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司机1976

那天晚上看Robert De Niro的《出租车司机》，结果几乎一宿未眠，脑子里纷纷扬扬的，想到了很多过去的事情。

Robert De Niro不愧是戏精级别的，在那样年轻的时候，就已很出色。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幕：
Robert De Niro和一群司机同行们喝酒，散的时候他追出去，跑到一个外号“男巫”的年长司机面前，对他说：你是过来人，你阅历丰富，所以他们都叫你男巫，我遇到点问题想讨教。
男巫说：你讲。
Robert De Niro站在那里，吞吞吐吐，仿佛欲言又止，半晌也没说出个所以然。他双手插在外套的口袋里，脚尖踢着地面，抬起头来没有目的地四顾，神情复杂而痛苦，极力表现得自然，然而眼底却隐约带着泪。
男巫看到他这副样子，半天憋不出个字来，便伸手拍了拍他，说You'll be fine。Don't worry，you will be fine。
Robert De Niro依旧站在那里，定定的表情好像在问：How do you know that?
男巫摊开两手说：我又不是罗素，我只是个出租车司机啊。
Robert De Niro缄默。
男巫临走前似乎有点不放心似的，又拍拍他说：You will be fine，ok？
Robert De Niro点头。

看到这一幕，我立即想到了在《迷失东京》剧中，年轻的女孩子和那个有趣的老男人和衣并排躺在床上，女孩子问：长大会好一点吗？老男人回答：No。过了一会儿又说：会的吧。
在这段看似闲散的对话最后，老男人说：我不担心，你会自己走出来的。

是的，如今的我已经知道了当初的自己并不是无药可救，可也正是因此，我更看清了当初的那份迷惑。
我也曾像Robert De Niro那样站在那里，无比真诚地想向一个过来人讨教，却又不知该问些什么。我分明是迷惘着，被卡在某个甬道的半途，退不回去，也走不动。我为此而痛苦，只知道我不要眼前的这种生活，却不知道我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最后，面前的长者也是这样对我说：会好的，以后会好的。
But how？我在心底大声地问。但面对长者那种似乎埋藏着什么的眼神，却又不曾问出口。

说来讽刺，如今情境依然，不同的是，发问的依旧是年轻人，而我，换到了长者的位置。
于是我明白到当初长者眼神中埋藏的究竟是什么，并不是因为他不是罗素，所以他就不知道答案，而是他即便知道面前这孩子是怎么了，却依旧无法对他说些什么。他在那一刻能够说什么呢？纵然心底有种深深的了解和同情，恐怕也只有说一句：Don't worry，you will be fine。
成长始终是一件需要独立去面对的事。无人可以代尝。

话说回来，我记得在我那会儿，迷惘的时候都干了些什么。比方说对待sex这件事，从某方面来说是堪称堕落的，整晚整晚夜不归宿，在酒吧厮混，或者流落街头。那时候就是有精力，白天打工已经很累，但整晚不睡却依然没事人一样。那会儿还没有DVD之类的东西，巷尾街角的地方，还存在着一种叫录像厅的地方。没地方去的时候，就和《出租车司机》中的Robert De Niro一样，去看通宵录像。录像厅里总是昏暗的，散发着香烟、脚臭和精液的混合气味。座位是双人的，比较私秘，虽说不是包厢，但座位四周被屏风隔开，看不到其他的座位。不过声音是隔不开的，因此，看到半途的时候常常可以听见某种呻吟或者沉重的喘息声。
若是当时就看过了村上，或许会说那倒很像是他笔下的某种生活。
和Robert De Niro不一样的是，我从不曾单独去过那个地方。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不如他坚强吧，因为若是你出于孤独而到那里去，那么，混合的气味和声音会令你孤独至死。有多少个东方微白的早晨，我坐在屏风环绕的双人座上泫然欲泣！若非有伏在我膝头的女孩子的温度和体味拯救我，根本无法从那里站起。

怎么会有女孩子愿意去那种地方？很简单，去那种地方的女孩子，也就是那种女孩子。她们怎么都无所谓。男生在那样一个年纪上，有时候脑子还存有不少迂腐的戒条，但她们没有。为了能和她们一起，于是我也没有了。
通常录像厅都不是我们的第一选择。我们在大街上漫无边际地走来走去，路过一些相同的地方，聊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有说去喝酒，忽尔百无聊赖地又说不去了。到最后总还是绕到了录像厅门口，相互望了望，还是进去了。
也难怪啊，那时候既不兴k歌，也没有网吧，根本就没有很多的选择。
于是买了饮料，瓜子或者话梅之类的，就找个位置坐下来了。开始的时候是不说话的，因为播放的第一部片子，总是相对来说质量最好的，还值得看看，后面就都是劣质的A片之类。看完了第一部，就开始吃瓜子聊天什么的了，也没谁会认真地盯着屏幕了。倦了的时候，女孩子就会脱了鞋子，把腿放到座位上来。通常即便是在冬天，女孩子都会穿很短的裙子的，座位还是比较狭小，脚搁上来地方就比较紧，所以蜷着。蜷着很快就累了，于是就干脆伸直开来。
你可以想象着在那样一个昏暗而气味混乱的场所，被屏风隔开的座位上，我尽量放松地靠坐着，而女孩子一边嚼着瓜子，一边瞟着屏幕，短裙下一双白生生的美腿就搁在我的膝上。我的手常常是扶着椅背，因为落下来没有地方可放。

你若是问我，同那个女孩子到底什么关系，通常是很普通的朋友，甚至，连朋友都不是。但走到一起，互相望了望，便知是怎么回事。在午夜的街头，流落的人们身上都有相似的气味，不需要多余的问题或交待。
女孩子并不介意我碰到她，有时候兴起也会在路灯的影子里接个吻什么的。有一次她带我到一幢楼房下，指着三楼一个窗户说：“这是我男人给我租的地方，现在他应该在那上面等我。”然后她让我等她一下，就吧嗒吧嗒地跑上楼去了。我是反正没哪儿可去，就呆在楼房前的梧桐树下，点支烟抽。过了良久，女孩子都不见下来，我开始踢路边的石子，或者，扯电线杆上张贴的纸。
当中有那么一些片刻，我也会抬起头来望向那个窗口，窗户打开着，里面花花绿绿的窗帘飘飞出来。其实我什么也看不见，但光是想想那个房间里在进行着什么事就令我烦躁。我仿佛闻到空气中传来录像厅里特有的那种混合气味。
过了一会儿，她终于下来了，和上去时看上去没什么两样，连头发都一丝没乱。我没等她走到我跟前便自顾自走了开去，她在后面小赶了几步，跑到我的跟前，歪着头冲我笑着说：吃醋啦？我没响，她便说：大不了哪天也让你尝尝罗。

在当时我知道我也不是什么好货色，但心底竟然可笑地认为，她把我同她那个什么“男人”相提并论，是一件可耻的事。当然我并没有生气，也实在谈不上吃醋，这样的女孩子，像是一个开放的禁区，你什么地方都可以进入，你什么都无法获得。不，回头来看时，或许更应该说，其实，你也不知道你想从她们身上得到什么。
就像影片中的Robert De Niro一样，毫无所谓地看着劣质的A片，但转过头来，却不肯碰一个送到面前的美丽少女。他还从某一天起，忽然开始锻炼身体，买了枪带在身上，在街头霓虹灯下漠然地行走，满身的力量却不知道该拿来去对付谁。
所以你也可知道，在那样一个年纪上，所谓的“堕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相信那些短裙的少女和我一样，内心丝毫没有罪恶，有时候看上去充满肉欲却没有物欲，金钱买不到什么，但一包瓜子她就跟你一起在充满异味的录像厅打发整整一个通宵。
每当早晨来临的时候，心头溢满无尽的空虚。忍不住去抚摸女孩子的头发，而她安睡着，短裙皱起来，白色的小底裤隐约可见。你分明感到，这种不设防的姿态只是令你加倍的伤感。

如今我也见过空虚迷惘的孩子，但他们给我的感觉都很“干净”，他们的忧伤是“透明”的，而那时的我却很混浊，女孩身体的质感和温度残留在指尖，混合着录像厅难闻的气味。我并没有想象什么，也无所谓失望，在那样一个年纪上，我觉得某个地方我是无论如何也到不了的，不管通过什么方法，纯真地等待也罢，无所谓地毁败也罢。若是能坦然地接受了这一点，至少可以从身体接触中获得一点什么吧。可是，却不能够。

恍然之间，几乎就是一觉醒来的样子，十多年过去了。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是怎么好了的。或许，也无所谓好了，只是过去了而已？
忽然想说，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智慧或者阅历之类的东西，一切不过是因为时间。

我年轻的孩子，你的忧伤，你的纠结，其实我全都看得见，但是我所有罗罗嗦嗦的话，全是出于有心，也全都无所用意。
你听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我自己也不确定，或许我所能确定的事只有一件：

You'll be fine。Don't worry，you will be fine。

    好久就知道这部片，也是一直没看，不知道为什么影史上的伟大作品为什么都是那种让人郁闷的片儿，这次好不容易分了好几次，中间被许多事情打断，凌晨一点，才算看完，要说感受，不是没有的。
    罗伯特德尼罗在片子里很瘦，虽然一身倦怠，却是正牌儿的年轻，而且还很英俊，我真这样认为。他在片中的表演是内敛的，逢人便堆上暧昧的假笑，一个人的时候，就面无表情。
    马丁斯科塞斯和罗伯特德尼罗合力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疲倦者的形象，从骨子里往外的疲倦。
    travis从战争中走来，虽然年轻，却已经历尽沧桑，他一个人，开着一亮破旧的出租车在车河中游走，无论是白人区还是黑人区或者是见不得光的什么区，他都照去不误，也许他巴不得发生什么事儿，好打乱自己无聊的生活，哪怕是坏事儿也好，可是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在他身上，于是他开始自己找事儿做。
    他看到了一个女人，她穿着一身白衣，成熟优雅出现在他的面前，象征着从未被污染的纯洁，他爱上了她，甚至在父母的心中还提到她，他约她一起吃饭，给她买她曾经提到的唱片，可是他们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所以他大闹她的办公室，最后被赶了出去。
    后来她认识了另一个女人，和第一个女人截然相反，她沦落风尘，纯洁和她不沾边儿，却年轻叛逆，不谙世事。他并没有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救她，而是把车开走了，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一直记着他。
    后来他莫名其妙想要屠杀总统，他缜密地进行着一切准备，好像一个和他有血海深仇一样，每一道工序都不疏忽，当他以新发型出现在人潮的外围的时候，他终于外化了自己的倦怠，对于暗杀结果，他其实并不在乎。
    travis在乎的是去做一件事的过程和行为本身，而不是这件事的结果，同时，他对于当时的社会，他虽然很肮脏，很失望，但是他枪击总统的行为并非是对他的政绩感到失望，想要别人来担任总统的人选，这样想的话，就把travis想得太激进了，他厌倦了一切，才不管谁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当他暗杀不成，他马上就放弃了这件事，转而去进行他所谓的解救埃利斯的计划了。
    在这之前他和埃利斯有过几次会面，他义正言辞地奉劝埃利斯不要再从事着一样，真可谓是循循善诱，可是埃利斯不领他的情，她也并不认为目前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她沉浸在皮条客虚假的柔情蜜意里，很难想像埃利斯的身上会蕴藏着如此强烈的正义感。其实也许travis只是把埃利斯的改造计划当作他人生中的另一件可以打发时间的事情而已。
    刺杀总统之后顺水推舟，他行动了。
    干脆利索，一个借一个全部杀光。我以前听过一句话，胆小的人害怕胆大的人，胆大的人害怕不要命的人。用这个标准来衡量，travis无疑是最可怕的哪种人，他根本不在乎被击中，他躲避的原因是想要在被击中之前先把别人都打死，所以当一切的枪声停止，只剩下埃利斯的尖叫的时候，travis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下巴，接连扣了几下扳机，如果枪里有子弹，travis早就一命呜呼了，可是老天偏偏不让他如愿，一颗子弹也没给他剩下。
    警察来了，travis看着他们举起血淋淋的左手，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嘴里发出子弹的呼啸声，微笑了。
    也许世界本来就是荒谬的，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
    travis经历了残酷的战争，带着疲惫的身心离开了战场，战争只给他带来伤痛，却没有带来任何荣誉，而当他用血腥和暴力来击溃自己心灵上的空虚和倦怠时，当他把一切的秩序和道德准则抛在脑后的时候，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玩笑，让他成为传媒大肆报道的英雄，获得了人们的交口称赞，经历了这一切，travis怎能不觉得可笑。
    伤好了，出院了，头发长出来了，又开始开出租车了，一切的生活都走上了正轨，也许这之后，travis彻底看开了，如果之前他还有点儿和别扭和自己过不去，那么现在他是对这个世界彻底漠然了，绝望了。
    当他在此碰上曾让他心仪的女郎，从后视镜里瞄着她，她依然那么明艳动人，令人失望的是，她也和别人一样，谈起了那次报道，travis好像早就猜到了似的，说，报纸总是太夸张了。是啊，看了这个电影，不由得对每天印刷在上面的铅字的可信度产生了怀疑。
    他礼貌性地和她谈起了她支持的总统，表情没有任何异样，好像完全忘记了当时自己要刺杀他，的确不会异样，因为travis根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抱歉的。一直到送她回家，travis再也没有试图约她吃饭，或者去看电影，因为他知道，品味高雅的她对于自己喜欢看的色情电影是嗤之以鼻的。
    她站在车门前俯下身来，犹豫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可说出口的，缺失完全不同的话，多少钱？
    这句话一出口，两人就彻底回复陌生，勾掉了从前的一切，他笑笑 ，说了一句再见，把车开走。留下她在身后，露出略微怅惘的表情。 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我相信此后的travis不会再去杀谁，也很难再爱上谁，他只是当着他的出租车司机，和所有的人只有金钱和利益的关系，他什么也不怕，他以见证过死亡，他什么也不想要，因为他想要的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
    黑夜的街道上闪着五颜六色明艳的灯光，给这个世界涂抹它并不具备的色彩，好像一杯鸡尾酒，很丰富，却不纯粹。

此影片最受人关注的地方在于它直接促成了美国青年约翰欣克利对里根总统的刺杀，他把自己妄想为出租车司机特拉维斯，意图证明自己对扮演雏妓爱丽丝一角的茱迪福斯特的爱意，最终铤而走险。这无疑成为了影片成功的一个佐证，虽然方式极端了点。也许特拉维斯内心那种无法派遣的孤独苦闷引起了共鸣，而迫切的寻找证明自己生命价值的某种方式成为了全部的生活内容。当然，不同的是，主人公特拉维斯以“出租车司机和黑社会枪战“被《纽约时报》报道，并开始取得心上人的好感而结束了他的疯狂，而欣克利以精神错乱避免了法律制裁。一切如此简单吗？

情节跳过，大家自己看吧。


上面的情节交代了故事的社会背景：越战失利后，一个尴尬迷茫的时期，对美国政治的失望和美国精神的怀疑在年轻民众中甚为普遍，而特拉维斯无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但他对社会的复仇并非伴随着良知的泯灭，反而是自我意识和英雄主义使他采取了毁灭性的方式。当然，结局正如开头所提到的，他得到了某种社会证明：报纸的报道，爱丽丝父母的感谢信，贝西的好感，虽然仍旧游荡在仿佛鬼火飘忽的街头，但他似乎平静了，也许他获得了某种社会角色的回归，某种心理上的真正解脱，气氛也与开头似乎无异。影片中对美国的社会问题毫不留情的揭露了出来，并借主人公这一段充满激烈斗争的心理历程挣扎为孤独作了某种诠释：孤独是每个人需要面对的必然事实，作些有益的事也许是唯一的出路。悲哀和力量都源于此，仿佛硬币的两个面。


很多年前写下的评论，再看时，可笑笨拙，却是年少时候费心费力的东西。呵呵

        “孤独伴随着我的一生，在所有地方，无处不在。酒吧里、车里、人行道上、商店里，无处不在。我无处可逃，我是上帝的孤独者。” ——Travis Bickle
    Travis的第一个面孔：一个电影中的Travis
    这里讲述的是编剧施拉德和导演斯科塞斯[1]着力塑造的他们“理想中的”Travis形象。[2]
         这部影片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只展现了一个世界，即Travis眼中的世界，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影片中的一切都从Travis的视角出发，Travis看不见的东西，观众也不可能看到。于是观众失去了选择的空间，他的面前只有Travis本人和Travis的当前。那么，如何在这么狭窄的视角里拿住观众呢？那就是使观众与Travis产生认同，让Travis跟观众有更多的共同点，即让Travis的特征变得模糊。
        为了保持镜头语言的暧昧，使观者随时处在一种无处下手的紧张中，关于Travis的一切，都是通过暗示的方式给出来，影片没有给出Travis的履历、他与父母的关系、他的感情史等等，片中没有出现过一个闪回镜头，没有给出他生命中曾经历的“决定性时刻”。观影时我们有一个感觉——Travis被孤零零一个人扔在纽约了，他是一个异乡人，他与我们一样，对这个城市的一切毫不知情，于是我们乐意跟从他的的士，穿过这城市的所有角落。电影表面上呈现给我们的，是人所共有的挫折、愤怒、衰弱和疏远，Travis与我们唯一的不同，只是他被困扰的更深，以致有了些精神病的征兆（失眠、自言自语、需要服用安非他命）——对于这一点不同，我们也是乐意接受的，因为我们的压抑（挫折与孤独）需要释放，在虚幻的光影世界里，任何过激的的释放都不需要观众来承担责任，我们得到了释放的载体——Travis，我们需要一次更彻底、更疯魔的释放。我们隐隐约约觉得，这种释放将会给我们带来问题的解决。
        这时候施拉德笑了。他明白观众的期待，所以他避免了展现问题（problem）——关于Travis的一切，他都恰到好处地在接近问题时适可而止，于是观众没有看到关于Travis个人的特殊的问题，像他的宗教观点、越战的创伤、家庭的不合，等等等等——这都不是影片情节发展的触发点（cause），这部电影是关于征兆（symptom）的，并不涉及太多行为的触发点（cause）——动机都是暗指的。甚至Travis的孤独是因为纽约的污秽和丑陋吗？他刺杀总统候选人是因为他对当权者的失望吗？我想了很久，最终得出结论——不是的。Travis本身就是一个孤独者，像所有孤独者一样，他觉得与一切格格不入，他有一个完整的道德观点，那个观点存在于他的脑子中，与整个围绕他的外在世界没有任何联系——如果他不在纽约，即使是在济南也是一样；他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以至于“有了些很坏的念头（Travis语）”，但他心中又怀念着年轻时的英雄主义情结（这也使每个人都有的），所以他欺骗自己说他在行使正义——去救一个本不需要他多管闲事的雏妓Iris。他的“救助”与其说是救助，不如说是“强制”，他并不了解Iris，不了解Iris经历的一切（女权运动、性解放、披头士），也不想了解，他只是想完成自己的计划。行动之前他在日记里写道：“现在我明白了，我的整个生命是朝向一个目的，我意识到他了，我根本别无选择。”——这根本就是他非理性的逻辑。他把自己推到了悬崖边上，使自己只有一条路可走，这样才能让自己放开迷茫，他孤注一掷，期望得到困扰自己的问题的解决。
        这里，观众和Travis走到了一条船上，他们感到相互之间有了共同点，即期望得到自己问题的解决。但施拉德狡黠地笑了，他在《如何建立故事与角色》里说：“电影通常让我们面临一个问题（problem），并处理这个问题，探究这个问题，解决（或最终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而生活最大的悲剧是它很少让我们遇到问题，而是更多地遇到困境（dilemma），困境是没有解决之道的，但问题有。电影最吸引人的原因之一是电影提供问题（而非困境）的解决之道，因此，一部电影会提出一个问题并最终化解。你走出电影院，会说：‘靠，生活真伟大！本来有一个问题，现在解决啦！’但生活并非如此。生活让我们面临困境而无法解脱，永远无法解脱。那就是为什么我喜欢这样的电影，电影的最后一个场景中，困境仍在继续，电影无法结束，因为困境仍在。”
        这就是这个电影的伟大之处——在结尾处，它背向了观众，观众的期待落空，潜意识下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破产了。电影的结尾，Travis仍然在黑夜里开着他的的士，车外仍然是表现主义的霓虹灯光影。城市中的庇护所——车，和外面世界的庇护所——黑夜仍然构成了“孤独”的隐喻；被他“救助”的Iris，最终被她的家长困在家里，在家长的来信中说道“我们已经想办法防止她再逃跑”，凭信中的语气即可感觉到，这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Iris极有可能再出走，但这也更不是Travis所关心的了；Travis显然珍视他获得的这个荣誉（尽管获得荣誉的方式及其黑色幽默），他把报纸的剪影贴在了墙上，里面有“的士司机杀死著名黑手党”、“孩子的父母表示了震惊与感激”、Iris父母的信以及复原那个枪战的示意图（讽刺的是，示意图给观众的感觉像是在看一场戏，供报纸读者取乐而已），这些荣誉或许满足了Travis“想干一番事业（wanna really do something）”的愿望，但是，他的困境真的解决了吗？
        似乎真的要做一个了结。最后一个场景中，他又遇见了Betsy，临行时Betsy欲言又止，显然是对Travis动了情，但他此时已经对Betsy没有任何感觉。他想得到她时，却不能得到，而在她容易得到时，他早已不感兴趣。Betsy已经属于过去，她并不是困境的源头，Travis自己才是实质。施拉德说“我创造了这样一部电影，其中Travis自己就是他自己问题的源头所在。”Betsy下车后，Travis把后视镜掰过来，让Betsy在后视镜的视野里消失，宣告的是这一段经历的结束，也仅仅是这一段经历的结束——这时后视镜中呈现出喧闹的都市黑夜影像，它与正前方的霓虹灯影像分割了画面，Travis的视平线被夹在两个影像中间，无处遁逃，此时熟悉沉郁的音乐又一次响起，镜头重新有节奏地在Travis双眼的大特写与主观镜头之间切换——与电影开头的镜头别无二致，象征着一个轮回——这是影片的最后一组镜头，也是影片开篇的第一组镜头。我们明白了，我们又回到了开头。Travis依然是开头的Travis，纽约的黑夜依然在雾气中迷离。同影片开始时一样，Travis稍稍离开了崩溃的边缘，但去之未远。像上面说的，最终困境仍在继续，电影无法结束，因为困境仍在。
        于是，开放式的结尾让我们一次次回到开头，就像《一千零一夜》里山鲁佐德讲的故事：“一位宫女必须每夜给国王讲一个故事，使国王可以不杀其他的宫女，这个宫女讲道：一位宫女必须每夜给国王讲一个故事，使……”于是时间一遍一遍在故事中重复，又永远滞留在故事里。《出租车司机》也做成了这样的一个麦比乌斯环，你跟着Travis在城市的黑夜中游荡，永远也不会停止，永远也走不出去。根据施拉德的说法，使故事中的时间停止的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Travis自己主动制动，但对于一个面临着崩溃的美国人来说，这基本是不可能的——美国人的特点，会让他向外部寻求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对自己的彻底否定：“当一个日本人崩溃时，他会关上窗户上吊自杀；当一个美国人崩溃时，他会打开窗户拿着枪出去杀别人。”
        契诃夫在《苦恼》里讲了一个马夫的故事，同样是一个孤独的赶车人，他的儿子得了热病，前两天死了。他想将苦恼一吐为快，但所有人都不肯听他的故事，最后，他只有在喂草料时，对他那匹瘦马倾诉他的悲伤。
        Travis没有瘦马，甚至那出租车也不是他的。他与世界的隔阂太多，失去了交流的渠道，没有瘦马，他只能自言自语，只能记日记，他只能向着墙壁质问“你在跟我说话吗（You talkin' to me）?”。在与自己的对话中，他一遍一遍地强化了自己的问题，于是矛盾的裂隙更大。他的崩溃和精神分裂是早晚的事。


    “我们都他妈被操了，多多少少。” ——Wizard
Travis的第二个面孔：一个历史中的Travis
    这里讲述的是，如果确实存在一个的士司机Travis，那他的原型是什么，他可能的历史和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Travis只有二十多岁，是越战回来的老兵。他很不幸地没赶上义务兵制的废除。在那严厉的制度下，猫王在事业鼎盛的58~60年服役两年，拳王阿里因为拒服兵役被剥夺世界冠军的荣誉。影片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穿着海军陆战队的军服，显然他无法从战争的阴霾中走出，很快地适应灯红酒绿的纽约。电影中的时间是1975年5月~11月[3]，而由于1974年尼克松取消了义务征兵制，于是1975年，美军现役兵力由越战期间最高的的354万人，锐减到212万人。越战的失利，以及大量的驻越美军返回美国，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像影片中Palatine[4]所说的，“我们曾在越南受苦，现在又面临失业、通胀、犯罪和破产”。Travis面对的是一个跟他之间隔着万丈深渊的另一个世界。他失去了对过去的记忆（他不能记起父母的结婚纪念日或母亲的生日，复员后他也没回过家）；他与现在的社会格格不入。他跟Betsy、Iris甚至Palatine等人的对话僵硬而笨拙，他前言不搭后语地回应那些他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在Iris谈到嬉皮士门的公社时他说“我不跟那种人来往（I donot get along with people like that.）”，他们“不干净”；谈到女权运动和性解放时，他感到不可理解；Palatine问他对时局的看法，他摇摇头说“我对政治这东西不了解”，他一遍遍的重复说纽约“太脏了，需要人清洗一下”；泡马子时他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只好去看成人电影，买了一堆鲜花，最后只能自己烧掉——他曾经为这个国家付出了青春和鲜血，可这个国家无情地抛弃了他，他成了上帝的孤独者。
        战争的紧张或许是Travis失眠的原因，为了能睡觉，他晚上去看成人电影。阿多诺感叹道：“文化工业真是煞费了苦心，它将所有需要思考的逻辑联系都割断了。（《启蒙辩证法》）”文化工业对初来乍到的人们造成的恐慌，使Travis退缩到最原始的避难所——性。
        对于历史中的Travis，我不能了解更多，影片中隐隐透出他对黑人的歧视，此时金博士《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已经过去12年，《民权法》保证了黑人选举权，黑人的境况在表面上有了些许改善。Travis来自中西部的一个陌生的城市，距纽约十万八千里，他对纽约的陌生反倒形成了他与观众的贴近。
        Travis这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有编剧施拉德个人的影子。如果想要了解历史中的Travis，必须先了解历史中的施拉德。毕竟，就连导演马丁·斯科塞斯也说，“《出租车司机》是施拉德的电影。”施拉德自己也承认，《出租车司机》在经历了从剧本到拍摄到剪辑的过滤和改写之后，仍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原意。施拉德写剧本时的生活状态，几乎与Travis如出一辙：
        1973年，只有26岁的施拉德正在遭遇生命中的一次波折，他与妻子刚刚离婚，离开他的家，住在汽车里。“在我写那个剧本的时候，我非常迷恋枪。那时的我有很明显的自杀倾向，终日酗酒，我非常钟情色情描写，这一切元素都影响了那个剧本。”正是在这样的孤独之中，催生出了《出租车司机》，施拉德只用十天时间就写完了这个剧本，初稿花了七天，修改花三天。“它就像是动物一样从我的脑袋里跳了出来，”保罗·施拉德坦诚地说，“主人公Travis Bickle就是我。”另外，萨特的存在主义小说《恶心》也为这个剧本的主角提供了模型。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施拉德参考了加缪的《局外人》。另外，他还受到Arthur Bremer日记的影响，Arthur Bremer曾打算刺杀美国总统候选人乔治·华莱士，并因此在1972年5月登上头条。

        就到这儿吧。偃鼠饮河，不过满腹，鄙俚浅陋，在所难免。望大家多包涵哈。
        
        [1] 老马竟然在电影中出现两次！一次是Betsy首次出场时那个抒情的慢镜，老马坐在台阶上；一次是Travis车里那个戴绿帽子的乘客。
        [2] 关于Travis Bickle姓名的来历，《施拉德论施拉德》中有一段话：“那来自Travis——旅行的意思——浪漫、柔软的发音和Bickle那坚硬的，令人不快的发音，后者取自我听过的一个广播剧，说的是一堆总是吵架的夫妇，那节目叫做‘比克森夫妇’”。
        [3] 参照美国总统选举日程和Travis与Betsy的对话，以及Travis日记中出现的5月26日、6月8日、7月等字眼。
        [4] 有趣的是，Palatine的意思即是“宫廷大臣、宫廷领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