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宽容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虽然房龙曾冷静地指出它并非是与人类共生的范畴。我宁愿固执地认为,那只是时间形式而不是主题实质上的界定。首先要援引“宽容”的定义。尽管亨德里克·威廉·房龙在《人类解放的故事》中作以下陈述:“语言是人类最具有欺骗性的发明之一,而一切定义都注定了带有随意性。”他还是必须引证《不列颠百科全书》第26卷第1052页上关于“宽容”的定义:“宽容(语出拉丁文tolerare,即容忍),指容许别人有行动或判断的自由,有耐心地和不带偏见地容忍不同于自己的或一般能接受的办法或见解。”房龙的文字是严谨的,又不乏幽默。接下来他说:“还可以有其他的定义,但是就本书的目的而论,我将让我自己接受《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段话的指导。”[1]远古时代毫无差异与个性的人类被原始的求生的压倒一切的共性所淹没,当然也就不存在宽容与否的问题。因为他们不存在异己,也就没有宽容的对象。因宽容而引发的斗争直到个性出现以后才开始[2]。以西方而论,囚禁阿那克萨哥拉与处死苏格拉底可以说是对抗的开始。古希腊时代以后,争取宽容的斗争便与基督教紧密地纠结在一起了。十字军东征,布鲁诺受刑,这是众人皆知的例子。在一个漫长的时代背景下,争取宽容即意味着争取自己对圣经独特的解释权;宗教改革无非是容许人们以各自的方式与上帝沟通。文艺复兴以宗教改革为其前奏。近代以来,随着信仰的多元化,文艺复兴倡导个性的声音传遍了世界;哲学上的人本主义、唯意志论,心理学特别是弗洛伊的精神分析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更使人类在步入现代社会潮流的同时,对张扬个性的诉求空前凸现,宽容的问题也相应泛化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而人类在经历了物本主义、神本主义、人本主义三个时代之后,对宽容这一主题的认识也不断深刻着,但就其前景来看,也只能是仅仅停留在认识之上而已,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注定了宽容的无可救赎。
房龙的《宽容》道出了几千年来人类为宽容而斗争的艰辛历史,而格里菲斯用一部电影给予人类这一永恒主题以独到解读与完美的艺术想象。无怪乎戈达尔声称“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抛开戴维·沃克·格里菲斯在电影技术上的开创性与他对电影事业的贡献不谈(因为那并非这篇文章的目的所在),并且与影响本片观赏兴趣和理解本片密切相关的剪接技巧如平行蒙太奇、交叉蒙太奇、对比蒙太奇、隐喻蒙太奇甚至镜头内部蒙太奇诸如此类的专业问题也最好交给那些专门的影评人(这也并非本人感兴趣的方向),我仅就本片所阐述的关于宽容这一主题发表我个人的一些浅薄之见。为此,粗略地介绍本片的主要故事情节,当是首要与必要的。
影片由四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故事组成。——这首先强调了它所要阐述问题的普遍性与代表性,从不同侧面阐释“人类从不容异己到相互宽容”这一主题。
第一个故事也是影片最核心的故事《母与法》发生在现代,是根据当时美国一件著名的错案改编而成。1914年美国某城镇大工厂主詹姆斯的妹妹玛丽成立基金会,组织一群道德振兴会的女清教徒改造愚昧的工人,她们不许工人喝酒,禁止他们跳“下流”的民间舞。詹姆斯决定扣除全体工人工资的百分之十用以改造他们,引起了工人罢工;大批工人失业。其中就有故事的主人公“心爱女”、“小伙子”与“伶仃女”。小伙子因找不到工作被迫为“陋巷火枪手”干些敲诈勒索的龌龊勾当。但在他与心爱女偶然重逢并且两人互相爱慕打算结婚之后,他决定痛改前非过正派人的生活。火枪手设法以盗窃罪将他陷害并押入监狱。丈夫候审期间,心爱女生下一个孩子。女清教徒们借口她无力抚养而抢走了孩子。火枪手垂涎心爱女,假意应允帮她找到孩子。夜里,他溜进心爱女家企图对她施暴,恰逢小伙子释放归来与其厮打起来。此时,因失业而沦为火枪手情妇的伶仃女正躲在屋外,目睹火枪手的无耻行径,她便开枪打死火枪手并将手枪扔进屋里随即逃走。警察冲进屋里误以为小伙子开枪杀死了火枪手,遂将其带走。证据确凿,小伙子杀人罪名成立,被判绞刑。第二个故事是基督故事,取材于《圣经》里的三个片断:1.《变水为酒》。耶稣传到之处来到迦拿,应邀参加一个盛大的婚宴。宴饮中酒被喝光,耶稣将石缸里的水变成美酒。2.《惩治淫妇》。耶稣的死敌法利塞人把一名淫妇带到耶稣面前让他降罪,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就先向她投石头吧。”法利塞人只好认输作罢。3.《基督受难》。公元27年,耶稣被出卖,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个故事《圣巴泰勒米节的屠杀》发生在法国。1572年法国宗教战争期间,胡格诺教派与天主教经常发生大规模冲突。信奉新教的“棕眼女”及其家人来到巴黎,她与普罗斯帕·拉杜尔相爱并准备举行婚礼。王太后卡特琳·德·梅迪齐借口胡格诺教徒在尼姆屠杀天主教徒,下令国王查理九世进行报复。8月24日圣巴泰勒米节的深夜,一场宗教大屠杀开始了。士兵到处搜杀胡格诺教徒,奸淫掳掠;全城一片恐慌。杜拉尔不顾一切赶去拯救未婚妻,却发现棕眼女已惨遭蹂躏并被杀害。他悲恸地抱起她的尸首痛斥士兵的暴行,却被乱抢打死。第四个故事是《巴比伦的陷落》。公元前539年,开明国王纳波尼杜斯和王子伯沙撒的治理下,巴比伦人过着奢华的日子。宫廷诗人爱上了聪明美丽的“山姑娘”,倔强的山姑娘坚决不从,遂被送到婚姻市场售卖,幸遇王子伯沙撒为之解围并授以“嫁与不嫁的自由”。山姑娘对这位英俊的王子产生了爱慕之情。王子对一个异教的爱情女神顶礼膜拜并把她的神像塑到广场之上,让国人改信这个异教女神。王宫里的大祭司深恐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遂与宫廷诗人串通波斯王居鲁士,趁巴比伦人狂欢滥饮毫无戒备之时打开城门迎接波斯军。宫廷诗人在纠缠山姑娘时无意中泄露了这个消息。山姑娘毅然驾车奔向城里报信,但酒酣意阑的伯沙撒不相信这惊人的消息。波斯军遂涌入城内大肆屠杀。山姑娘奋勇杀敌,却命殒战场。伯沙撒见大势已去,拔尖刺死心爱的妻子,遂自刎而死。文明古国巴比伦自此不复存在。……第一个故事仍在继续:伶仃女良心发现终于向心爱女说出真相。要救小伙子必须得到州长赦免,但州长刚好乘火车外出。她们立即乘赛车追赶火车。小伙子这时已被送上绞刑架。汽车最终赶上火车,当心爱女手持赦免令赶到刑场时,绞索已套上了丈夫的脖子……夫妻俩与孩子最终团聚。
房龙把不宽容的能指分为个人的不宽容和官方的不宽容:“个人的不宽容只能以自由国家的大多数公民不介意为极限,不得超越。然而官方的不宽容却不然,它可以权力浩大。它除自己的力量之外,不承认任何权威。官方的不宽容一旦胡乱发起脾气,便可以置无辜的人于死地……”由此可见,个人的不宽容只是个人的一种判断、见解和行为方式,或者也可说是一种个性的表现,在法律规定范围之内,只要不侵犯他人自由,它便有存在的权利;而官方的不宽容表现为“国家、社会、宗教等集体团体”与“个人”在逻辑上的不对称性而引发的种种矛盾。事实上,这种不宽容在根本上剥夺了个人选择宽容与否的可能性。集体与个人是两个完全不同质的范畴,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必然联系。从过去的历史范畴反推,官方的宽容必然重要于个人的宽容。神本主义时代(西方的中世纪、中国的封建时代都在此列)在政治上的专制主义、道德上的禁欲主义、观念上的彼岸价值均出自官方的不宽容范畴。因此爱因斯坦颇有感触地指出:“最重要的宽容就是国家和社会对个人的宽容。”[3]格里菲斯的《党同伐异》首先要阐述的便是宗教范畴内国家和社会对个人的不宽容。
四个故事平行发展,交叉剪接,除了第一个故事,其他三个故事都以悲剧告终。有意思的是格里菲斯在电影中首创滤镜染色以营造特殊氛围的技巧;张艺谋在《英雄》中为各不同主题镜头着色这一电影艺术手法,难道正是对此片的借鉴?言归正传——四个故事的发生均与宗教有关,基督故事便是影片总的出发点或主题思想的源泉:“变水为酒”表明耶稣造福人类;“惩治淫妇”宣扬耶稣的宽容精神,同时谴责法利塞人的不宽容;“耶稣受难”则隐喻耶稣为人类因不宽容而受难。圣巴泰勒米节的屠杀这一故事通过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宗教迫害谴责了耶稣信徒间的党同伐异。巴比伦的沦陷谴责不宽容的极端形式——战争与宗教信仰的排除异己行为,这是前基督教文明社会里的党同伐异现象。显然,第一个故事《母与法》是此片的重头戏,它毫无列外也是由宗教信仰的不宽容,引发工人罢工,进而导致悲剧的发生。女清教徒、詹姆斯兄妹、火枪手均是迫害者。但影片主题在小伙子被错判之后有了升华。小伙子被火枪手以盗窃罪诬陷得以澄清,说明法律重视证据,官方法律体系下的宽容政策必有保护民众的一面,比滥杀无辜算是大有进步。伶仃女良心发现澄清事实表明作为社会中单个人的宽容精神的进步。影片结尾,格里菲斯通过富有想像力的画面进一步描绘了他的乌托邦理想:未来,善与恶的总决斗导致全球大战,纽约遭到狂轰乱炸,大批人被投入监狱。随后,天使出现,一道曙光摧毁监狱,解放了囚犯。世界上最后一批暴君垮台了。监狱化为一片鲜花盛开的草地,儿童在那里欢乐地嬉戏。字幕上写道:博爱将带来永恒的和平。——我们由此感受到格里菲斯的天真幻想是何其伟大:尽管他把杀戮之地选在亚洲和欧洲而把宽容社会留给美国(当时的确是欧洲烽火连天美国却太平盛世)的沙文主义思想有其局限性,尽管当时的美国也未必宽容(对黑人、印第安人及中国移民的种族迫害),尽管这部电影在商业上惨遭失败(一次伟大的失败),尽管它晦涩难懂甚至其某些内容与形式在今天看来显得幼稚可笑,戴维·沃克·格里菲斯都是世界电影史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党同伐异》无疑为人类解放设想了一种美好而令人振奋的未来!
格里菲斯反对仇恨、不宽容,赞美爱与仁慈。影片以“摇篮与母亲”的画面贯穿始终,并配以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句:“今天如同昨天,循环往复。摇篮摇动着,为人类带来同样的激情,同样的优乐悲欢。”四个故事在结构与手法上也以此来表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绵不断:岁月流逝悠悠无尽,摇篮母亲的画面始终充满着慈善与友爱,深切隽永,昭示着只有博爱、宽容才能带来和平与美好这一永恒主题,也为影片的结尾作好了铺垫。
历史的不宽容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宗教迫害,政治专制,乃至英雄与领袖崇拜导致的种种悲剧惨不忍睹。追本溯源,不宽容源于人类根深蒂固的恐惧感、自卫本能与个人作为群居动物的自然排他性。房龙认为,恐惧是团体成员惟恐异己危及自身生存的自我保护意识,社会的不宽容是它维系自身安全一种自卫的本能。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类还太年轻,是因为迄今为止人的生存完全被恐怖所笼罩。他们尚未强健到享受一种多彩并容的存在方式。只有当一个人感到自己属于由同类人结成的排他性集团,并且这个集团的成员都苟合于与自己相同的信仰、偏见、恐惧、希望和理想时,这个人才真正感到幸福。这种幸福感通常来自下列各种称谓和信念:上帝的选民(相对于异教徒)、民族(沙文)主义、阶级出身优异(文革时相对于地主、小资产阶级)、上等人(相对于下等人)、城里人(相对于乡巴佬、外地人)、共产主义、信仰一致甚至丁克(单身主义)、同性恋等等等等。个人以其坚定的信仰牢牢抓住这些幸福的根源,如被摒出圈外则惶惶不可终日,为避免此种结局,就势必加入群体的不宽容中以寻求自身的安全感,悲剧遂起。《党同伐异》里的法利塞人、王后梅迪齐、串通波斯人的大祭司、企图改造“愚昧”工人的玛丽与女清教徒均属此类。由此可见,不宽容之人若在团体中居于重要位置,必是团体之灾难;法西斯主义、领袖崇拜、文化革命、邪教组织、恐怖主义……其中也必有一最不宽容的核心人物。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当是西方最早的朴素的人本主义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中国先秦诸子时代的各种人文主义思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推己及人”、“兼爱非攻”、“民贵君轻”等),但仅仅是些原始的朴素的肤浅的认识而已。文艺复兴以来,经历了漫长的神本主义时代,强调个人、突出人的个性的人本主义思潮一浪高过一浪。“上帝死了”,人们的思想由“神本位”向“人本位”转移,人本主义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神本主义向人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的转变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革命(英雄主义,如法国),一种是改良(平民主义,如英国)。中国先是改良后是革命,两者兼而有之。人类社会的三种精神现象(物本、神本、人本)不仅是时间范畴上的界定,而且在同一历史时期、同一地域甚至在同一个人的意识形态中有可能同时存在。这就规定了不宽容存在的普遍性。而在当今和平年代,由人本主义导致的个人的不宽容则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爱情观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发生了重大转变,带有了明显的“个性色彩”,一些社会问题又加重了这色彩的浓度(如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导致了孤独自我的一代在人生价值观上的异化),引发了个人的孤独、焦虑、恐惧、逃避、抑郁、强迫等种种问题。因为害怕失去,人们到处寻找某种实在之物甚至某种虚无的东西(安全感、归属感、幻觉等),使自己获得团体或者某种意识形态的认同以此来确认自身的存在——个人的不宽容随之加剧。往大了说,摇滚音乐、行为艺术、帮派主义、时尚另类、丁克家庭、同性之恋、艾滋病者、吸毒等等社会现象都是因个人对外界的不宽容而建立的团体或意识形态;往小了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由于权衡利益得失的标准或观点见解上的不同而导致的明争暗斗、磨擦与隔阂,个人立场的不同而导致的争吵与误会,也都是个人不宽容的表现。虽说个人见解或观念的不同完全是个体的事情,别人无权干涉也无法干涉,但能更多地理解与体谅他人毕竟是利己利人之事。爱因斯坦说:“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4]信仰是自由的,个人的见解也完全自由,如果个人均能在处理问题之时与他人换位思考的话,宽容就会变得容易。但是,真正在实践上做到时时事事宽容何其之难。中国有句俗话: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媳妇争取婆婆的宽容而一旦自己熬成婆婆之后却又闭口不谈宽容之事;为人子女时发誓以后绝对不用父母教育自己的方式教育子女而一旦为人父母又难免高谈“严师出高徒,棍棒出孝子”;不当官时骂贪官当了官同样贪污受贿并说是身不由己……如此循环往复,不止不息。正如房龙在论及宗教改革领袖们的地位转化时所谓:“今天的异教徒到了明天就成为所有持异见者的大敌。”[5]中国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又哪个不是如此?格里菲斯在90年前的电影作品《党同伐异》中能对这一问题作出深刻剖析,并对宽容这一主题作出美好想象及预测,不能不说是整个电影史上的骄傲。
综上,“从最广博的意义上讲,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人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这些人从思想上摆脱了不够开明的同伴们的狭隘偏见,看到了人类广阔多彩的前景。”[6]如此看来,宽容之道“路漫漫其修远兮”,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格里菲斯与房龙的确属智者无疑。
注:
[1] 房龙:《人类解放的故事》,第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2] 房龙:《宽容》,第19页,三联书店1985年9月第1版。
[3] 《爱因斯坦谈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
[4] 《爱因斯坦文集》卷三,第106页。
[5] 房龙:《宽容》,第184页,三联书店1985年9月第1版。
[6] 房龙:《宽容》,第396页,三联书店1985年9月第1版。
电影自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站在当下回望百年之前,总有一些电影是不可错过的经典,总有一些电影是值得反复被人讨论和铭记。其中,《党同伐异》就是这样一部。
1916年,著名导演大卫·格里菲斯,上映了他人生中最具争议性的一部电影《党同伐异》。电影公映之后,形成了票房和观众口碑双输的局面,人们大呼时间冗长、剧情莫名其妙。
但在其后的数十年时间内,电影却被无数导演追捧,受到了一致的赞扬,《党同伐异》成为默片时代最经典的电影之一。导演奥逊·威尔斯认为:“这一失败,同时也是电影史上最大的成功。”
01 一部被观众误读的佳作,由一个现实故事串联起3个悲剧的“史诗电影”
导演大卫·格里菲斯,1875年出生于美国肯塔基州,1908年开始成为导演,曾经拍摄过500多部短片。之前,他一直在电影公司担任摄影和编剧工作,最喜欢作家是狄更斯,他将大量的小说改编成为电影,被后世誉为“电影创作之父”。
《党同伐异》是格里菲斯电影拍摄生涯中,耗资巨大,花费心力无数的一部。拍摄时间长达一年半,200万美元的制作费,动用6万多名演员,原版时长480分钟,成片220分钟。这在百年前的默片时代绝无仅有,但是票房的失利,直接导致了在接下来的职业生涯中,他一直都在为这部电影还债。
电影由4个故事组成,主要描写了美国20世纪初,在一个工厂劳资双方的冲突之后,一对年轻夫妻的经历,男主人公被冤枉杀了人,女主人公到处奔走营救。同时,故事里穿插描述了其他3个历史故事,分别是:《基督受难》、《圣巴托罗缪之夜》和《巴比伦城的陷落》。
可以看到,表现美国现实生活的故事中,法官在得知真正的凶手之后,立刻赶往行刑现场,男主人公在故事的结尾处获救,而其他3个历史故事,则都是悲剧性的结尾。可以说整部电影是由一部大团圆结局的故事,串联起了历史上的三场“经典悲剧”。
提到“悲剧”,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被后世奉为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或大师)的,主要有三个人,分别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党同伐异》这部电影中的三场经典悲剧和这三位大师的作品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亚里士多德:“悲剧是对严肃而完整的、并有重大意义的行为,进行一种模仿。”“悲剧可以陶冶情感,对社会道德有良好的影响。”
现代人评价《党同伐异》,认为这是电影史上的一部“先锋电影”。评价也多从开创性的拍摄、剪辑手法,对战争的反思角度入手,但是少有人涉及故事的文本起源。那么今天我想和你探讨一下,电影的三个悲剧故事,是如何与千年之前的“古希腊悲剧”产生的联系。
02 “神”之悲剧,不同的文化背景,相同的为人类造福
作家埃斯库罗斯出生于公元前525年,父亲是贵族,公元前484年左右,他开始参加雅典当地举办的戏剧创作比赛。埃斯库罗斯现世留存的主要作品有《七将攻忒拜》、《普罗米修斯》、《阿伽门农》、《奠酒人》、《报仇神》等。
其中的《普罗米修斯》三部曲:包含了《被束缚的普罗米修斯》、《生火的普罗米修斯》、《被释放的普罗米修斯》。故事描写了“天神普罗米修”斯帮助自己的兄弟“天神宙斯”获得了战争胜利,但是宙斯讨厌人类,想要他们灭绝,普罗米修斯却选择同情、帮助人类。
于是他私自盗取了天上的“火种”送给人类,还将科学、文字、医药等知识传授给人类,使人们拥有了智慧。宙斯知道后非常生气,将普罗米修斯绑在高加索山的石崖上,每天被秃鹫啄食心脏,但又不会死去,日日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直到被英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所救。
《普罗米修斯》是埃斯库罗斯的杰作之一,他的作品主要描写早期雅典奴隶制社会,以描写传说中的希腊“神明”为主,赞颂为国为民的大英雄,反对奴隶主的迫害。作家借这个故事,批判当时雅典社会统治阶级的专制制度和残暴的本性。
反观电影中的第一个悲剧,是“耶稣基督”受难的故事。故事中的耶稣基督原本是犹太人,名叫:本丢·彼拉多,传说他可以在婚礼上将水变成酒,为犯过错误的女人开罪,还可以给小孩子治病。他是一位修行者,却被犹太教贵族阴谋逮捕,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
电影中《基督受难》的故事,背后的文本正是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导演借由这个故事,让人们看到“神”之悲剧。导演将人类文明中共通的“神性”在电影中精妙的展现出来,电影结尾处也可以看到,众神和人类“同框”。
导演通过这个文本,想告诉观众,电影中的“耶稣基督”也就是传说中的“上帝”,他与普罗米修斯一样是天神;他们同样关爱人类,为人类带来启迪和救赎,带来智慧与爱;同样遭遇到不公正的待遇。
“神”的悲剧,源于为人类造福、替人类受戒,以无私之爱,教化众人收起个人私欲。
03 “王权”悲剧,霸权主义容不下任何“反对意见”,排除异己的手段残酷而血腥
电影的第二个悲剧是《圣巴托罗缪之夜》,这段描述的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1572年8月24日的法国巴黎,天主教暴徒对基督新教“胡格诺”派(又译作“雨格诺”派)进行残酷的屠杀,时间持续了几个月之久,死难者7万多人,史称“圣巴托罗缪大屠杀”。
这场屠杀的背后,是当时的法国王太后凯瑟琳·德·美第奇,所引发的一场排除异己的宗教战争。凯瑟琳作为天主教徒,不顾自己女儿玛格丽特的幸福,将女婿亨利四世,也是信奉新教的纳瓦拉国王囚禁起来;运用手中的母权,强迫自己的儿子查理九世屠杀普通新教徒。
而这一事件的背景,则是当时的欧洲,由教会人士马丁·路德倡导“基督新教”改革,因为有大批民众的支持,对以天主教为信仰的“王权”产生了极大的动摇。这一改革,也使得欧洲各国皇帝的信仰,在左右摇摆之中。
同样说回希腊悲剧诗人之一的索福克勒斯,他生于公元前496年,父亲是兵器厂厂主。他的作品多为描写王权和政权的故事,如:《埃阿斯》、《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安提戈涅》、《特刺喀斯少女》等。其中《安提戈涅》这部作品,是忒拜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被公认为戏剧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故事描写了俄狄浦斯王的2个儿子,为了争夺王位自相残杀而死。他们的舅父克瑞翁继承了王位,他不允许安葬这2个人的尸体。安提戈涅是俄狄浦斯王的女儿,根据古代的风俗,她有义务把哥哥们埋葬,但是这样的做法就触怒了王权。
最后安提戈涅还是将哥哥们的尸体埋葬,她自己却被囚禁在墓室里自杀而亡。她的丈夫海蒙是克瑞翁的儿子,他反对父亲克瑞翁的专治,认为“只属于一个人的城邦不算城邦!”妻子死后,海蒙也一起殉情。
索福克勒斯所生活的年代是雅典繁荣昌盛的时代,新的宗教制度在雅典城重建,旧的伦理制度和王权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作家自己是一个温和派人士,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改革者抱有同情心理。
在古代,“王权”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绝对权力”,它不容置疑,对人民提出的意见,多半不会采纳。在新旧信仰、制度的交替更迭之中,“王权”在古希腊的雅典和中世纪的欧洲,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导演在电影中,强调了凯瑟琳王太后的霸权思想,对和自己政见、宗教观念不同的人进行血腥镇压。而这一点正是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中极力强调的悲剧源头,即对提出异议者的暴力毁灭。
导演将历史的悲剧和极具深刻思想的作品紧密相连,正是对“党同伐异”最有力的阐释。
04 “民众”的悲剧,还原经典战争场面,不义之战摧毁一切幸福生活
电影的第三个悲剧是《巴比伦城的陷落》,讲述了新巴比伦王国建立后,国家极其富强,王子伯沙撒和人民安居乐业。但后来,大臣出卖了国王,串通波斯王居鲁士攻打自己的国家,结果巴比伦灭国的故事。
很显然,这部分是在描写古代战争悲剧,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的欧里庇得斯,正是非常善于描写这一题材的作家。他出生于公元前484-485年的贵族家庭,喜欢哲学,服过长期兵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盛赞他是最著名的悲剧家。
欧里庇得斯的主要作品有:《美狄亚》、《海伦》、《腓尼基妇女》、《特洛伊的妇女》、《酒神的伴侣》等。他的作品主要反映雅典奴隶制社会衰落时期,普通人的生活。他反对雅典对外扩张、侵略的非正义战争,关心妇女的弱势地位,批判男女不平等。
电影中“巴比伦城中少女”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大胆、泼辣,对骚扰自己的男人毫不留情;她反对不公平的婚姻制度,成为古代社会自主选择婚姻的极少数;在得知战争到来的时候,她更是选择在前线冲锋陷阵。
“独立女性”这一形象,在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中也有所体现,作品表现了美狄亚不屈从于旧的道德约束,批判了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痛斥男子的不道德和自私自利。电影导演所塑造的女孩这一虚构人物形象,是对这一作品的合理改写。
电影中另一个形象是伯沙撒,他被塑造成一位非常亲民的王子,比如支持女孩自由选择婚姻制度,听取大臣的谏言等。在欧里庇得斯的作品《请愿妇女》中,也有这样一位雅典先王忒修斯,他是民主制度的创建者,可以看出电影在这里,也参考了这一形象。
另外,电影中用很多场面,完整再现了攻城的壮丽景观。当年在洛杉矶搭建的摄影棚中,巴比伦城气势恢宏,四层楼高的城墙、并排疾驰的4匹马拉战车,厚重的城门和狮子雕塑;以及波斯人用来攻城的古代战车,有几十米之高。看到这里,不由的让人联想起特洛伊战争和木马战车。
欧里庇得斯在《海伦》中,详细描述了古希腊军队进攻特洛伊的战争场面,为了夺回美女海伦,战争持续了十年之久。最后希腊人使用木马战车中暗藏士兵的计谋,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在《特洛伊的妇女》中,则表现了希腊人对特洛伊百姓和妇女的大肆屠杀。
可以看到,导演在这个故事中,大量参考了欧里庇得斯关于特洛伊战争的故事背景,将巴比伦城的陷落和特洛伊战争有机融合在一起。而主要人物的塑造方面,则参考了作家其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将故事的情节编排的更加丰满。
电影展现了战争的残酷性,将经典悲剧还原到新的故事中去。同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人民本来安居乐业,却因为战争亡国,深刻批判了“屠城”这一行为背后,民众的悲剧。
结语
电影中引用惠特曼的诗句:“如今如同昨日,世间的人情变化循环无穷。摇篮摇动着,为人类带来同样的激情,同样的优乐悲欢。”
《党同伐异》通过3个悲剧故事,完整呈现了古希腊三位悲剧大师的经典著作。大卫·格里菲斯作为一名编剧出身的导演,他的剧本改编电影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将历史悲剧和宏大叙事再现,使得古典文学和现代电影水乳交融,这部电影无愧为导演的巅峰之作。
“如今如同昨日,世间的人情变化循环无穷。摇篮摇动着,为人类带来同样的激情,同样的优乐悲欢。”(惠特曼)母亲推动摇篮在影片中重复出现,开始摇篮中是一个孩子,后来空空如也,最后开满鲜花。摇篮镜头连接了不同时代的四个故事,同时也暗喻着世界的归宿。
《党同伐异》由一个核心现代故事和三个围绕主题的历史故事组成。核心故事《母与子》(母与法),讲述1914年美国工人罢工失败后,刚出狱的青年工人被警察当作杀人犯再次入狱,真正的凶手(被害者的妻子)受到良心谴责,向工人妻子说出真相,妻子在最后一刻将丈夫从绞刑架上救下。历史故事一是《基督受难》,故事来自于《圣经》;《圣巴托罗缪之夜》,背景为1572年法国对胡(雨)格诺教派的大屠杀之夜;《巴比伦的陷落》则是讲述巴比伦宫廷内奸引波斯王居鲁士攻占巴比伦的故事。四个故事平行发展,互相穿插,其中后三个故事的结局是悲剧的,而现代故事以欢乐结束。
这部电影在电影史上为人们所称道的原因之一是“交替蒙太奇”的手法,但实际上,许多年来,这种手法,尤其是四个时空,四个故事的交替给观众提出了一个难度甚高的挑战,如同本片在上映后的票房一样,多数人喜欢一种情节的紧凑,而非电影语言的紧凑(叙事手法)。这就是电影人与电影观众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倾向最后取决于更强硬的一方,势力的对比随着时间还会发生转化,如同奥森的《公民凯恩》一样,当初几乎达到了观众不屑一顾的境地,而如今,奥森的魅力显然征服了对方。
蒙太奇理论(电影将一系列在不同地点,从不同距离和角度,以不同方法拍摄的镜头排列组合起来,叙述情节,刻画人物。但当不同的镜头组接在一起时,往往又会产生各个镜头单独存在时所不具有的含义。)是苏联导演库里肖夫、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等探讨完善的,但显然格里菲斯更早使用了这种手法,所以,蒙太奇理论是对电影手法的一种“描述性理论”。所以,对蒙太奇理论的反驳似乎很容易掉进“伪理论”的窠臼,比如法国的电影理论家巴赞(Andr Bazin, 1918-1958),他认为蒙太奇破坏了剧情空间的完整性和真正的时间流程,把导演的观点强加给了观众,因此主张运用景深镜头和场面调度连续拍摄的长镜头摄制影片。这种长镜头拍摄的手法就是电影出现之初的主要拍摄手法,但是把它用来反对蒙太奇,结果就是“内部蒙太奇”理论的出现:长镜头是通过摄像机和演员调配完成的一种镜头组合,同样也是一种蒙太奇。
通常有人形容一位英雄的时候要感谢他的时代,格里菲斯亦是如此,按照僵硬的客观态度(未必没有道理),格里菲斯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电影手法,于是在一片荒野之中他开始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包括题材,容量,以及更为人所欣赏的电影手法(可以想见的是,如今的导演除了题材和效果,很难还能在电影手法上有什么突破)。同时,《一个国家的诞生》巨大的票房收入为他累积了威望和金钱,使得他有能力去尽可能实现他的电影理念。在电影时长普遍只有10分钟的时代里,《党同伐异》原作时长达到了480分钟,成片220分钟,投资200万美元,这种差异不言而喻。
1、遮盖镜头达到的特写效果。
很多人认为电影出现很严重的暗角,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是,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很大一部分镜头是人为的遮盖了次要场景和人物。比如人群中的领袖,城门口的卫兵,通过遮盖突出了主要的表现对象,更重要的是真实的表达了当时场景下的人物状态。特写在影片中也有出现,但是格里菲斯似乎不接受过多的细部描述,他希望能够展现一个全局性的形象,于是,他把一些次要部分掩盖掉。
2、蒙太奇的高潮之处。
《党同伐异》被认为是格里菲斯的失败之作,即使今天也有这样的声音。原因之一在于蒙太奇的运用,在故事叙述铺垫时期的四个故事不断进行交替穿插严重破坏了影片的故事性,在转接处的悬念设置“堪称”失败,可以认定的是:整个20世纪包括21世纪初的观众都无法接受这样的败笔。对蒙太奇的痴迷(当然在当时格里菲斯只是认为这是一种让人激动不已的手法)导致他将一部商业影片的前半段处理成了一部实验影片。不过,在四个故事(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除去耶稣受难的三个故事)的结尾出,出色的运用三个故事多个场景的交替(汽车奔驰,火车轰鸣,青年工人行刑前的表情,三个绞刑手的练习,马车飞奔回巴比伦,巴比伦城内歌舞喧闹,居鲁士部队的推进,新教徒冲破骚乱回家援救未婚妻),营造了强烈的危机氛围:死神将至,屠杀接近新教徒的妻子,绞索接近青年的脖子,巴比伦接近沦陷。
3、格里菲斯的最后营救
不得不提的是在三个悲剧故事中(新教徒的妻子被残杀,巴比伦被屠城,耶稣被送上十字架),现代故事是最后一个结束的,青年工人甚至这个饱受摧残的工人家庭的存亡成为影片最后和最大的悬念,在绞刑手割断绳索的最后一刻,营救成功。这样的故事早已经在以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泛滥,但是如今看这部滥觞之作,重返生天的故事依旧让人激动不已。
4、染色营造的先锋效果
没有色彩的时代,电影是值得同情和令人感到悲哀的。影片采用了染色的手法(夜景用染青色的影片、点灯的房内用染黄色的影片、巴比伦城火烧时用染红色的影片等)。这种手法并非格里菲斯首创,但是影片中全面采用了这种手法是先例,美国20、30年代影片仍然在采用这种方法。染色的初衷是为了表现出更接近现实的色彩效果,但是本片中还利用这种方法制造了特殊的效果,在男女青年恋爱的时候,两人挽手幸福的走在野外,染成了紫色,加上曝光过度,剪影一样的场景,阳光浓烈而温柔,那就是晴朗的爱情的颜色,甚至是味道,远远超出我们对黑白片表现能力的想象范围。
5、史诗性的巴比伦攻防战
你可以在巴比伦的攻防战中看到所有现代大片的元素。宏伟的巴比伦建筑,浩大的军队,侵犯者的狰狞和抵御侵略的坚毅,在一天之内同时动用一万五千名临时演员和二百五十辆战车,而不同场景的镜头完整的表达了战争给各类人带来的震荡。高科技元素体现在巴比伦的旋转齿轮城门,居鲁士人高大的移动高塔,最夸张的当属巴比伦为破解移动高塔而设计的喷火战车,轮子和车身布满了锯齿,能够喷射火焰消灭士兵,掀翻高塔。在巴比伦最勇猛的战士一人对战的时候,还利用镜头的间接成功完成了头颅落地的效果,通过慢镜观看几乎看不出任何破绽。相比之下,法国屠杀新教徒故事中利剑刺穿新婚女子的镜头显得粗糙很多,夹在腋下就完成了,连巧克力浆(美国后期黑白片的血浆替代品)都省了。
6、理想主义的魔幻结局
在故事结束后,影片以一种让人意外的方式表达了格里菲斯的道德观和他希望传达的主题。不幸的是在当时美国参战(一战)情绪高涨的形势下,《党同伐异》所倡导的“反党同伐异”这样一个“反战”主题也成为了影片票房失利的另一个原因。在影片结尾出现了欢乐的儿童,花朵和天使,死里逃生的青年和妻子亲吻在一起,囚禁罪犯的高墙消失幻化成开满鲜花的原野,自由来临,战场上杀戮的双方停止争斗,摇篮中静静躺着鲜花。
“爱神以渺小而非凡的方式操纵一切”,“完美的爱带来永久和平”。
电影的故事第8篇
2018年4月24日
党同伐异
Intolerance(1916)
D.W.格里菲斯
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笑话:我最讨厌两种人,一是有种族歧视的人,二是黑人。这个自黑的笑话表明有些人是不自知的隐性的种族主义者,而本篇故事的主角格里菲斯明显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想法,并将其在电影中表达了出来,他的种族主义倒是“显性”的。
格里菲斯在1915年拍摄的《一个国家的诞生》里的种族主义色彩,比中国人熟悉的名著《飘》还浓烈。如果说《飘》以及由此改编拍摄而成的电影《乱世佳人》里“黑人没有单独存在的价值"。《一个国家的诞生》里则“变本加厉”的将黑人描绘为盲目、愚昧,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的罪犯。
当我们看到伟大的艺术作品里裹挟着某些邪恶的东西,这真是遗憾。在电影史上,这种意识形态虽反动,却因为其艺术创造力而位列经典的电影最容易想到的就当属《一个国家的诞生》和20年后上映的,恐怕可能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女导演里芬斯塔尔,受纳粹德国邀请所拍摄的《意志的胜利》。
但在格里菲斯时代的美国南方,谁又不是种族主义者呢?电影史并不是一盆脱离开所处时代的无菌培育的盆栽。萨杜尔的《世界电影史》说:“除了黑人问题以外,他(格里菲斯)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热望进步,抱有真诚的理想”。格里菲斯在批判工业社会的剥削制度时,却难免也同《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一样,有着民权运动之前美国南方普遍的“乡愁”:奴隶制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结构,它的消失令人惋惜。
于是我在这一节的选片里,最终还是越过了《一个国家的诞生》,选择了一年后的《党同伐异》。尽管格里菲斯的《一》如此成功,它是《乱世佳人》以前美国电影票房最高的电影(考虑到《乱》时美元的贬值,有些影史作者认为《乱》出现后,《一》仍是最高)。影片持续放映了15年,光是1915年就为格里菲斯进账了百万美元之巨!格里菲斯一年后将所获收入全部都投入到拍摄《党同伐异》中。
这样的巨额投入(总摄制费用达200万美元)造就了一部比前文讲到的《卡比利亚》布景还远壮阔的电影,为电影所搭造的巴比伦宫殿纵深就达1600米之巨。整个电影摄制用了22个月时间,雇佣人员超过6万,使用胶片近10万米。《党同伐异》上映后的命运揭示了这真是格里菲斯为电影所下的疯狂的豪赌。
还得再提到“让人矛盾””的《一》,如果你一路从《电影的故事》写作计划看过来,你就会发现,事实上格里菲斯几乎没有发明任何东西。他从布莱顿学派那学到了“特写”、“正反打”,从埃德温·鲍特那学到了“交叉剪辑”,还从《卡比利亚》的导演帕斯特洛纳那拿来了“推拉镜头”,但格里菲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电影史上第一个将这些技术如此精巧、流畅的组合在一起的人。从格里菲斯起一直到如今的主流电影,都是这套方法的延续与集合,在这个意义上戈达尔说:电影始于格里菲斯。
《党同伐异》的冒险走得更远,格里菲斯的野心,是要拍一部“照耀人类各时代的太阳剧”。电影分为ABCD四个部分,分别为:“巴比伦的陷落”、“基督的受难”、“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美国的劳资冲突”四个故事。四个故事不是分别讲述,而是同时展开,用“交叉剪辑”的方式连接在一起。
我们熟知的戏剧结构理论“三一律”要求戏剧创作在时间、地点和行动三者之间保持一致性。即要求一出戏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一天(一昼夜)之内,地点在一个场景,情节服从于一个主题。萨杜尔说得真好:《党同伐异》和三一律相反,他创造了一种地点、时间和动作的“三多样律”。
《党同伐异》的“交叉剪辑”特殊之处还在于,它的目的不在于显现“同时发生的事”来制造“最后一分钟营救”的戏剧紧张感。它的野心在于它要通过不同镜头间的不同意义的交叉剪辑,用一种全新的电影叙事手法,来表现四个不同时代、不同故事的共同主题。
什么主题呢?四个故事事实上是用完全不同的风格来叙述的,“基督的受难”最没有看头,画风、表现手段几乎和百代拍摄的那些(又是百代)圣经故事没什么大的不同。“圣巴托洛缪大屠杀”也像是对《吉斯公爵的被刺》模仿。四个故事的重头戏是“巴比伦的陷落”和“美国的劳资冲突”这两个故事。
“巴比伦的陷落”真是太好看,场景太壮阔了。格里菲斯的伟大和创新在这个故事里再一次展现得淋漓尽致。他通过热气球空中“航拍”巴比伦的雄伟场面,带给人的震撼放到今天也没多少大片能超越。他和他的摄影师皮采尔还将摄影机架在可移动的塔楼上拍摄升降镜头,这是电影史上的首创。
“美国的陷落”影响还要更深远,他在罢工的场景里熟练的交替使用全景、大特写镜头标志着蒙太奇的运用在格里菲斯手上已经完完全全的成熟。后来苏联导演爱森斯坦对此做了深入研究,写了专著论述他的贡献。我们在他的名作《战舰波将金号》和另一位苏联导演普多夫金的《母亲》里将看到格里菲斯留下的实实在在的影
这四个故事借着反复出现的莉莲·吉许推动摇篮的镜头串联而起,配以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诗句:“今日如同昨日,世间的人情变化循环无穷。摇篮摇动着,为人类带来同样的激情,同样的欢乐悲欢”。日光之下无新事,格里菲斯说他想表达:不同时代的一种相同的人性,人类的“不容异己”,或者“爱的无能”。
这也真巧,考虑到每个故事里都有死亡发生(有两个故事里甚至是不计其数的死亡)。我们也重复过很多次戈达尔的那句话:“电影始于格里菲斯”。而前年去世的戈达尔的摄影师拉乌尔·库塔尔在总结戈达尔的电影时说过:“让·吕克的电影只有两个主题:死亡与爱的徒劳”。是的,“死亡”、“爱的无能”或者“爱的徒劳”,不管电影形式怎么变,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们永远孜孜不倦的关心着围绕人性这些复杂、伤感,永恒般的故事。
但我们只是当格里菲斯在电影史上,盖棺定论的成为“格里菲斯”后才体察到这一切。《党同伐异》讲述故事方式的前卫性在1916年遭遇了票房失利,格里菲斯倾家荡产,在余生都将举债度日。他如同很多我们之前提到的早期电影先驱的结局一样,在充满勇气的完成伟大的电影冒险后,却收获的是伤心的结局。好在本片女主角莉莲·吉许在格里菲斯潦倒的晚年时给予了恩师很大的帮助,一直照顾到他去世为止。
日光之下无新事,这句话用在格里菲斯出现后也是适合的。因为电影在“始于格里菲斯”后,100多年来主流电影用的还是他的这套方法。《党同伐异》是格里菲斯的巅峰,也是100年前电影达到的最高峰。
第2节 早期电影的叙事功能(1903-1918)
1卡比利亚 Cabiria(1914),乔瓦尼·帕斯特洛纳
2党同伐异 Intolerance(1916),D·W·格里菲斯
3幽灵马车Körkarlen(1921),维克多·舍斯特勒姆
4女巫Häxan(1922),本杰明·克里斯滕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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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值得说的当然是景别系统的成形与剪辑的成熟了。从特写到远景的都有纯熟运用,另外出现了初步的连续性剪辑以及令人惊叹的交叉剪辑,还有插入镜头及闪回的运用,每一个学剪辑的都应该看看这部电影。2.节奏也极富冲击力,随着剧情的推进以及高潮的到来,剪辑节奏有一个明显的提升,而作为影片母题的母亲与婴儿的镜头也起到了改变节奏的作用。3.运动镜头的运用也极富冲击力,巴比伦场景中的升降镜头以及在汽车上正面跟拍行进中的队伍的镜头几乎与现代的用法别无二致。其它的运动镜头如摇、推等也有运用。4.剪辑的复杂并不是无本之木,是由故事的规模决定的。本片交织在一起的四个故事在第二幕中汇成了激流,交叉剪辑才不会打断故事的情绪。影片结尾的“最后一分钟”营救也为影史经典,符合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描述的模式,也成为后世剧作的规则之一。5.无论是作为让影片更为吸引人的噱头还是真实的态度出现,影片字幕的Note部分所提及的历史内容仍然显示出了格里菲斯对于历史的关注与了解。国内导演好歹学学啊。6.类型片元素的出现,包括歌舞、犯罪、追逐场面等等,在类型片的神话建立以前,类型片的影像符号本身就是创作者关注并且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研究类型片,美国早期电影也绕不过去。
电影这一百多年,一定有和格里菲斯思想一样深刻的导演,但是能拍出这样的电影的却只有格里菲斯——至少在当时是如此。
先说缺点,以免扰乱心情,因为是默片,全片的剧情主线大多靠出现的几段文字表现,接着是演员的文字中剧情的表演,相当于一种剧透,如果没有史诗般的电影配乐,看的时候确实有些无聊,毕竟你已经知道故事的剧情了,加上四个故事确实时间很长,当然每天看一点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不知故事背景的话,信息量还是很大的。还有就是古巴比伦故事中战争的场面,有些镜头重复了多次,那是因为当时人们对电影还有一种好奇,看那些场面就和我们现在看华丽的特效的感觉是一样的。而且如此庞大的景象即使现在的我们看来也是叹为观止的。
主题是明显的,未翻译的片名是“ Intolerance:Love's Struggle Throughout the Ages”。名字被翻译得太高级了,“Intolerance”的意思是不宽容,讲的就是人的爱与宽容,很好理解的道理却又极为深刻。电影开创性地运用平行剪切,将四个故事毫无预兆地连接在一起,仔细看每个故事切换的地方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比如耶稣故事的出现,这种妙处需要耐心反复观看。
再说四个故事,耶稣之死是最简洁的,我并不觉得是时间太长被剪切的成果,耶稣本身就是一个在宗教中神秘的形象,也正是这个故事的偶尔出现,为爱与宽容的主题变成一种救赎与对和平渴望的升华。在男主正处以绞刑的最后时刻,真凶情妇的良心发现,救下了无辜之人。这时画面给到耶稣受难的远景,胶片底色变成的极为艳丽的紫,象征着人的自我救赎。耶稣是电影中的唯一神,只有耶稣拥有将水变成酒的力量,他宽容地对待任何人,即使犯下弥天大罪,人们因为不容异己,处死了耶稣。
圣巴特勒谬的大屠杀是最符合片名“党同伐异”的故事,但依然不是重点,新教派受国王的喜爱,人们纷纷加入,而亲王等大臣不容异己,将新教的所有成员杀害,其中有大部分的人民,在混乱中,佣兵非礼了女儿并杀死了她,这一幕成为了电影的海报之一,可以说是格里菲斯重点强调的,因为人内心的不宽容,本来温馨的家庭支离破碎,这是人类世上的悲剧。
古巴比伦的陷落是全片最宏大的故事,场景和服饰全部1:1真实,场面之雄伟,已知现代人看到,都惊的哑口无言。如此复杂的故事,导演以大见小,将主要的剧情围绕在山中女孩身上,讲述了她为了自由,忠诚而献出生命的故事。导演赞美了女孩,讽刺了背叛者大祭司,却未对君王和皇后表达自己的主观情感,君王在守卫城池是英武过人,却又纵情享乐,连大祭司叛变这么重要的事都未察觉,皇后在大战是胆小怯弱,与女孩的奋勇抗敌形成对比,而在两次关键时刻却总想与这座伟大的城市同归于尽,对人物的塑造无疑是成功的。
母与法讲述了当时的故事,从男女主的童年讲到长大,它讽刺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现象,工人饱受压迫,黑社会横行,法律毫无威严公平可言。在这篇主要故事中爱多于了宽容,而不宽容又占据了世界,那些为改革而筹钱的女流是在人们眼中可恶可耻之极。最后的40分钟是绝对精彩的,四个故事同时达到了高潮,并且将高潮平行剪切,真是令人心潮澎湃。四个故事只有母与法有了美好的结局,并被用作了片尾,也许表达了导演对未来的期望吧。
不宽容,会让传道受业的君子惨死,会让人民饱受灾难,会让一个伟大的文明陷落,会让人类沦为悲剧本身。电影最后评判了当时的一战,这和如今的我们有有何区别呢,人啊,切莫党同伐异,宽容面对一切,用爱战胜对手,天下才能大同。
叹为观止,那是个导演可以耗巨资拿胶片写论文的时代,现在谁还能这么有钱任性啊?《千年女优》大暴走,《云图》六声部合奏,都是人家玩剩下的。滤镜(染色?)、遮挡分割画面(多为竖向)、叠化处理的夜景……各种手法紧紧围绕主题。激昂的音乐加分。现代一节把问题归罪于“当代法利赛人”,略勉强。
简明的色彩运用、史无前例的蒙太奇剪辑手段,表达了爱与宽容这一伟大的主题。
1916年,一战如火如荼到凡尔登绞肉机,奥运会第一次被迫终止;袁世凯的中华帝国在八十三天后黄粱一梦,又陷入了军阀混战;那一年,整个世界乌烟瘴气。103年后,这个地球仍旧遍地狼烟。
格里菲斯的巅峰之作。1.天文数字般的预算,以巴比伦空中花园为代表的布景极尽奢华,却因过于超前而票房惨败;2.创立主题性蒙太奇,不同时空交错的多线叙事围绕宽容与爱的相同主题,不断插入的摇篮镜头;3.首创大特写与大远景,平行剪辑极为纯熟;4.胶片染色与"最后一分钟营救"同[一个国家的诞生]。(9.0/10)
将这部片子守到现在再看的决定 自然是正确的 格里菲斯的场面调度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大师级 但立意上来说 若去掉美迪奇法国大屠杀一段 使耶稣部分更深化玄化以呼应片尾救赎普照的设定 应该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毕竟小可爱和小伙子的故事太正统 而巴比伦太史诗 已经囊括两级 美迪奇除开始的宫廷场景再无亮点。
这部一百年前的电影,就像一次惊人但在当时注定会失败的电影实验。后世导演玩的绝大多数电影技巧,真只是对《党同伐异》的不断完善。最富有野心的,在场面上可能还是史诗片般的巴比伦城。技巧上是挑战观众的平行蒙太奇,尤其是汽车飞奔马车飞跑为爱人奔走的段落,确实有种古今映照的雄伟与悲壮。
影史不朽的史诗巨著!20世纪初美国劳资冲突;法国宗教大屠杀;巴比伦城的沦陷;耶稣受难记。四个故事用平行蒙太奇交替讲述(而且居然没有剧本!)最后的营救居然有成功有失败!成千上万人攻城战争等壮观场面比比皆是至今震撼。大远景、特写甚至少许运动镜头。超前一百年啊!太牛逼!//20160409资料馆
一个是巴比伦沦陷,还有一个也是古代的屠杀,最后一个是现代的故事,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就走神儿了,大场面倒是不少,可是看着那些格里菲斯精心制造的战斗场面总觉得有点滑稽,混战的人群好像在沸水中翻滚的一个个饺子,丝毫没有给我震撼的感觉,倒是最后那个现代的故事让我很是喜欢。
#HKIFF40# 修复版。回头看这部100年前的默片简直要让人感叹电影在发明之初的进步之快(以及此后100年之慢)。同时讲四个故事的技巧,从大场面到特写,精巧的节奏感,到结尾的"Multi-orgasms",原来都早有了。
7/10。不可否认,格氏艺术的创造性令人津津乐道,譬如圈入城墙脚下的群众再缓斜45度上升至巴比伦全貌,接着一个表现城门的镜头,向纵深处缩在墙角的少妇移动,画面中央圈拉开,露出少妇边上的女主角,摇拍她的步伐进入城门,表明格氏不满足简易的跟拍尝试更宏大的场面调度,转场也打破了单一内景的单调感,如耶稣身上十字架阴影一下子扩大。联系故事的对比手法带有嘲讽式的口气,古巴伦的婚姻市场和现代人为钱结婚,妇女道德团体禁止舞厅、酒馆与法利赛人禁止快乐没有区别。但格氏主题的肤浅搞砸了平行叙事,天真地把人类受难的理由总结为不宽容,结尾天降的舞蹈取代了炮火、监狱开满了鲜花,将本片变成历史无可挽回、现代文明还有希望的寓言,伴随着书翻开惠特曼诗句、摇篮的过场画面,充满幼稚的和平幻想,素材又多又乏味,另外打个电话叫停死刑不行?
"如今如同昨日,世间的人情变化循环无穷。摇篮摇动着,为人类带来同样的激情,同样的优乐悲欢."交替蒙太奇,现代篇《母与法》、犹太篇《基督受难》、中世纪法国篇《圣母载莱姆教堂的屠杀》和古代篇《巴比伦的陷落》。染色影片。首创大特写、大远景。票房失利是这部电影超前意识的反衬。伟大史诗。
看完总算感受到什么叫电影始于格里菲斯了,大银幕各种震撼,今年又恰逢上映100周年,五年SIFF收官简直完美。既有细腻情感又有宏大战争场面,四线交叉剪辑、最后一分钟营救,景别机位变化丰富,字幕卡仅交代背景或引用,大部分都靠表演和剪辑表现...方方面面开创先河超越时代。就最后喊了下和平口号
党同伐异 - 人类对爱的追求从未停止。本剧由四个独立故事组成,发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个故事都有独自的角色设置,每个故事所表现的都是古往今来仇恨、不容异己与仁爱、宽容的斗争。但是,你会发现每个故事都是根据相同的主题,相互交替着发展的。“在永无休止地摆动着的摇篮里。”今日如昨,世事不断循环,带来同样的人类的热情、欢乐和悲伤。
612@影城 四星半。“hatred & intolerance battled against love & charity” 四故事,史诗范,作大死的格里菲斯。平行剪辑嫌重,摇篮意象过频,交叉最后半小时高潮。巴比伦片场及调度叹为观止,表演流畅自然也出挑于同代。“100周年纪念“,为导演雄心鼓掌。个人看却是美式情感教育片鼻祖,难领情。
叙事、剪辑、平行蒙太奇,格里菲斯,你不能这样吧?
不知道这是不是影史第一部多线平行叙事的作品?几个故事同时到达高潮的时候让人热泪盈眶啊。看的时候难免想到《宾虚》《天堂之门》等砸钱不要命的大制作片,那些华丽的巴比伦舞蹈啊... 【影院的修复版画质很不错,蓝光应该快了吧!】
SIFF2016 深度稍欠,但广度令人震惊,直到今天都难找一个像样的对手,尤其是古巴比伦的宏大场景更是看得人五体投地,唯一的遗憾是影片似乎之把重点放在了古巴比伦和现代这两个时间线,另外的两个似乎叙述不够,宏观上显得有些不平衡,但其他无论是表演还是制作都无可挑剔。
二戰經過沒一個世紀,種族主義理直氣壯地死灰復燃。同志、女性與少數族裔所受的壓逼與歧視仍然,我會說這是最值得被翻拍的舊片,好去掌摑那些自以為先進開明的封建遺孽。(也順道以它的前衛讓如今的電影汗顏尷尬。)
仅供学习的一部电影,我有些欣赏不来。平行蒙太奇;交替蒙太奇营造的“最后一分钟营救”。四个独立的故事,根据感情(或者说是主题吧)上的相似度剪辑在一起……叙事杂乱,再加上时常出现的解说字幕,更觉得乏味。欣赏不来🌚给高分的豆友大多都是拜倒在这部电影的蒙太奇手法或者是宏大的场面之下。
一百周年MARK,在当时算很牛逼。事实证明,即便思维超前,还是无法穿越。这部PPT+搭桥的作品完全没有给我任何一点震撼,相反,我更加开始思索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