了一段时间的支持和正面的回馈，但这一切是短命的，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

即使韦伯预想过最糟糕的处境，他也惊讶了。几乎是在同时，《黑暗联盟》遭到了几乎所有主流媒体的批判和排斥，中情局的喉舌——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为首，不遗余力地质疑报道的可信度，以及韦伯的人品和职业道德。连当时中情局主管都公开露面，“极其愤怒”地谴责韦伯的不实报道，力图撇清中情局与贩毒的干系。此举很快转移了报道给中情局的带去的难堪，但并不足以毁掉其影响力，《黑暗联盟》已经得到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在高峰期，网站每天有超过三百万次的点击。《黑暗联盟》毫无疑问是1996年西方反响最大的新闻事件。

许多此前从不上网的美国黑人，也开始接触网络来了解《黑暗联盟》，因为他们中间开始流传美国政府“种族灭绝”的阴谋。从哥伦比亚运来的粉末可卡因，很快被提炼成利润更高，更易上瘾，更廉价的快克可卡因散售。快克可卡因被称为“可卡因中的快餐”，之所以最初能在中美洲流行起来，是因为其消费门槛低廉，而在洛杉矶，只需5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小包，当然受到经济窘迫的黑人青睐。与此同时，法律对吸食快克的惩罚却远远大于普通可卡因，只要出售5克的快克就会判处5年徒刑，但出售500克的可卡因才会触发同样的刑期。其结果是，大量的黑人被关进了监狱，20-30岁黑人中，有八分之一在身陷囹圄。韦伯的报道侧面支持了“灭绝黑人”的阴谋论：黑人毒贩根本没有独立渠道从南美得到大量毒品，更别说短时间造成一场快克瘟疫，但他并没有证实这一点。

民间对《黑暗联盟》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所有结论都基于猜测、二手资料和跳跃的逻辑之上，而非坚实的证据和推理；根据调查，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所需的资金远没有预想的那么多，似乎并不需要一张毒品网络来支撑；而整个报道太像一个典型的阴谋论，充斥了廉价故事书和三流商业电影的情节，这都得到了一部分舆论的认同。2001年3月韦伯在网上写道：“迄今为止，没人可以证实文章中任何一个事实错误，但到头来，事实如何，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该死的事情淡化，让人们闭嘴，让那些期望获得真相的人看上去像疯疯癫癫的阴谋论者，这一点他们完全做到了。”

不论如何，韦伯开罪了利益团体，并因此遭受了极大的不公。新闻业的行规是：记者向编辑提交故事后，报社的法律团队负责审核故事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甚至可以要求记者陈述答辩；而一旦故事通过了这些审核发布后，又被发现有站不住脚的地方，报社就必须毫无保留地维护记者，由编辑和法律团队承担全部责任。而在韦伯一案中，情况正好相反，报社随着压力骤增很快转变了支持韦伯的态度，刊发《黑暗联盟》九个月后，《圣何塞信使报》发表道歉声明，并将韦伯调派到150英里之外的前哨站写讣告。1997年12月，韦伯被迫离开。

辞职后的韦伯继续，将报道和所有资料扩展到500页的同名著作，《黑暗联盟》于1998年出版。书中披露，一名曾替前反抗军辩护的旧金山律师发现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中情局和毒贩存在联系，但很快，在司法部的干预下，地方法院将这一档案封存了。

从1997年开始，韦伯为州联合立法审计委员会担任顾问。2004年他被解雇，表面上是缘于加州下院议长改选导致的大换班，但有理由怀疑真实的原因更为微妙。担任顾问期间，韦伯毫不妥协的性格促使他持续树敌。2001年，韦伯被卷入了对甲骨文公司的调查，甲骨文是世界最大的数据库软件开发商，跟政府高层的国家安全项目有超过30年的密切合作，他们以9500万无竞价软件合约，与前加利福尼亚州长盖瑞•戴维斯达成交易。韦伯发现，就在交易之后的几天，有25000美金的竞选资金交到了戴维斯的首席技术顾问手上。调查展开后，审查交易的两名高级官员丢了乌纱，迫于政治压力，加利福尼亚也取消跟甲骨文的无竞价合约。正是一次次这样的胜利，将韦伯的生命拖向了黑暗的终点。

2004年12月10日，一辆搬家公司的卡车来到韦伯位于加州的住处，他们看到门口挂了一张字条，上书“别进来，打911，叫救护车”。随后，警察在屋里发现了韦伯的尸体。15号，当地的验尸官裁定，韦伯死于向自己脸上开了两枪自杀，现场有他留下的遗书。韦伯的前妻透露，他已经在压抑中度过数年，虽然继续写作，但无法获得在主流报社的工作，也赚不到足够的钱支撑生计，自杀前的一周，他刚刚因为付不起房贷卖掉了房子，之后摩托车也被偷了。

自杀的调查结果疑点重重。首先，什么样的自杀者会对脑袋连开两枪，况且韦伯用的是点38口径左轮手枪，开过一枪后需重新上膛，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一个挨了一枪的人能做到这点。何况韦伯对枪械十分了解，不可能犯这种令自己痛苦不堪的错误。韦伯的新闻同行请教了联邦调查局特工，后者的结论是，自杀一说绝不成立，按照当时的情形推断，第一枪射到韦伯的脸上，从下颚钻出而没有令他毙命，是他反抗枪手的结果。

虽然法医坚称，朝脸上开两枪自杀有过先例，而且可能性极大，但官方的验尸报告却不断变化，一开始裁定为多处枪伤，后来变为一处，再后来恢复成多处。除此之外，韦伯的自杀动机也十分存疑，在贫困交加、压力重重中，摩托车被盗真的能够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吗。更多人猜测，以如此草率的结论愚弄公众的智商，只是供某些权贵传达一个讯息：别惹我们，我们有能力谋杀，又逃过制裁。

综合韦伯朋友的证词，他生前曾受过死亡威胁；长期被跟踪，多次抱怨陌生人闯入家中；临死前一两天，他还告诉一个线人，有人攀爬他家外的水管，肯定不是小偷，而是政府的人。至于阴谋者为什么要在时过境迁将近十年后干掉他呢，可能是由于当时风声太紧，杀掉韦伯只会自证其罪，而更重要的是，在临死之前，韦伯已经发起了新的调查，并开始撰写另一本中情局参与贩毒的著作，很可能是他进一步逼近真相，迫使阴谋者终于动了杀机。在事实仍无法盖棺定论的前提下，电影也只能重点展示真相追索者的孜孜不倦、锲而不舍，讴歌不达真相决不罢休的执着信念，尽管真相仍在迷雾中，也许永不为人知。（所有资料来自互联网，编译/方聿南）

 从美国回来的飞机上刚好看了这部讲1996年纸媒黄金时代一位美国报纸记者（LA silver reporter Gary Stephen Webb）揭露CIA支持尼加拉瓜毒枭的真实故事。当他们以公众事件的事实说话，欲加毁谤的人则会诟病他个人道德或作风的问题，比如诬陷他有恋童癖，婚姻出轨等等。贡献不亚于揭露尼克松水门事件的这位记者后来辞职，并在家中自杀。公众舆论对个人的道德评判是不合适也不合法的，但似乎发展到互联网时代，这个界限和意识越来越模糊了。任何一件事曝出，都避开个人（无论名人还是普通人）本身的专业不谈，而将之作为道德楷模来judge。

无独有偶，最近对柴静的批判也是这个套路，令人不屑。

    有个人发现了有些人想瞒着、有些人知道但不敢说、有些人知道后不愿相信、有些人知道后会很生气的事情，然后大家就开始热烈地议论：这个人的品行或职业道德有问题（这话听着真耳熟）。不过这是在新闻自由的美国发生的，得过普利策奖的记者揭发了冷战时期政府机关与毒贩勾结支持国外反政府武装的事，后来，他脑袋中了两枪，警察说他是自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