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家族

我没有看家族之苦，所以只对电影本身说个评论。
从豆瓣到知乎，一片骂声，但是，我是看到预告里妈妈那句“我伺候了他一辈子，他一句谢谢都没说过”而产生了共鸣才去看的。
这是黄磊作为导演的处女作，但电影又是改编自日本电影，被模仿、改编、雷同等枷锁套住也就情有可原，必竟不管你怎么改，总会有相似一处的，于是质疑扑面而来……
我是一个“人到中年”的女性，近二十年的婚姻生活，以及目睹父母的相处方式，我可以理解黄磊的创作欲望，并与之产生共鸣。
恋爱永远是轰轰烈烈的，然而婚姻就变得不那么浪漫，我父亲常常在饭桌上要求加筷加碗加盐加糖等等很多只符合他自己爱好的要求，而每次都是母亲起来给他做，我曾经问过父亲，这些要求你不能自己去做吗？而父亲理直气壮的告诉我：“我吃饭的时候不喜欢动”，而我立即反驳他“那妈妈就乐意了?"随之而来的是妈妈的打圆场，然而有时他俩也会为此吵架，我也就会告诉妈妈，因为她的退让才使得爸爸变成这样的！
所以在我的婚姻里，我从一开始就和丈夫达成共识，1、不与父母同住，2、家务共同分担，我可以多做，你可以少做，但不能不做。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公公和婆婆的相处方式与我父母截然不同，我公公烧得一手好菜，每次去，总能看到公公在厨房忙碌，而婆婆则非常积极的参加各种社区老年人的活动，也许正是这样的父母让我老公也非常体贴我，静静想来，一个家庭夫妻的相处模式真的会影响到下一代的婚姻观的，将来我女儿的婚姻，也许我也该给予她更多的分析与建议。
恋爱是甜美的、结婚是幸福的、婚姻是痛苦的，其实婚姻生活里别忽略了日常的小情趣，记得把“感谢和理解”从心里扩散到话语里，在从话语扩散到行动，让你的伴侣知道你知道他（她）的付出，家庭生活才会美满。

日本影视作品改编后搬上中国大小银幕早已不是新鲜事，但是2017年由日本电视剧《求婚大作战》《深夜食堂》改编的中国版本登陆后，却是前所未有的恶评，外国改编电影在中国的水土不服成了影视作品的一大顽疾。为何优秀的外国影视作品经过本土化后并未赢得观众的赞赏？
    由黄磊改编山田洋次导演的《家族之苦》（简称《之苦》）而创作的《麻烦家族》（简称《麻烦》）是电影行业对日本作品改编的再一次试水，《麻烦》保留了《之苦》的人物设定，情节安排，甚至台词和服装都多有雷同。从豆瓣评分来看，《之苦》一片获得8.1分，而《麻烦》仅有4.6分。似乎，国外作品反而优于国内作品。从两部影片对比，浅析原因。
一、 文化折扣
    文化折扣，是海外改编作品必然需要面临的问题。用外国的故事能否引起本国观众的理解和共鸣，是导演和编剧一同需要用影片回答的问题。
    去年4月在《麻烦》上映之前，黄磊导演曾到高校举行活动为电影宣传。在清华站时，黄磊就曾解释到，《麻烦》是根据山田洋次导演的《之苦》改编而成，而山田导演在《之苦》之前就有《东京家族》，而山田导演的《东京家族》又是根据小津安二郎导演的《东京物语》改编翻拍。《之苦》一片延承了松竹温馨的家庭主题，通过奶奶要与爷爷离婚一事，反映了日本家庭在男性为主的理念下长期积累的关系问题。
    首先《之苦》反应的核心家庭矛盾在中国并非像日本一样普及。无论是《之苦》还是《麻烦》，都将大儿媳设定成了家庭主妇，而男性都是回家除了啤酒洗澡睡觉别无他事的形象。这些人物角色设定都是符合日本社会的家庭文化的。而在中国，女性就业率更高，家庭结构与分工也与日本有所不同。中国女性更多能实现自食其力，并非完全靠男性收入支撑家庭，而且需要面对的是来自于家庭与职场双面的压力。像留在家中大儿媳的形象、不问家事的男性形象能否引起观众的带入感，需要打一个问号。
    此外，正如黄磊所说，从《东京物语》到《东京家族》最后至《家族之苦》，在日本语境下有一脉相承的文化符号，比如在《之苦》中奶奶参加的写作课的房间贴有《东京家族》的海报，就很容易引起观众对于“亲情”意向的相关联系。同样，在奶奶与爷爷最终和解时，提及《东京物语》还巧妙地利用了《东京物语》的结尾双关此影片的结尾。充分暗示观者影片不仅有喜剧的轻松搞笑，更有家庭轻喜剧下的社会意义和思考。


图1



图2

    而在《麻烦》中，《东京物语》被换成了《幸福的黄手帕》，不仅缺少了山田洋次系列作品对家庭的反思，同时《幸福的黄手帕》变成一个符号意向时，又有多少能够被中国观众所理解其中深意？
    当然，有些对于文化折扣的弥补还是值得肯定的。比如从居酒屋变成了火锅爆肚店，看着多了几分亲切；孩子们玩得从棒球改成足球也少了陌生；爷爷不是打高尔夫而是羽毛球；吃的不是鳗鱼饭而是烤鸭。但真正的本土化不在于单纯的场所，活动的替换，而是故事内核的串联。所以这些相对恰当的本土化也不能拯救尴尬的最终效果。
二、 内容逻辑
    与《之苦》相比《麻烦》删去了不少细节内容而正是这些内容串联起来故事的内在逻辑，《之苦》同时却又添加了看似是笑料包袱实则无效的信息。在此根据人物所相关的情节进行分析。
    首先看《之苦》中几对夫妻分别代表了什么。（如下表）



    小儿子看似戏份少，却通过小儿子反应了补充了整个故事的内在逻辑。第一次小儿子在与父亲散步时，聊到“萧邦的乐谱中的不和谐音符”提醒父亲对母亲好点，小儿子在跟女友解释自己久住老家原因时补充了哥哥和父亲关系不好，小儿子作为家庭粘合剂的存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后面哥哥和父亲不能平心静气聊天的原因。作为一种对传统家庭关系的反思存在。处处点醒着观众去思考家庭关系。
    大女儿在会计师事务所接待离婚客户需要处理财产的案件，提及了离婚带来的麻烦，一方面以点带面反映离婚问题是社会普遍问题的现状，也为下文她在家庭会议中提出离婚很麻烦的观点做了铺垫。让故事情节前后之间有了补充。而这种铺垫又是通过必要的情节串联起来，看上去一气呵成。这种新型家庭结构代表这对传统家庭关系的另一种反叛。虽然看上去会有“不和谐”但同样幸福的新模式。
    还有不得不提的，大儿媳和丈夫这对矛盾。大儿子一对看似是老夫妻关系的调和人，但实际上却是反应了父母年轻时的样子。让观众看到年轻时的奶奶经历了什么，或者说大儿媳的未来就是现在的奶奶。影片结尾，大儿子在经历爸妈离婚的事件后并未反省，而是依然大男子主义地对待妻子，大儿媳也抱怨丈夫不体贴不顾家，仿佛让观众可以想象多年后大儿媳成了奶奶，大儿子成了爷爷时的历史重演的模样。让影片的问题从主要矛盾的化解变成了存在于每个人的普遍矛盾的体现。
    而在《麻烦》中，这些这些看似无用的细节统统被删去。删去后的人物形象不再饱满，让小儿子成了不管家庭只顾自己幸福的逃离者，大儿媳只有逆来顺受没了对于奶奶决定的羡慕，也失去了引起观众对于家庭关系进一步的反思的功能。而反观《麻烦》增添的情节，无论是女儿穿着睡衣的荒唐，还是由客串明星抬担架的刻意搞笑。非但没有增加笑点，反而打断了原先完整的叙事结构。特别是开家庭会议时，安排爷爷外出玩耍的画面和家庭会议内部紧张的画面相互剪切穿插，把全剧最激烈的揭露爷爷罪行的高潮打碎，观众刚开始深入思考就被莫名其妙的画面打断。
    当然，《麻烦》中用兰花比喻母亲，用父亲向兰花掸烟灰比喻父亲对母亲的伤害却是全片相对较好的一些添加。
三、 镜头语言
    山田洋次导演用镜头语言也暗示了我们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关系，然而在《麻烦》中全然没有体现。就以气氛最紧张的家庭会议一场戏为例。在《之苦》中，空间布局紧凑，安排位置如下图所绘（图三）


图3
虽然也有特别人物的脸部特写，但是总体上通过在奶奶身后借肩的机位拍摄蓝图标的任务（如图4），通过大儿媳旁的机位拍奶奶的特写（如图5），如此正反打。很明显能感受到在这场会议中大家代表了不同阵营（矛盾双方），而二儿子居中也正符合他作为家庭粘合剂的平衡点的存在。无论是空间概念还是人物关系概念都明确。除了母亲会给近景之外，其他角色多是中景（当然父亲有多个特写）
 





    而在《麻烦》中完全没有这种安排，座次混乱无序（图6），镜头也零碎地根据说话者而多次剪切，全部都是每个角色的近景（图7、8），没有了空间概念和人物代表的一类人形象的作用。除了语言外的通过镜头表现的内容被删得丝毫不剩。


图6


图7


图8

四、 其他对比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演员的选择和演技也是电影硬伤。当听到台湾口音的爷爷强行在小餐馆吃着爆肚，说着儿化音时，无论情节是否合理，违和感都是难以打消的。而几位青年演员的演技也实在不敢恭维。
    配乐上，久石让为轻喜剧的电影编制了诙谐幽默的曲调，在《之苦》中，音乐的节奏通常能和人物的行为或表情，以及安排的笑点恰好地衔接在一起。而在《麻烦》中，随时同样的音乐但是并未和剧情结合紧密，反而显得突兀多余。
    甚至在服装上，黄磊的运动服和原版大儿子的运动服都一模一样。从这种没必要的保留上，就让观众怀疑导演究竟为这部电影用心几分。
五、 结语
    看到有网友表示此片并非“翻拍”而是“翻译”。一方面网友说得精准，确实此片缺乏新的诠释和有效的本土化的。然而，即便是“翻译”，从镜头语言上也没有做到信达雅。不禁让我怀疑，《麻烦》的导演究竟是想拍中国家庭的中国故事引人反思，还是单纯看中了《之苦》在日本的高票房和在中国的好评，而为了圈钱生产的工具。导演和制片人的诚意到底有多少折扣？
    翻拍改编外国影视作品在中国遇到的水土不服，虽然有文化折扣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制作水准的问题。不仅在于抓住故事核心发生了什么，更需要从故事中间的内部联系，镜头语言运用方面多琢磨才能用原版故事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