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

看过电影之后，读了[朗读者]原著小说（选择的是姚仲珍的译本）。Stephen Daldry的这部电影，让我在目及狱中朗读的段落时难以抑制落泪。而小说，尽管开读时并不满意其译文，但是第一人称的角度让我目睹了人物内心所有的挣扎、羞耻、麻木和愧歉。之前看完电影之后的感叹与不解，便渐渐转化为了难言的沉重。
影片的中后段，的确很难看到本该出现的，Michael对于战争的反思、对于父辈的质问、以及对于自己矛盾情感的耻责和迷茫，更没有提到狱中的Hanna阅读的关于集中营的书籍。对比电影，小说更像是一个男孩的心灵成长史。而电影的做法在我看来却是，把这些交织的情感力量灌入了Michael对Hanna的愧歉，因为他曾经放弃了挽救自己的爱人。就算没有达到原著的全部意义，它的情感力量依然是饱满的。

相比Michael少年时期的扮演者David Kross法庭一幕表现出的令人赞赏的震惊与无助，Ralph Fiennes给人印象中规中矩的表现也许只能无奈。大段的内心独白实难以演技的才华尽现，小说毕竟不同于电影。
也正因于此，影片的第一部分，少年Michael与Hanna的一场热恋，给了导演最大的空间来呈现。也难怪其占据了比书中更大的篇幅。
最初是惊喜于其中的情欲描摹，煽而不过。比如这一段，男孩经历鸿蒙初辟之后的美妙浮想，镜头往复穿梭于餐桌边家人的面孔和上一刻肉体的欢愉之间，意犹未尽。而在另一场床戏中，Hanna像一个老师般指导Michael小心翼翼的进退。
于是我们渐渐能够感觉到，两人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年龄的原因。Hanna始终称Michael 为“小家伙”，除了怜爱，语气里还有一丝轻蔑和嘲弄。也记得她说过这么一句，“以后要先给我读，我们才能做爱。”在一次争吵之后，Hanna拿出一本《战争与和平》，毫无表情地示意对方阅读。难以忘记的自然还有Hanna最后一次为Michael洗澡的全过程，像是一台冰冷机器。
 因为电车一事的争吵过后，Michael回到Hanna面前承担了错误。也许在电影中我们无法体会，但书中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少年自问，争吵中在面前褪去衣衫的女人，是否料到自己会主动回去，是否只为在这场争吵中取胜。
集中营的经历，给了恋情中不断发号施令的Hanna以合理的解释。联想到法庭上Michael听说Hanna做看守时期的那些朗读者而战栗的一幕，更觉压抑。

我想肯定Hanna对Michael的爱情，但这一点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Hanna对于Michael来说不同于一般初恋的刻骨铭心。一方面自然来自身体的欲望，如上所述已经超越了文字的局限。而另一方面，是Hanna激发了Michael的活力与自信（遇见Hanna之前，Michael患病多时）。这一点在书中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多次提到。而在电影中，则通过一组镜头连接巧妙呈现。枕边的Michael面对Hanna的提问，回答说自己什么都不擅长。下一幕，他在学校的球赛中风光了一把。

关于Hanna不会读的秘密和内心对于阅读的渴望，小说中通过数段情节埋下伏笔，在电影中受篇幅所限没有提到的有两段。一次是Michael趁父母离家时邀请Hanna去家里，她流连于书房的模样再次吸引了Michael。另一次是旅途中，Michael因短暂离开留下一张字条，不识字的Hanna误解其抛弃自己，勃然大怒。
电影同样刻画了小说中并未出现的细节。其中有Hanna对餐厅女侍应一个不知所措的回眸，仿佛担心对方质疑自己与同行的Michael之间的关系。还有便是Hanna独坐于教堂，面对唱诗孩子眼含热泪。微笑着把这一幕看在眼里的少年，怎会想到女人曾经的罪过，以及两人未来的重逢。

无论是在与Hanna热恋中的少年时代，还是了解其罪行后的那些年，Michael面对的都是两个世界的选择。后者已经不必多言。至于前者，我有感于电影中，Michael在泳池边望着Sophie离去的背影。也正因此，离开前Hanna在耳边说的那句“Now you must go back to your friends”，让人难受。
Hanna仿佛是Michael现实生活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在陷入回忆之后更是如此。他难于启齿，也想找人倾诉。Hanna离开之后，第一个让他有倾诉欲望的是女孩Sophie，只是少年最终没有开口。后来，他和不同的女人说起过Hanna，可那仿佛已经是没有意义的事了。
电影把Michael的倾诉对象集于一人之上，那便是女儿Julia。在小说的最后，Michael揣着捐赠回信来到了Hanna的墓前。而电影则是让他把Julia带去墓前，开始向女儿讲述自己和Hanna的故事。有人认为这样的结局过于冗赘，我倒不觉有何不妥。

再看法庭段落。对于战争的拷问，导演将其浓缩为Michael的法学课上教授和同学的言论，几度穿插于法庭场景之间。对于小说的原意来说，显得仓促。放在完全以Michael和Hanna为情节轴心的故事中来看，又有些画蛇添足。而那名言辞激进的学生的过分突出，又添了刻意之嫌。似乎如何表现，本该再加斟酌。
相对而言，Michael去往集中营的段落处理得就比较好。他伸手触摸当年集中营之外的铁网，走入深黯无底的冰冷地牢，试图去体会和原谅女人曾经犯下的罪，却无法横亘道德与人性的追问。
而小说中Michael去见法官却吞下了本该为Hanna进行的申辩，变为了电影中前往监狱探望却还是转意离开，也是一个感染力更甚的改动。

关于宣判后Hanna的那一刻注视，有没有看到人群中泪流满面的Michael，我认为没有。（尽管小说中Michael自称意识到Hanna发现了自己。）
小说中，最后一次离开Hanna之后，Michael去了泳池。在那里，他相信自己看到了Hanna。“她站在离我二十到三十米远的地方，穿着一条短裤，一件开襟的衬衫，腰间系着带子，正向我这边张望。”这一次不期而遇，让Michael犹豫不决，Hanna便不经意间在视野里消失了。
有什么原因让我认为，Michael在自己的想象中让Hanna看到自己。当然，推敲这个并没有太大意义，我也只是试图猜测一下罢了。

十年。狱中早已老去的女人，在听到音带中的男人发出的第一个浑厚音节时，惊慌失措地按下了停止键。她开始艰难地认字，写极短的信给他，在送信台前满怀期待地把信封舔上。她开始能够在签收单上一笔一划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Michael为狱中的Hanna朗读的日子，在小说中并没有从Hanna的角度描述。我认为电影在这个添补上处理得极好，当然，也要归功于Kate Winslet的表演。这一段高潮，情绪的渲染和细节的刻画，让人难以冷漠面对。也不知是否那时泪流不止的我过于贪恋，又觉得这一段收尾过快，似乎不尽饱满和完整。

Michael知道Hanna会读写以后的心理反应，这一点在小说和电影之间似乎有些差异。
电影中Michael收到第一封信后，我在他脸上读到的是惶然的恐惧与歉疚。我的想法是，他意识到自己给了狱中的Hanna太多的希望，面对她的感谢，想到自己当时的掉头离去，觉得内疚。这样看来他没有回信便是合理的解释。而小说中却写道：“我读着她的问候，心里充满了欢喜：她会写字了！她会写字了！”，然后是：“我从未给汉娜回过信，但是我一直在为她朗读。”。
我似乎比较能够理解电影在这一点上的诠释。

Hanna的死，我还是没能完全理解。在电影中看来，她仿佛是因Michael无法理解自己而绝望。抱着对这一点的怀疑看小说，女狱长猜测Hanna无法面对入狱多年后忽然自由的生活。（这岂不是[肖申克的救赎]中那位老者的翻版？）然而面对疑问，Michael没有给出答案。
我便也下不了结论。却注意到电影中Hanna踩着书本自缢的又一个细节。

如果要以什么话来作为结束，我想[朗读者]是我目前看过的08年最好的一部电影。
        

如果十五岁的你热恋上中年独居女邻居，与她的恋情即便在你们分手后还深深影响着你。然而八年后情伤未愈的你突然发现她竟是一名刽子手，而你的证词能使她免遭终生监禁，你，该怎样做？

这是The Reader呈现给我们的难题。

对Holocaust的控诉、描述和反思，电影中我们已经拥有了诸如Schindler's list, The Pianist,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The Reader？

从这几部电影的主要角色身份来讲，Schindler是与德国军队做交易的一个德国商人，他本身并不属于集中营体制的一份子。The Pianist 则是victim的一员，是受害者的视角。而The Reader里的Hanna，她却是集中营雇佣的一名女看守。换句话说，她是集中营这个丑陋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当她受命拣选女囚犯，把她们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去受死时，她没有怀疑过、更没有挑战过这个命令的合理性。当关押数百犹太人的教堂起火，她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维持秩序、防止囚犯逃跑”，而不是开门救命。在她看来，她只是do her job，谈不上犯了什么罪。那么多人烧死了，她内疚吗？也许，否则她不会在那间乡下教堂里无法抑制地流泪。可我们看到，在她的观念里，那些受害者是犯人，死了固然可惜，放出来却更要不得！The Reader拷问着我们的灵魂：是什么使得她，一个普通女人，面对屠杀如此冷漠？是什么让她服从命令高于尊重人的生命？是什么使得一个在生活里能援助他人爱护他人、一个喜爱文学聆听朗诵的人变成法西斯手中好用的杀人工具？

当二战的硝烟逐渐散去，当法西斯被历史拉下宝座，当战后德国的民众大梦初醒、大呼上当，谁来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会被集体深度催眠？是什么让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更不相信自己的良知，而相信一个政党编出的神话？狂热的信仰、随波逐流的“do my job”，是一句“上当受骗了”或者“当时太年轻”，可以解释的吗？当年曾对犹太人犯下罪行的德国人，又如何在漫漫长夜面对自己的内心呢？

但The Reader对灵魂的拷问并不到此为止。对法西斯铁鞭下德国人民族性的探讨只不过是这部杰出小说主题中的一部分，一个更为深刻的主题，我认为是关于羞耻和谎言。电影（小说）进行到最后，Hanna深埋于内心多年的一个秘密被逐渐揭示--她原来不会阅读，是个文盲！而她明显为此感到羞愧。她结识Mike的动机不能说是完全纯洁的，正如Mike在她身上找寻的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爱”一样。如果Mike寻求于她的是性的刺激和对成熟女人的迷恋（甚至有点恋母情愫），那么她在Mike身上寻找的除了性，当是能驾驭知识（阅读）的权力。在她那看似果断利落的成熟的外表下，藏着一颗不自信的羞耻的心，她羞于做自己，她羞于承认自己是个文盲。这个弱点被她用层层表象包裹得滴水不漏，甚至愿意让她以自由为代价来维护。她给自己创造了一个阿喀琉斯的脚后跟，然后带着这个秘密的弱点走完一生。她以为那脚后跟的秘密是不会阅读，但她却不知道，她真正的弱点是不敢面对真实的自我。多么可悲的人！同样，Mike 也为发生在自己与Hanna 之间的一段情感到羞耻，特别在得知Hanna是法西斯阵营中的一员之后。作为二战后对法西斯有着特别反思能力的一代，他无法释怀自己与法西斯成员有染，而后者还深深影响了他的情爱生活。他原本可以出面作证，还历史一个真实的本来面目，使得Hanna脱离终生监禁之灾，但在说出真相面对羞耻与保持沉默求得体面之间，Mike做出了与Hanna一模一样的选择。

个人尊严与羞耻感乃一枚硬币的两面。内心有着深刻羞耻感的人，往往外表会表现出特别的自信和尊严。这样的人也常会为了维护住自己的高大形象，不惜以谎言掩盖内心的羞耻。内心藏有的秘密越多，他们需要的遮羞布也就越大，拥有权力（以获取安全感）的欲望也就越强烈。据说希特勒就是这样。他的童年并不幸福，经受过很大的创伤，而他在成年后攀上权力高峰后表现出的趾高气扬、唯我独尊、不可一世，也许恰恰倒映出他内心深刻的不能为人知的羞耻感。The Reader在拷问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我们是否敢面对真实的自我？是否敢承认，我是文盲？是否敢掀起裤脚让人看没有烧到的脚后跟？内心的羞耻感从何而来？谁界定什么是羞耻、谁需要羞耻？承载着深刻羞耻感的民族又能给人类历史造成怎样的恶果？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才能培养出体格与人格都健全的人民？

The Reader 对迫害者形象的改写也非常独特。在Schindler's list和The Pianist里，迫害者都是身着纳粹军装的军人，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杀人不眨眼的恶魔。The Pianist出现了一个音乐爱好者纳粹军官，一个能与作为正面人物的钢琴家在音乐世界里心灵相通的敌人，已属难得，但The Reader走得更远，它呈现出前述片子都不曾呈现的迫害者的形象：一个看似充满母性的、丰腴美丽的、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普通女人。想想吧，没有类似 Hanna的千千万万普通民众的参与支持，法西斯何以能上台？何以能一手遮天？何以能在众人眼皮子底下进行大屠杀？并不是所有魔鬼头上都长两只角，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自己心底的魔鬼，也并不是所有的魔鬼从一开始就是魔鬼。前几天看Marcel Ophuls的The Sorrow and the Pity，里面采用了大量二战时法国维希政府的资料片段，看得我那叫一个大跌眼镜。法国面对希特勒的铁蹄不战而败，是很多战后法国人都不愿提起的羞耻。当年德国军队还没过来，法国资产阶级舆论倾向已经一边倒，高高挂起免战牌，打出小白旗，主战派则被抓进大牢，靠越狱才得逃生。而二战时法国人对犹太人的迫害和践踏，也不是一般的残酷。我看到希特勒乘坐的火车经过法国的车站，法国女人身着制服，争先恐后地与希特勒握手亲吻，追着火车奔跑，唯恐落后。而希特勒却评价说，法国女人太没格调，一群烂货。和她们生出的孩子会乱了我们的高贵血统。不许和法国人通婚！我们经常说，法国人有革命传统，法国人有革命精神，谁能想到，法国人的奴性也并不亚于经常遭受批判的中国人呢？！

电影The Reader挑选Kate Winslet扮演Hanna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举动。Don't get me wrong，我不是winslet的粉丝，但约两年前，当我站在某个书店角落一口气读完The Reader这部小说时，浮现在我头脑里的Hanna几乎就是Winslet的样子 -- 身体丰腴，身量较高，容貌姣好，眉目间带一点近于阳刚的坚毅，金黄而浓密的卷发服帖地向后高高梳起，行动利落而干净。总之，一个经历过二战的有故事的中年德国女人。Winslet身上那种男性的阳刚与女性的柔美结合的双重气质，正适合这样一个角色。

改编自好小说的电影很难讨喜，因为电影有时间限制，必须在一两个钟头内把小说最精彩的部分呈现出来，同时去掉导演眼中不重要的枝节。小说不一样，它可以尽情发挥，上天入地，篇幅不限，所以能提供给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和细枝末节的感受。但The Reader是一部改编得很好的电影，几乎对原作亦步亦趋，原作的精华也得到了充分展现。几个主要演员的表演都可圈可点，Winslet尤其出色，除了老年的妆化得不甚逼真之外。另外，她的眼神太犀利太明亮，满脸皱褶都掩饰不住她的容光焕发，这算是一个败笔。也许导演也看出这个硬伤，给她戴了某种隐形眼镜，眼神变得浑浊起来，算是弥补了这一缺陷。电影结尾有点拖，竟然有两次我都以为电影到此结束了，却在fade out之后重又上演新的片段，让人颇有点不耐烦，恨不得拿把剪刀上去咔嚓一声剪掉累赘的部分。但总的来说，这是一部不可错过的好电影，希望金球奖评委当好伯乐，给千里马应有的荣誉。

魯迅在《雪》中写到：“朔方的雪……，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绝不粘连……在晴天之下，旋风乎来，便蓬勃的奋飞，在日光中熠熠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结尾，鲁迅总结这样凄清苍茫的景色时说，“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生死朗读》中这样“朔方的雪”出现了两次，一次是主人公麦克（David Kross）与汉娜（凯特.温斯莱特）初遇，大雨中汉娜拥抱了这个陌生的孩子，跟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二人分别时雨变成了雪，如粉如沙的雪粒在天空中濛濛扬着，德国小镇青石板的路面在雨雪里泛着乌光，雪落到汉娜头上，她眼角的皱纹细细碎碎，目光跟雪中的天空一样迷蒙。
　　
第二次是八年后，麦克作为法学院学生参加了审判二战中纳粹罪行的听证会，愕然发现当年不辞而别的汉娜竟然是被指控谋杀300名犹太人的战犯。麦克想去监狱探望汉娜，从等候室随探监人群穿过院落进入铁网大门走向监狱的时候，“朔方的雪”再次飘落，雪粒残破，如粉如沙，干巴巴的落下来，周围的监狱大楼，网格铁门，还有穿戴灰扑扑的狱警，画面肃穆，坚硬，冷冽。麦克抬头看从天而降的散乱雪粒，脚步慢下来，终于，还是转身离开。这时候我头脑里反复旋绕的就是那句话——“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
　　
麦克终于没去见汉娜，我知道，那时候，他身体里一定有什么东西死掉了。
　　
这死掉的东西，是爱，又不全是。15岁的少年，与一个36岁的女人初尝人事，他卖了心爱的邮票换钱，跟眼角有细密皱纹穿着碎花裙子的她去郊外踏青；他看着她在充满透明阳光的教堂里流泪，以为她是感动于孩子们的纯洁歌声；他坐在小河边看夏天绿色阳光里她半裸着在水流里浮沉，满心温柔的写给她的情诗。他对她的爱，纯粹，好奇，夹杂着对母性的依恋，委屈。他不能理解她的突然离去，他更不能理解她在二战中作为集中营女营的护卫，可以心无波澜的挑选出送去奥斯维辛杀戮的名单，这些犹太人，她们在她眼里都一样，每天都有新人送来，监狱地方有限，不杀这个，就杀那个，都一样，谁都一样。
　　
麦克是纳粹大屠杀后的德国下一代，他想选择去理解汉娜这样间接的刽子手，因为他爱她，他不能接受她本质上缺乏良知的事实；但麦克的同学却言辞尖锐的指出，审判本身就是一种逃避，逃避更为严峻的问题——为什么普通的德国人会去支持纳粹，为什么大众会漠然允许甚至狂热支持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人性的链条为什么突然断裂？理解，我们究竟要理解什么？有什么罪能理解？
　　
麦克不能回答，连他的法学教授也不能回答。他在听证会上听到幸存活下来的犹太作家说汉娜特殊照顾年轻病弱的犹太女孩；但她随即让她们读书给她听，读完了，便送去奥斯维辛。汉娜在法庭上的表现令人心潮翻涌，她对护卫的职责尽忠职守，她坚持的是秩序，是责任；而人的生命，300人的生命，对她来说，并不是天平上做决定的砝码。汉娜有错吗？她问法官——如果是你，你怎么办？
　　
法不责众，法不责众啊。

我出生的那一年，CR结束没多久。小时候每年过年最爱听的就是大人们聚在一起谈CR往事。姥爷被打成R派关进了牛棚，姥姥被剃了阴阳头，母亲他们兄弟姊妹几个说到这里总是唏嘘慨叹万千。母亲脾气不好，但我记忆中最佩服她的一点是她拒绝跟R派家庭划清关系，在那个狂热的年代里，她仍然固执的要当一个无用的善良人。
　　
我年纪小，听得的故事大多都是断断续续的片段，也许，小孩子在场的时候大人们只说那些轻松的往事吧，什么翘课去垃圾场捡人家扔掉的破布娃娃，翻墙头偷鸡摸狗整吃食，怎么不读书用标语口号蒙混过关，忠字舞红宝书不爱红妆爱武装的黑白照片…… 对我，那是遥远的激动人心的无政府年代，我只能通过王小波，通过余华，通过《平凡的世界》，通过《霸王别姬》，通过《活着》来了解。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会有人为了表忠心将M像章别进肉里，为什么RG小将们能把自己天天见面的老师活活打死？我还问：你是RG吗？　
　
我的问题让他有些难堪。他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有谁没当过RG？那满火车满火车的南北大串联，TS上十万红旗飘飘，那将政治领袖当神来崇拜的年代啊。但是，三十多年后，我们会因此而去怨恨我们的父辈参加了这场灭绝人性的运动吗？时代的罪，究竟是一个人，一个政府来承担，还是每位参与者的双手都有洗不掉的鲜血？而父辈们手上的鲜血，会不会随着血缘降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爱，我们的恨，我们该遗忘，还是在矛盾中承担这生命无法承受之轻？
　　
麦克在干涩的风雪里终于没有勇气再见汉娜，而那教堂中罹难的300犹太人中的幸存作家最终也不能原谅汉娜。这部电影《生死朗诵》公映后，导演斯蒂芬•达尔德里接到的最大批评便是他用一种艺术化的手法给残酷的历史披上了温情的外衣，甚至站到理解罪恶的立场上来描绘汉娜这个人物。这样的评价让我想起了李安的《色戒》所引起的“为汉奸翻案”的大规模病诟。但斯蒂芬•达尔德里终是比李安保守，他没在同情汉娜的路子上走远，或者说，他更为忠实的遵从了原著，将重点放在了代表大屠杀下一代德国人的麦克身上。片中汉娜也说，“我想什么，我感受什么并不重要，死者已逝。”是的，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给过去翻案；回顾历史的全部意义都在于明鉴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理解汉娜，我们必须理解汉娜！　
　
《生死朗读》原著的作者Bernhard Schlink对群体性的狂热与良知的丧失给出的答案是文学，是知识，这和鲁迅一百年前弃医从文的主张不谋而合；但我想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二战中被洗脑的不仅仅是没有受过教育不识字的普通民众，文革中的RG小将们也有起码的道德基础，而日本，在炮火中推进“大东亚共荣圈”之时更是上下一体的团结，至今不悔。知识的获取，的确能够帮助人意识到历史的罪恶，于是汉娜终于再见麦克时说“我学会了阅读”；但无知并不一定是罪恶的起源，相反，它的作用往往是媒介，如同汉娜的守卫工作，死水微澜，将人性的毁灭从源头一波一波冷漠的传送出去，遇到相似的波纹，产生共振，便造就时代的狂热。
　　
今天的我们可以选择遗忘历史，可以如同剧中麦克的同学抨击的那样，规避背后的真正问题，只审判罪恶的执行人；但狂热的波纹并未消失，冷漠与狂热，这一对孪生兄弟，如影随形。我在汹涌的“玉米”大潮中看到了狂热，在鼓吹网络暴力的声浪中看到了狂热，甚至在成堆的三聚氰胺奶粉背后工商质监部门冷漠的脸上看到了狂热。对生命尊重的缺失，对人性价值观的贬低，对思考的打压与放弃，这才是最令人心惊胆颤的群体真相，这才是故事背后终于将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彻骨黑暗！
　　
闷热的影院里我一动不动，浑身无力，目光黯淡。枯坐至演职员表字幕滚动结束，听完大提琴压抑低奏的最后一个音符，默默的，我起身离开。旧金山的冬天多雨，暮色中冰凉的雨滴正细密的倾泻下来。这个时候，我多么希望能看到鲁迅描述的那朔方的雪啊，如粉如尘，旋转而升腾，弥漫太空。　
　
“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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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1999年的夏天，我那时正在北京一所法学院做大二学生。一天晚上，学校4号阶梯教室有一个日本青年学者来做讲座，讲的课题是战后日本司法改革。演讲完毕后，照例是讨论时间。不知道怎么的就扯到了日本参拜靖国神社，否认战争罪行，不肯谢罪的问题上了。一时间学生群情激奋，大有这个“日本鬼子”说个不爽的字眼就要揍他的架势。这时这个“日本鬼子”问了那个提问的同学一个问题：“请问这位同学，您是那一年出生的？”
“1980年”学生回答道。
“哦，那么您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喽？”，
“是的”学生。
“那么我请问您，您会因为贵国建国以来的文化浩劫向陈寅恪、熊十力、老舍等许许多多知识分子谢罪吗？？”
“不会。”学生
“为什么？”鬼子
“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呢。”学生
“我今年44岁，是昭和30年（应该是1955年）出生的，离战争结束已经10年了，现在主导日本的人大多都是战后出生的，即使是战前出生的，在战争中也都是小孩子。请问我们这些根本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为什么要谢罪。我们这些战后一代人有罪吗？”鬼子
“你们的民族犯了罪，所以你们。。。。。”学生
“那么贵国的文化浩劫不也是一个民族犯下的罪行吗？难道你们真的认为只是那么4个坏人（大概指四人帮）创造了可以说是一场人类的浩劫吗？”
当时对我的震撼现在我都记忆犹新。我真的没有从这个角度审视过文革。是啊，我们这些80后、乃至90后有罪吗？这个问题荒谬吗？
去年我在逛书店的时候发现一本叫《朗读者》的小说。当时这本书还没有火爆起来，我看了作者本哈德.施林克的简介——法学博士、德国北莱茵威斯法伦州宪法法院法官。可能由于相似的学术和职业背景让我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刚好这本书也在打折，我就买了一本回家。等我一气看完这本书，我突然回忆起了前面那件往事。这本小说可以说是一本二战反思的力作。同时它也涉及到了爱欲、实证法哲学与新自然法哲学的冲突，但最根本的是讨论了一个古老的话题“罪与罚”。
昨天在电脑上看完了电影《朗读者》，我觉得拍的很好，把小说的精华拍出来了。本来早就想写一篇《朗读者》读书笔记了，今天在电影的感动下，我结合电影和小说来说说自己的一点感想。

这部小说首先是一部讲述爱情故事的小说，它讲了少年伯格在他十五岁的那一年，偶遇并结识了三十六岁的妇女汉娜，在3次短暂的接触后，他们发生了关系，成为了情人。有朋友问我伯格为什么喜欢汉娜，他们之间有爱情吗？朋友的观点是，汉娜爱上了突然闯入她生活的阳光男孩，而伯格对汉娜可能更多的是生理性欲使然。我不赞同这个观点，恰恰相反，我认为是汉娜突然闯入了伯格的生命中，伯格被汉娜独特的生命气质所吸引。是伯格爱上了汉娜，而且从此再也没法从这种爱中自拔出来，他生命从此再也没有为其他女人敞开过。
我这么说有证据吗？有的，电影里面伯格偷看汉娜穿丝袜那一幕，很多人认为伯格是被肉欲所吸引，但小说明明白白的把伯格的心理写出来的，只是电影不容易表达而已——
“另一个谜是在厨房与门廊之间所发生的那一幕情景本身。为什么我不能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她的身体很强健，极富有女人味，比我曾喜欢过的、博得我的青睐的姑娘们的身体丰满。我相信，要是我在游泳池看见她的话，她不会引起我的注意。她也不像我曾经在游泳池见过的姑娘们和妇人们那样裸露。另外，她也比我梦想的姑娘们年纪要大得多。她有三十多岁？人们很难估计出自己还未曾经历过的，或尚未达到的年龄段的人们的年龄。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并不是因为她的身体本身，而是她的姿势和动作让我目不转睛。我请求我的女友们穿长统袜，但我不想解释我的请求，我不想告诉别人那个令我迷惑不解的、发生在厨房与门廊之间的那一幕情景。这样，我的请求就成了寻求肆无忌惮的情欲、寻求高潮的一种愿望。一旦我的这种请求得到了满足，它也是以一种卖弄风情的姿态出现，并非那种让我目不转睛的姿态。汉娜并没有拿姿态，没有卖弄风情，我也不记得她曾拿过什么姿态、卖弄过什么风情。我只记得她的身体、她的姿势和动作，它们有时显得有点笨重。但那不是真的笨重，那是她让自己回到了内心世界，那是她不让由大脑所支配的任何命令来干扰她这安静的生活节奏，那是她完全忘却了外部世界的存在。这样的忘却外部世界的情形还体现在她那次穿长统袜的姿势和动作上。但那一次，她的动作并非慢慢腾腾，相反，它非常麻利、妩媚和具有诱惑力。但诱惑人的不是乳房、屁股和大腿，而是吸引你进入她的内心世界而忘却外部世界的一种力量。”

对汉娜来说，一开始伯格只是生命中的一个男人。汉娜对伯格反而是从性欲开始的，因为“小家伙”什么都不懂，也没必要和他谈了自己的过去。汉娜害怕谈论自己，但她又渴望爱欲。伯格这样的小男生无疑是最佳人选。
那么汉娜爱伯格吗？汉娜爱伯格的。她的爱应该始于收到伯格的录音开始，当她觉得自己被世人抛弃，生命枯萎的时候，“小家伙”没有忘记她，他的爱依然是那么炙热，虽然伯格从来不来看她，给她写信或打电话。“小家伙”重新点燃了她生命的热情，让她看到了救赎的希望。
影片还有一个让人不容易看懂的地方就是——汉娜为什么要离开。没有看过小说的人，可能都不明白，电影把这个细节表现的很隐秘，可能导演觉得大家应该都读过小说。小说是这么说的——
“游泳池里又变得和往常一样：做作业，打排球，聊天，调情。我已记不得了，当我抬头看到她的时候我正在做什么。
　　她站在离我二十到三十米远的地方，穿着一条短裤，一件开襟的衬衫，腰间系着带子，正向我这边张望。我向她回望过去，离得太远，我看不清她的面部表情。我没有跳起来向她跑过去，我脑子里在想，她为什么在游泳池里？她是否愿意被我看见？她是否愿意我们被别人看到？我是否愿意我们被别人看到？因为我们还从未不期而遇过，我该如何是好？随后，我站了起来，就在我没有注视她的这一眨眼的工夫里，她离开了。
第二天她不在了。”
电影里是有这个场景的，但是没有出现汉娜的镜头。汉娜是因为伯格没有在公共场所和她打招呼而离开了。很显然，汉娜认为伯格害怕别人知道她和他在一起。汉娜受到了伤害。
那么伯格的犹豫，是不是伯格对汉娜的爱有所保留呢？我认为不是的，小说写的很清楚，一个从来没有恋爱过，对汉娜生活、经历、喜好一无所知的15岁的男孩，他在突然与汉娜不期而遇，“我该如何是好？”。各位回忆一下自己的初恋，这种复杂的心理，应该不难理解。
如果我喜欢的女孩突然和我说“你嫁给我吧”，那一刹那我也会有“该如何是好？”的问题。不是我有所保留，而是我与生俱来的生命气质决定的，但凡生命感觉比较敏感的人可能都会在爱中“犹豫”。最典型的就是卡夫卡，这位先生订婚——解除婚约，来回折腾了好几回。爱的“犹豫”不是保留，而是敏感的心感受到那喷薄欲出的激情的巨大能量，他被这种力量所震慑，在爱的力量面前短暂的晕眩。
那么汉娜为什么会怀疑伯格的爱呢？这一误会为何发生？
我认为这就涉及到本片的核心问题“罪与罚”
小说很大一部分讲审判，汉娜因为在纳粹统治时期做过集中营的看守，因此在战后被审判，这场审判在法哲学领域是非常著名的，他直接促成新自然法哲学的复兴。电影中，汉娜以执行当年的法律来抗辩，她认为自己无罪，因为当时的法律就是这样的，她只是执行法律，维护当年法律所确定下来的秩序。这也就是法哲学中实证法哲学主张的 “恶法亦法” 。然而通过纳粹的暴行，人们开始反思，难道大量屠杀犹太人的法律有存在的理由吗，难道法律可以无视正义、自由、人权等理念吗？19世纪被“奥卡姆剃刀”剃除的形而上的概念重新回到法哲学领域。大家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在国家法律之上依然有法律也不可剥夺的权利，如自由、平等、公正等等。
汉娜正是因为执行了违法自然法的法律，因此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小说的作者虽然是法学家，但他并不是想用小说来讨论法哲学的问题，他不是在这个层面讨论“罪与罚”。他探索的是更为深沉的“罪与罚”。
集中营的经历时刻的压迫着汉娜，她害怕别人知道自己的经历（包括她不识字，这个问题我以后再说）、她不敢和什么人深交，因为那不可避免的让他人看到她的过去，因此她独居寡出，没有朋友，没有亲人（电影结尾监狱长给伯格的电话可以知道）。这种压抑让她时常产生自己被人抛弃歧视的感觉。在游泳池汉娜认为伯格疏远她，这不是偶然的事件。汉娜的历史包袱即使没有这次的相遇，迟早有一天也会发生同样的误会。即使永远没有这样误会的事件出现，汉娜知道伯格永远深深爱上了自己，她也会离开伯格。因为她背负着历史的包袱是没法和伯格在一起。爱代表着相契，而这是汉娜害怕的。她的过去犹如让自己染上了麻风病。
影片的结尾，伯格终于来到监狱，看见了白发苍苍的汉娜。汉娜抬头看见伯格，眼神中流入出被爱所救赎的生命之光。那一刻我眼睛湿润了。而伯格更多的是压抑，当汉娜伸出手，想让伯格握住她的时候，伯格再一次“犹豫”了。是啊。这个从他15岁就开始让他魂萦梦绕的女人在又次出现在他面前。他再一次遇到了“该如何是好？”的问题。朋友说这证明伯格的虚伪。我不这样认为，如果伯格已经不在乎汉娜，他有必要这么压抑吗。就我的经验来说，如果我不在乎一个女孩了，我反而可以和她很好的沟通，因为放下了所以就不在沉重。然而伯格始终在一种让人窒息的压抑中艰难的靠近汉娜，这种阻力恰恰来至于伯格对汉娜不可抗拒的爱。
汉娜再一次误会了，原本被燃起的生命之火在汉娜的眼神中暗淡下去。伯格走了之后，汉娜选择了自杀。
我看网上有评论说，汉娜通过坐牢和自杀，最终得到了救赎。虽然这种乐观给人带来一种安慰，然而我认为汉娜恰恰是因为失去了救赎的希望而自杀的。伯格从15岁就爱上她，在她被所有人抛弃的时候，一如既往的给她寄送朗读小说的录音带，有这样一个男人用这样一种巨大的爱（至少在我眼里是这样的），一直支撑着她，为什么汉娜不敢相信？还是前面说的“历史的包袱”，她自己就没有原谅她自己，所以她不相信还有人能原谅她，爱着她。
这应该才是作者所要表述的“罪与罚”。

打动我的不仅仅是凯特·温丝莱特的裸体，更多的是那位风烛残年的汉娜·施密茨悬梁自尽的身影——这位泰坦尼克号上的老肉丝曾经在成就了一段世纪浪漫之后把她的“海洋之心”还给了大海，而这一次，老肉丝缓慢、滞重、无依无靠，她把生命还给了世界，而导演甚至不忍心让我们看到她自缢的样子。
然而她还是死了，于是拉尔夫·费因斯的眸子里再一次盈满了比《不朽的园丁》里更多的泪水——动情的男人比动情的女人更能震撼人心，看到这里，我亦为之动容了，而我的抒情欲望迫不及待的喷薄欲出，甚至一定要用一个“射”字才能表达我斯时斯刻的心情……
但我又觉得，文艺腔的抒情在面对这部电影时总有些无的放矢，片中那股化骨绵掌式的阴风处处在而又处处不在，如果要剖析《生死朗读》的力量，一些经典的电影批评工具应该被悬置（大白话叫“放弃”）——使用社会学甚至（古典）政治哲学的方法，或许才能为我们打开通往《生死朗读》力量之源的一扇明窗（只针对影片，不涉及原著）。

一、劳动分工与道德盲视
《生死朗读》的前半部分披着一件不伦之恋的外衣：少年麦克和熟女汉娜一次莫名的邂逅成就了他们的露水夫妻生涯，这两个人没有什么来由的迅速堕入了情网，如果故事这样继续下去，无非是又一次惊世但不骇俗的忘年恋曲罢了；但汉娜在纳粹党卫队工作、担任集中营看守的身份被揭开后，故事开始急转直下，汉娜从一个孤苦的女子转变为十恶不赦的杀人狂，一个安分守己的德国御姐成了纳粹助纣为虐的帮凶，麦克也为自己与这位女魔头的关系陷入深深的自责——于是《生死朗读》中蕴藏的某种道德力量扑面而来。
但汉娜并未觉得自己践踏了道德，她在法庭上无力却直白的辩解直指每个人心中的道德标尺——在汉娜看来，她挑选囚犯送往奥斯维辛，她在大火烧房时不给犹太囚犯开门，这关道德什么事呢？
确实不关汉娜的“道德”什么事，大屠杀不是一次人类的偶然放纵和兽性勃发，而是现代社会的必然性所导致——现代性的发展导致了大屠杀的发生，而且这种可能性仍然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酝酿并且随时有可能发酵。汉娜的道德观其实就是大屠杀所呈现出的道德盲视的典型体现：我们必须注意，汉娜并没有直接杀死、烧死某个囚犯，她只是按照规程挑选囚犯，或者按照守则没有开门，仅此而已，而这种情形，正是现代社会中的劳动分工所产生的必然后果。在现代社会中，“所有的劳动分工使对集体行动的最终成果有所贡献的大多数人和这个成果本身之间产生了距离”【1】。在一条条日益细化的现代社会产业链中，每个人都只是一颗螺丝钉（想想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吧），由于最终产品的复杂性，其实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凝聚在最终产品中——纳税人对这一点的感受无疑更加深刻。而这种分工的后果一方面带来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勃兴以及整个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变，另一方面则使得产品的道德本性在劳动者的评判体系中漂移了——化工厂的工人看到电视里的战争新闻时会哭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痛恨自己的工作，他们也不会基于此而产生对自己道德责任的批判认知。举个例子，“将烧死婴儿的过程划分为细微的功能任务，然后将这些任务彼此间隔开，这已经使那种认知变得无关紧要了——并且也是非常难以达到这种认知的。同时还要记住，是化工厂制造了凝固汽油弹，而不是哪个工人个人制造的……”【2】——这种无知（及其带来的道德盲视）在越来越长产业链中无疑将进一步被夯实（想到这里，我决定给卷烟厂的哥们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于是，由于现代社会细致的劳动分工，迅速导致了第二个恶果的出现：以技术的责任代替道德的责任。“技术责任与道德责任的不同之处在于：技术责任忘记了行动是达到行动本身以外的目的的一个手段”【3】，这也就是道德盲视的直接恶果。对汉娜来说，她不需要评判她的行为所造成的远端道德后果，她挑选囚犯去奥斯维辛，这只是她的工作，而且把这个工作做的“出色”是她的“份内事”——汉娜在法庭上甚至强调定时送走部分囚犯以腾出空间是她的“责任”。对于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汉娜应该并不清楚：甚至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汉娜会开枪。所以，奥斯维辛的暴行和汉娜的行为之间的联系被模糊了，而且我们也很难认定奥斯维辛中的哪些人是被汉娜选出来的——这种联系又一次被模糊了。这并不是汉娜一个人的问题，在整个纳粹战争机器中，有无数个汉娜，对他们来说，在漫长产业链上的工作是如此的琐碎，所以，“一旦与他们遥远的后果相分离，大多数功能专门化的行为要么在道德考验上掉以轻心，要么就是对道德漠不关心”【4】。显然，本性善良的汉娜犯的就是掉以轻心和漠不关心的毛病。
现代劳动分工本身也天然排斥对劳动本身的价值评判（所谓“XXXX和XXX只是革命分工不同”，当然这种排斥只是相对的），所以，汉娜拒绝西门子的升迁选择去党卫队应聘集中营看守也无可厚非——虽然有逃避文盲身份的企图，但在当时的德国，这只是一次普通、或许还略有点提升意味的跳槽，事实上，从公司职员变成国家公务员在如今的绝大多数年轻人心中都是职场成功的表现。
对照当今的高科技战争，汉娜的道德盲视就更是个普遍现象。“由于是‘远距离地’杀害，残杀与绝对无辜的行为——比如扣动扳机、合上电源开关或者敲击计算机键盘——之间地联系似乎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概念……飞行员把炸弹投向广岛或者德累斯顿，在导弹基地分派的任务中表现出色，设计出杀伤力更强的核弹头——并且它们都没有破坏一个人的道德完整，也没有导致接近于任何的道德崩溃”【5】。这些道理在米格拉姆的权威服从实验中已经得到了确凿的证明，但口笨舌拙的汉娜绝对说不清这些大道理——她的徒劳辩解反而更加重了对她的判决。
《生死朗读》的故事层面下隐藏的这种道德盲视又通过整部影片的“道德扭曲”叙事奇观式的体现了出来：事实上，汉娜与麦克这段不伦恋所提供给观众的，正是一种道德僭越的快感；而汉娜在一直逃避自己文盲身份的事实的同时，也时不时流露出她自己的道德羞耻认知：在现代社会中，不识字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即使身陷囹圄，汉娜也不愿意戳穿——麦克帮助汉娜隐藏了这个秘密（另一个细节是，当麦克在浴缸里读到有关色情的描写时，汉娜打断了他，她认为这也是“羞耻的”）。于是，观众们在《生死朗读》中看到的正是这种现代性所孕育的奇怪道德体系：一种对知识所带来的现代性身份的膜拜、对个体欲望的放纵倾向（伴随着对其在公众场合的有意遮掩），以及对大屠杀的漠不关心——不是汉娜不关心，而是所有现代人都不关心（起码在有意无意的助长着这种不关心）。

二、官僚体系与死亡工厂
汉娜是个好人，当我们看到她像李素丽一样在电车上勤勤恳恳的剪票时，没人会怀恨她。而且身处现代官僚体系之中，汉娜只能这么做——不识字的她显然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才能达到这一结果。但现代官僚体系所带来的弊病也是骇人的，“在官僚体系的背景下行为的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后果是官僚体系行为对象的非人化，也就是可以用纯粹技术性的、道德中立的方式来表述这些对象”【6】，而这一点显然也是前述劳动分工的必然体现。
对汉娜来说，她的工作对象不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不是被送往奥斯维辛后惨绝人寰的屠杀照片或者死亡行军中的验尸报告，她的工作对象只是一张张报表、一个个数据、一枚枚公章而已（即使是文盲也得面对这些东东工作）。当然相对来说，汉娜的工作比较粗鄙——她不识字，因而无法成为现代官僚体系中一个称职的文员，所以，她只能在整个官僚体系的最底层艰难的挣扎。
于是，汉娜不得不直面在起火的房子里号哭喊叫的众多犹太生命。但是，这无疑是一次无耻的责任转嫁——下命令的人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要让底层执行者来承担这触及灵魂的绝伦工作？而要回答这一问题，答案并不在纳粹那里，而正是来自于现代官僚体系本身的痼疾。对于现代官僚体系中的公务员来说，“他们只处理他们行为的财务结果。他们工作的对象是钱……作为对象的人已经被简化为纯粹的、无质的规定性的量度”【7】，所以，纳粹大屠杀的负责部门由国家安全总局的经济管理厅负责，就不再只是一个命名上的障眼法，而是确有其工作性质所指了。而在汉娜那里，生命一旦成了工作对象，生命本身就非人化了，所以她会在法庭上斩钉截铁的回答：不开门是因为这是我做看守的职责所在——此言正中现代官僚体系的命门。
在官僚体系内部，汉娜无疑是被动的，她甚至没有动过升迁的念头——不识字使她完全失却了挤入文官阶层的希望，她只是官僚体系中卑微的一块垫脚石。其实，现代社会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大工厂，官僚体系则维持着整个工厂的正常运作，汉娜只不过是被动而又含辛茹苦的在工厂中奔波劳作的底层员工而已（不过起码她还是个“员工”）。而在被战争充分动员起来的纳粹德国，整个社会工厂更加铁板一块，就连死亡集中营本身也逃不脱“工厂”的性质，奥斯维辛也好，布痕瓦尔德也罢，“也是现代工厂体系在俗世的一个延伸。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因此，每天都有那么多单位量被仔细地标注在管理者的生产表上。而现代工厂体系的象征——烟囱——则将焚化人的躯体产生的浓烟滚滚排出。还有现代欧洲布局精密的铁路网向工厂输送着新的‘原料’。这同运输其他货物没有什么两样……工程师们设计出了火葬场，管理者们设计了以落后国家可能会忌妒的热情与效率运转着的官僚制度体系……我们目睹的一切只不过是社会工程一个庞大的工作计划”【8】。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直接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党卫队的工作性质无疑有着更为极端的暴力特性——国家的暴力机关对官僚体系的服从甚至要时常逾越其道德盲视的底线，也就是说，有时候国家暴力机关要摒弃繁琐、冗长的劳动分工而直接执行某些反道德的举动（干一些“工厂”里的脏活、累活），但这些举动却因为符合现代官僚体系的内在要求而被合法化（或曰合理化，现代法律本身就是对现代伦理道德的最低层次表述）了。譬如军队接获命令朝广场上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这本身就是把劳动行为与作恶后果直接拼接的特殊指令，当然会遭受执行者发自本能的道德抵触（劳动分工的暂时缺位造成了道德盲视的失效），但是官僚体系本身的强大力量却使得这一行为无可厚非。如果可能的话，官僚体系还会在事后对此行为进行体系内的道德表彰；而反对此行为的人，即使身是居高位的XX，也必须服从来自官僚体系的严厉处罚——也许是跟汉娜一样的XXXX，并且看不到XXXX的迹象。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汉娜不开门的举动很难说没有冲撞她的良心，但狰狞的官僚体系却使她将内心冲撞很快搁置到了一旁，事实上汉娜的举动是完全符合纳粹官僚体系工作要求的——她甚至应该因为她的果断和临危不乱而受到表彰。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在法庭上受审时，被告席除了汉娜一样还有一众当年的女看守，而其中一个甚至满不在乎的当庭织起了毛衣。我想这并不是藐视法庭，而是当事人在官僚体系中习惯性的心安理得。对这位大妈来说，集中营看守无非是她赖以谋生的一份工作，她回家后还要面对嗷嗷待哺的孩子，她一直“遵纪守法”，循规蹈矩，工作养家，似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只是当有个出了回忆录的幸存者当庭指认她们时，这位大妈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这正印证了汉娜?阿论特所指出的“平庸邪恶”的问题）。
汉娜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好的电车售票员，也会是一个好的死亡集中营看守，区别只在于不同体制下的工种分配不同而已。

三、园艺社会与种族灭绝
现代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园艺社会，也就是说，现代人（当然主要通过统治者表现出来）都自认为是世界的园丁，他们可以通过有计划的、人为的安排来对这个世界进行符合现代理性的改造，因为自然状态的世界显然是不文明、不友善的，必须通过现代文明的重塑，才能使得整个世界完美起来—。按照这个逻辑，“现代文化是一种园艺文化。它把自己定义为是对理想生活和人类生存环境完美安排的设计。它由对自然的怀疑而建立了自己的特性。实际上，它是通过对根深蒂固的对于自生自发性的不信任，以及对一个更优越的当然也是人工的秩序的渴望来界定自身、来界定自然，来界定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的”【9】——照此我们不难推断：在人类文明中，城市其实正是园艺社会理念最集中的体现，是人对自然最决绝的粗暴蹂躏，如果我们只能沉浸在“城市使生活更美好”的幻觉中不得自拔，迟早是要付出代价的。
园艺文化中的主角自然是园丁，而既然有了园丁，那园丁就一定要拔除杂草，只有被认可的鲜花才能生活下去——或者将杂草看作是“XXXX”无伤大雅的有机补充，杂草们才能苟延残喘。而对杂草的痛恨，正构成了纳粹大屠杀的思想基础。按照纳粹的惯用修辞方式，希特勒本人就经常用疾病、传染病、感染、腐烂、瘟疫等意象来比喻犹太人，将犹太人看成是人类花园中应当清除出去的毒草。例如希特勒就经常把基督教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比作梅毒或瘟疫；把犹太人说成是细菌、分解病菌或害虫。1942年，希特勒曾对希姆莱说：“犹太病毒的发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我们现在进行的战争与上个世纪由巴斯德和科赫发动的战争属于同一类。有多少疾病是源自于犹太病毒……只有消灭犹太人，我们才能再次获得健康”【10】。我不知道汉娜是否在思想深处认同纳粹的屠犹理念，但起码她在主观上放任了这一行为——或者说是间接故意。当然知识结构的欠缺不能成为为汉娜开脱的托词，用《有话好好说》里的台词来说，“别拿无知当个性”，基于纳粹的这个思想责任，汉娜无论如何逃不脱干系。
不过有知的人似乎应当负起比无知的汉娜更重的责任，事实上，园艺社会需要科学的积极配合，生物学、军事学、遗传学、化学、物理学（甚至哲学），方方面面的科学家们被动员起来投入到忘我的纳粹社会改造工程中去。事实上，自启蒙以来，这种对社会自身改造和管理的投入（工具理性）就是科学的常态，“科学活动不是为了科学而科学；首要的，它应当充当一个力量强大的工具，以允许工具持有者改善现状，根据人类的计划和设计改造现实，并帮助推动这个工具达到自我完善”【11】。汉娜无疑没有这个技能，她对屠犹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更多的只是冷漠（特别是在进入党卫队之前）。
有了“科学”的园艺文化来支撑，种族灭绝的目的逐渐清晰了。在纳粹分子看来，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被杀害是因为他们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而不适合完美社会的方案。对她们的屠杀不是毁灭，而是创造。一旦他们被消灭，客观上一个更美好的——更有效的、更道德的、更美丽的——人类社会就可得以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或是一个种族单纯的雅利安人的世界。在这两种情形下，都是一个和谐的世界，没有冲突，在统治者的手中循规蹈矩，秩序井然且有所节制”【12】。我想，以汉娜的知识构成来推断，她绝对会被这种思想所蛊惑，虽然她本性中的善良基因极为强大，但以一己之力，恐怕无法避免落入纳粹宣传机器编织的陷阱中。
值得注意的是，经由法庭的判决后，汉娜这棵杂草似乎也被“清除”了，在强大的现代性机器中，汉娜成了战后清算的一部分。此时人们的心态似乎依旧难逃园艺文化的窠臼：人们把汉娜关进监狱，清除出自己的阶级队伍，似乎就为社会花园的“纯化”尽了一份绵薄之力。

四、人性责任与罪感良心
片中的麦克在海德堡法学院参加精英学生研讨班时，教授给他们设定的书目是雅斯贝尔斯的《德国罪过问题》，而伴随着对此书的探讨，麦克也旁听了对汉娜的审判全过程。在旁听后的激烈讨论中，有位学生对汉娜提出了言辞激烈的辩护——不过连教授也无法回答这位学生的置疑。
在《德国罪过问题》中，雅斯贝尔斯区分了四种罪过：刑事责任、政治、道德和形而上。第一种很好理解，而且在法庭宣判之后，汉娜也承担起了她的刑责——显然其中有很大部分是替人受过。第二种政治罪责，则是基于犯下战争、反人类罪的国家的全体公民而言的，因为无论一个公民喜不喜欢他的政府，政府的所作所为的后果必然涉及所有的公民；而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麦克和教授、同学们都应该负起他们的政治罪责——包括法庭上的法官甚至受害者。第三种是道德罪责，这是指个人在自己的良心法庭面前担负的责任，按照这个定义，那些在法庭上急于推卸自己责任的其它看守显然无法面对良心法庭的审判。第四种形而上罪责，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一种普世的原罪式罪责——所谓形而上罪责，是指幸存者对死者或受害者所负的责任。尽管一个人并未加害另一个人，因而不能为那个人遭遇的恶负有刑法或道德责任，但出于人类共同体责任的本体联系，他仍然会因为不能阻止恶，在恶发生后仍苟活于世而有负罪之感。按照这个标准衡量，犹太人被杀，你我都是有罪之人。雅斯贝尔斯还指出，刑法和政治罪过是一个民族全体人民在历史性反思时所作的集体自我分析，而道德和形而上罪过都是由个人自己决定的，是个人的自我审视【13】。
当然，在汉娜的罪责之中，麦克的体会是最深的。这种罪责感一方面来自于汉娜莫名其妙消失后的情感郁结，而另一方面则与麦克的个人自我审视紧密的勾连在了一起。看到汉娜的多舛命运，麦克不止一次的双目垂泪（从悔恨到更多的怜悯）。事实上，麦克本人的形象也被塑造成了某种负罪的形象：他是一个慈父，却是一个失败的儿子和丈夫。按照一般观众的理解，这男人还是有责任感的，而他长期独身似乎也可以理解为是对汉娜人生缺席的呼应。而在影片的最后，当汉娜留下忏悔书般的遗嘱，交待把自己一生的积蓄赔偿给当年她看守下的集中营小女孩后，麦克的个人罪感升华到了极致，一俟监狱工作人员念出“向麦克问好”的汉娜绝笔后，麦克早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像个孩子似的嚎啕大哭。
影片还交待了麦克与受害人的对话，这位昔日的集中营小女孩已然殷实富足，但她并不接受汉娜的道歉和赔偿，她言辞确凿的表示：“决不宽恕”。事实上，这位女子也是有罪的，如果一个受害者只知道陷入痛苦和复仇意识中而不愿自我审视的话，她也会在罪恶的漩涡中越陷越深——当然，女子最后收下了汉娜的储钱罐，并且与自身的童年美好记忆勾连在了一起，也许正表明了她在灵魂深处对汉娜的宽恕吧。
在影片的结尾，麦克来到汉娜的墓碑前，神情凝重的告诉女儿，自己要讲述一个名叫汉娜·施密茨的女人的故事，这在某种意义上似乎预示着德意志民族对罪感责任的传承：无论历史有着怎样的面目，它都不应该被忘却，汉娜的故事无疑会被麦克的女儿为代表的下一代传承下去，而汉娜的冤屈也埋下了有朝一日得雪的伏笔。

五、法律国家与德性城邦
经由上面的论述，我已经有理由把汉娜的悲剧看成是一场现代性的悲剧：现代性制造了疯狂的大屠杀而又把无力抗拒的汉娜裹胁其中，并且通过科学、知识和法律体系铸造起强大的枷锁最终扼死了这位老妪。事实上，文盲身份本身就是一个突出的反现代性标志，一场现代性的疯狂要转嫁给一位根本跟不上现代性步伐的弱女子，这更凸现了汉娜的悲剧命运。更为催泪的是，当汉娜在狱中苦心积虑的学会了几个单词即将出狱时，典狱长打电话给麦克，她告诉麦克：汉娜无亲无友（一个被现代社会彻底抛弃的人），“你不能想象现代世界对她来说多么恐怖”——此语已经将汉娜在现代性中的无所依归表现得淋漓尽致。
《生死朗读》中最具有象征意味的场景无疑是朗读，而这本身也具有反现代性的意涵。须知现代社会是一个读图时代，一个媒体“内爆”的时代，一个机械复制艺术的时代（二战后正是影视媒体超速发展的时期），朗读，这一古色苍然的举动如今似乎只存在于儿童教育的缝隙里了（当然生理残疾者如盲人也很需要朗读，这正应对了“文盲”一词，看看汉语的构词法多么强大）。犹为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生死朗读》中反复出现的文本是《奥德赛》，这部古希腊史诗不由分说的成为了汉娜最喜爱的作品（我以为文盲一般会喜欢《故事会》之类的通俗作品，当然《丁丁历险记》的漫画绘本在片中也出现过，不过仅仅一闪而过），而《奥德赛》本身的古典意蕴其实就暗合了对现代性的拒斥。在一幕幕《奥德赛》的朗读场景中，赤身相见的汉娜和麦克也似乎幻化成了古希腊的精神贵族——他俩的正面全裸于是也具有了更浓烈的古典艺术情怀，而这种古典情怀在现代国家社会是不容存在的，于是乎，在汉娜和麦克二人世界里，一个缩微的古典城邦成为了现代社会的飞地——这块飞地小到只有汉娜的公寓那么大。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则是麦克的身份——法学院学生直到功成名就的律师（丫最后开的是奔驰），在麦克身上，其实就代表着现代法律的权威。按照保守主义哲人的解读，“贸易、金钱、启蒙、解放贪欲、奢侈、信仰立法万能，乃是现代国家的特征所在，无论它是绝对君主制的国家还是代议制共和国。风尚和德性在城邦中如鱼得水”【14】。照此来说，麦克的成长轨迹正是一条从城邦人堕落到现代人的可耻轨迹——少年时的他还带有某些先天的自然古典情怀，而汉娜则诱发并保护了他的这种情怀（由此他们之间的性爱也不太像朗读与肉体二者的现代性交换行为，而更像是古典的自然德性行为）。当然，汉娜的突然消失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二人城邦飞地的幻灭——这也是现代法律国家对古典德性城邦的一次粗暴侵犯（当然，这里的“城邦”既非色诺芬笔下的斯巴达亦非处死苏格拉底的雅典）。
值得注意的还有法官，当汉娜用大白话和现代社会的常理驳斥法官的指控时（“要是你在你会怎么办？”），我们能清楚的看到法官脸上的尴尬，但这种尴尬短暂到我们无须察觉，他很快就恢复了他在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威权，并堂而皇之的禁锢了汉娜的自由——此时汉娜的沉默更像是一种无言的反抗：在此时此刻，面对现代性的强势枷锁，古典德性是失语（无语\无法语）的。
《生死朗读》中另一个重要的文本则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带小狗的女人》，我把这看作是一种汉娜对爱恋人性的自然渴求。相较于《奥德赛》这种古典大部头，《带小狗的女人》无论从篇幅还是内容上都要现代得多——显然这意味着汉娜在向现代性投降，事实上，她通过这本小说来学习识字本身就是这一投降举动的最明显体现（遗憾的是，她太老以至于时间不够了）。《带小狗的女人》中的充盈的生活气息，对爱情的美好描写，还有邂逅的浪漫，无不是在勾连起汉娜对于麦克的思念（或者反过来说也行）；更也许，“女人”就指代着汉娜，而“小狗”则是麦克的化身吧。
“文明是有意识的理性文化。这意味着文明与人类生命或人类生存不是一回事。曾经有（现在也有）许多人性存在者并不分享文明”【15】。汉娜在《生死朗读》中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此言不虚，不识字的她被现代文明粗暴的碾压，但谁又会、谁又有资格怀疑她的人性良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因为知识太多而被雅典公民法庭处死，电车售票员汉娜·施密茨则因为知识太少而被现代法庭终身监禁，两相对照，我甚至嗅出了穿越两千多年西方文明历史的血腥气。
不信神的苏格拉底上最终了神坛，不识字的汉娜却被埋在了现代文明祭坛的桌脚下。
汉娜是踩着书悬梁自尽的。
    
六、现代电影工业与大屠杀
在以上的讨论中，我显然陷入了将现代电影工业排除在现代性之外的形而上陷阱。不要忘了，是现代电影工业生产出了《生死朗读》，我们的欣赏和解读也正是现代性的产物本身（在中国的情况有点特殊，盗版碟和网络下载似乎不算在现代电影工业的范畴里，但算在现代性或曰后现代性的范畴里应无问题，但本文不谈及后现代性，仅用现代性的概念来统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是一个更大的话题，在此我无力论述）。对这一点，影片最后也通过受害人对麦克的告诫表达了出来：“想宣泄的话，去电影院，去读文学作品，别去集中营，集中营什么也没有”——但讽刺的是，她是在电影里说的。
这是一个消费社会，看电影是消费，上网也是消费。电影中的人物已然被消费者符号化了。以拉尔夫?费因斯为例，这是个极有代表性的例子。他在《生死朗读》中是一个受难见证者的符号，但不要忘了他在《辛德勒的名单》里费因斯正是一个纳粹刽子手的形象。当然我们因此而责怪费因斯（因痛恨陈强饰演的反动恶霸而朝演员开枪的无疑是不具备现代理念的小农士兵），按照现代人的标准，我们应该故作深沉的夸奖一下费因斯的演技——如果可能的话，尽量说他的英文名字而不是中文译名。
说英文，这似乎又成为了现代性发展的另一个畸形产物。事实上，全球化现象作为现代性发展的必然产物已经日益明显。我所看的《生死朗读》就是说英文的，这应该就是原版。英国人（主角）在德国用英语演绎德国人的故事然后通过美国人的力量（奥斯卡）传播出去再感动我这个中国人——全球化让这个句子都变得有点绕了。不过相对于语言，文字的英语霸权更让我有些不舒服，最后汉娜在德国监狱里使用的教材是英文版的《带小狗的女人》——这位德国文盲老妪最后学会的是英文单词！当然，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就连《特洛伊》里的古希腊半人神阿喀琉斯也是操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不是吗？
现代性的文明面纱下隐匿着其疯狂的本相，“大屠杀只是揭露了现代社会的另一面，而这个社会的我们更为熟悉的那一面是非常受我们崇拜的。现在这两面都很好地、协调地依附在同一实体之上。或许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它们不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且每一面都不能离开另外一面而单独存在”【16】。照此所言，那现代电影工业本身似乎也是这一疯狂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我对《生死朗读》的传播、欣赏和解读到底是延宕还是促发了这种恐怖的现代性（的可能一面）呢？或许二者兼而有之，电影本就是伴随着现代性产生的（科技的作用不可或缺），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那就爱谁谁吧。
当然，对电影的正面意义我们也不能无视。“大屠杀展示了如果现代性的理性化和机械化趋势不受到控制和减缓，如果社会力量的多元化在实际中被销蚀，那么现代性的理性化和工程化趋势就可能带来的后果——因为一个有意设计、彻底控制、没有冲突、秩序井然和和睦谐调的社会的现代理想才会有这样的趋势。任何基层表达利益的能力和自治的能力受到削弱、每一次对社会和文化多元化及其在政治上的发言机会的攻击、每一次利用政治秘密之墙隔离出国家不受制约的自由的企图、每一个弱化政治民主的社会基础的步骤都使得大屠杀规模的社会灾难发生的可能朝前迈了一小步”【17】。基于此，电影产品的丰富及其引发的多元反馈思考，其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常被作庸俗理解的哲人警句，放在这里颇耐人寻味。
    
    七、小结
《生死朗读》是温暖的，少年麦克在患病后一次离家出走邂逅了迷失在现代性中的汉娜——这像不像对纳粹德国历史的一个绝妙隐喻：因为扭曲的现代性的引诱，德国人在历史上暂时出走了一回，但当他们成熟后，他们迅速恢复了理智，后果则由那位引诱者来承担。当然，从影片来看，德国人没有忘却，而且还在一直忍受着良心的拷问。
不过话说回来，在现代性中反思现代性，这似乎是一个逻辑悖论（后现代问题暂时悬置不论）。但有时我们必须学会在悖论中生存，不然又能怎样？我们必须明确，“大屠杀不是人类前现代的野蛮未被完全根除之残留的一次非理性的外溢。它是现代性大厦里的一位合法居民；更准确些，它是其他任何一座大厦里都不可能有的居民”【18】。跟人类历史上的种种暴行比起来，大屠杀无疑是空前的恐怖“伟业”。由此我们也不难想到，南京大屠杀或许是混杂着现代性的大屠杀与前现代性的野蛮屠城两种性质的一次兽性暴行，也正是由于这种复杂的混合性，才部分的造成了我们的艺术家在表达南京大屠杀时的困惑失语吧。
现代人的恶可能正植根于我们的现代本性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面对恶时就一定无所作为，“当人类面临着恶的挑战时，不管相信上帝还是不信上帝的圣人，既不应梦想成为超脱于恶之上的圣人，也不应该屈膝投降，束手待毙。应该像那些普通人一样，怀着谦逊而真挚的感情，团结在一起，去从事看似平凡其实有效的工作。尽管他们的胜利不会是最后的，他们却会在不断的斗争和不断的胜利中获得慰藉和幸福。他们因此而不会为只顾个人的幸福而感到羞耻，更不会为与恶势力同流合污而感到孤独”【19】。
——悼汉娜·施密茨，悼被纳粹屠杀的无辜生命，
以及那些XXXXXX的死者。

注释：
【1】【2】【3】【4】【5】【6】【7】【8】【9】【10】【11】【12】【16】【17】【18】（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32页、134页、135页、135页、35页、136页、137页、11页、124页、95页、94页、125页、10页、151～152页、24页
【13】【19】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第84～85页、前言第3页
【14】（美）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6年，第258页
【15】《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刘小枫编，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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