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赤焰万里情

Reds（1981）是一部长达194分钟的电影，我竟一口气就看完了。 的确，Reds有着很抓人的素材：无论是关于少数派的故事（男主人公 John Reed 是美国左翼记者，《震撼世界的十天》作者；女主人公 Louise Bryant 是美国女权主义作家。其它人物还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戏剧家 Eugene O'Neill ，无政府主义者 Emma Goldman 等等）还是大时代的背景（苏俄十月革命），都是很容易出戏的。况且导演 Warren Beatty把叙事聚焦在信仰与爱情这个老少咸宜的主题之上，片子拍得是行云流水、雅俗共赏，怪不得当初既叫好又叫座。 然而细想起来，把革命与爱情连在一起，除却票房的考虑外，也的确是有可比之处的。正如John Reed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Zinoviev所争辩的那样，他对革命的热爱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对妻子的热爱，况且真挚的爱情反而可另革命的激情更加纯粹。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似乎是此说最好的注脚，然而我更愿意指出这是基于自我的本真性（self authenticity）：革命不是装腔作势的自我异化，不是社会交换的工具手段，而乃是个体自觉自发的激进性超越——超越自我或者人类当前的某种窘迫的生存状况。在这种意义上，真正的革命者只可能是John Reed这样的边缘人，而不是大权在握的Zinoviev们。Zinoviev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他的一言一行随时可能变成政治事件，于是工具性必须时刻压倒本真性，革命也就离身体越来越遥远。反之，John Reed除了对爱情和革命的信仰——那些指向他内心最深处的冲动，什么也没有，也不可能还有什么。于是革命与爱情的火焰在他的身体里愈发炽烈，直至耗尽生命的最后一点气力。 革命与爱情的第二个共性—哪怕它们果真具有自我本真性—便是其往往注定要走向幻灭。正如阿伦特在《论革命》中指出的那样, “十月革命对于本世纪的深刻意义，与法国大革命对于其同时代的意义一样，先是使人类最美好的希望转化为现实，然后又让他们彻底绝望”（p.45）。John Reed与 Louise Bryant看似传奇的爱情，他们两个人的革命，其实也莫过如此。于是当 Eugene O'Neill对独守空房的 Louise一针见血的指出：John不应当这样对你，他应当永远让你处在焦点的中心的。Louise，这个那么爱自己的女人，自然而然就崩溃得一塌糊涂。幸而在Warren Beatty的剧本里，后来的大时代救了他们：大时代让Louise隔着那么多人，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望着John的脸，又激动得泪流满面；大时代也让Louise终于能够陪John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然而，并非每个人的革命／爱情都能遭遇这样的拯救的，或者说，寄托大时代的拯救所反映的不过是深切的绝望（“解放与自由并非一回事；解放也许是自由的条件，但绝不会自动带来自由；包含在解放中的自由观念只能是消极的”。见阿伦特，《论革命》，p.18）。革命与爱情幻灭性的实质就在于： 革命／爱情不是万灵药，人们却想用它解决所有问题—不论失衡的社会结构或者人际结构、失范的社会秩序或是心理秩序—朝夕起效，一劳永逸。在这里，我们似乎又遭遇到了那个时代性的问题，亦即我们根深蒂固的线性时间观，对自我在此世实现的笃信，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存在的焦虑。 我想谈的革命与爱情的最后一点共性，便是“由人所开创和出演的一切故事......只有在行将结束的时侯才会揭示它们的真正意义”（阿伦特，《论革命》，p.52）。在我看来，John和Louise恐怕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爱情会与那样的一个大时代息息相关，并最终成为其一部分。他们只是跟着内心的冲动在走，应着未知的生活在走，就那样曲曲折折，跌跌撞撞，起起伏伏的走了下去。哪晓得一不小心，回过头去，竟成为一段历史了！然而这样的历史，这样的意义，又是不可能属于爱情中的他们的。它只能存在于Louise面对逝去的John的哭泣中，只能存在于她苍老后的回忆中（如果有的话），只能存在于若干年后人们的谈论中。无论怎样，革命／爱情中的人们不清楚自己行动的真正意义，而一旦认清了意义（如果可能的话），无论合意也罢不合意也罢，革命／爱情却已然结束了。这样看来，正如在革命／爱情中所体现的那样，人们终其一身追求意义的过程— 因存在荒谬的焦虑感而激发的去荒谬化的过程—反而往往令自身的存在愈发荒谬起来：你所欲的，总是在抓住的刹那间逝去；不断的抓住也就是不断的失去。

感觉还行，片中对里德同志的刻画描写很好，从一位民主主义和平主义者，一位作家逐渐蜕变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一位致死都坚持信仰与理想的革命家，露易丝也在与里德的相处中，逐渐从一名没有目标方向的作家，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女权主义者。片中还体现了真正的共产主义恋爱观，露易丝的情感便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随心所动，在对待恋爱上只考虑自身感情的因素，而喜欢或是不喜欢，仅此而已，而无需考虑对方的物质条件，这便是真正的自由恋爱观。但这部片也有许多美中不足的地方，比如片中对共产主义的描写都是西方人对共产主义的刻板印象，什么极权呐，什么官僚主义呐，巴拉巴拉。的确，这些现象确实又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但这并不是真正共产主义社会的样子，片中也不乏对布尔什维克的抹黑，列宁是一位对同志幽默风趣和蔼可亲的人，但同样也是对敌人冷酷无情的人，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虽然在后来成为了反党分子，但也不至于这样黑他，怎么可能在苏俄全国都陷入粮食危机时他们还能坐在火车豪华车厢中衣冠楚楚打着领结穿着西装手持刀叉的优雅用餐？要知道当时的苏俄粮食人民委员可是饿昏在了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不过毕竟是美国人拍的片子，不奇怪。总的来说，是部好片，就是美国人私货加多了，还是推荐一看吧。

约翰·里德小传 阿·威廉斯 （1967） 　　工人们第一次拒绝为高尔察克的军队装运军火的第一个美国的城市，是位于太平洋沿岸的波特兰城。1887年10月22日，约翰·里德就诞生在这个城市里。 　　像杰克·伦敦在他的一本关于美国西部的小说中所描写的一样，里德的父亲是一个结实而正直的垦荒者。这是一个具有敏锐的智慧和憎恨假仁假义和虚伪的人。他不去巴结有钱有势的人物，而是反对他们。当托拉斯正像巨大的章鱼一样把美国的许多森林和其他自然财富攫取到自己的魔掌中时，他同这些托拉斯进行了剧烈的斗争，他遭受过迫害、殴打和解雇，但是他一次也没有向敌人投降。 　　这样，约翰·里德就从他父亲那里接受了一份美好的遗产——战士的血液，卓越的智慧，大胆而勇敢的精神。他的辉煌的才能很早就表现出来了，中学毕业之后，他被送到美国最有名的大学——哈佛大学去学习。通常是石油大王、煤炭贵族和钢铁巨头们才把他们的爱子送到这里来，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这些宝贝儿子在运动、豪华生活和“冷淡地研究冷淡的科学”中过了四年之后，将带着一颗完全摆脱了急进主义气味的灵魂回来。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年正是由于在大专学校中的这种方式变为现存秩序的保卫者，即反动派的白卫军。 　　约翰·里德在哈佛大学里度过了四年，由于他本人的魅力和才能，成了一个公众所爱戴的人。他每天都和那些有钱的和特权阶级的子弟发生冲突。他听过正统的社会学教师们夸夸其谈的讲演，他听过资本主义的最高的祭司——政治经济学教授们的说教，而以在这个金融寡头的堡垒中心组织了社会主义俱乐部告结束。这是对准了不学无术的学者们的面孔的打击。而他的校长、院长们说这不过是孩子式的胡闹，以此来安慰自己。他们说：“一旦他跨出校门，踏上广阔的生活舞台，他身上的这种急进主义就会过去。” 　　约翰·里德修毕了大学课程，获得了学位，来到了广阔的世界，并且在极短的期间就征服了它。他用对于生活的热爱，自己的热情和笔杆征服了它。当他还在大学的时候，就以讽刺小报Lampoon（“讽刺”）编者的角色显示出了是一个具有轻松而出色的写作风格的能手。这时则从他的笔下像急流一样地流出了诗歌、小说和剧本。出版者纷纷向他约稿，有插图的杂志也开始付给他几乎是神话般的巨款，大型报纸则约请他写国外生活重要事件的评论。 　　于是他成了遍历世界上许多大道的旅客。谁要想熟悉现代生活，那他只要跟着约翰·里德跑就够了，因为无论什么地方，只要那里发生了一件重大事情，他一定像一只海燕似地赶上去。 　　在彼得逊，纺织工人的罢工，转变成了革命的风暴，——而约翰·里德正是置身于这个事件当中。 　　在科罗拉多，洛克菲勒的奴隶，尽管有木棍和武装看守的步枪，他们还是逃出了战壕而且拒绝回到那里，——而约翰·里德已经在那里同暴动者打成一片了。 　　在墨西哥，被奴役的农民（Peon*）举起了暴动的旗帜，并且在维拉的统率下推进到了卡皮托利，——而约翰·里德又骑着马同他们并肩前进。 　　关于最近这次功勋的报告，起先出现在“大都会”杂志，稍后又出现在“革命的墨西哥”这本书中。里德用抒情诗的笔调描写了大红大紫的群山和广袤的“四周被巨大的仙人掌和有芒刺的瘦果保卫着的”沙漠。一望无际的平原使他迷恋，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是这平原上的受到地主和天主教教会无情地剥削的居民。他描写他们如何把自己的畜群从山上草地赶下来，力图与解放大军会合起来；每天晚上他们如何在野营的篝火旁唱歌，并且如何不管饥饿和寒冷，穿着破烂的衣服，光着脚，壮丽地为土地和牧场而斗争。 　　帝国主义大战爆发了，——哪里炮声在响，约翰·里德就在那里，他到过法国、德国、意大利、土耳其、巴尔干，以至这里——俄国。为了揭露沙皇官吏们的叛卖行为，收集证明他们参加蹂躏犹太人组织的资料，他曾经同著名的艺术家包特曼·罗宾逊一起被宪兵所逮捕。但是，像往常一样，由于巧妙的计谋、幸运的机会或是机智的把戏，他从他们的毒手里挣脱了出来，又笑着投入下一次的冒险活动里去。 　　危险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阻挡他，危险是他的亲密的自然现象。他常常潜入禁区和前线战壕里。 　　1917年9月我同约翰·里德以及鲍里斯·莱茵施泰到里加前线去的那次旅行，在我的记忆里是多么生动呵！我们的汽车向南行驶，开往文登方面，当时，德军炮兵已经用榴弹削平了东边的一个小村。这个小村突然就成了约翰·里德在世界上最感兴趣的地方！他坚持要我们把车子开到那里。我们小心地徐徐前迸，忽然一颗炮弹在我们后边爆炸了，而我们刚刚开过的那段路像黑色的烟尘的喷泉一样被拋到了空中。 　　我们吓得慌忙互相抓住，但是过了一分钟光景，约翰·里德就已兴奋得容光焕发了。看来，是他本性中的某种内在的需求已满足了。 　　他就是这样漫游了整个世界，一切国家，所有的战线，从一件不平常的冒险转到另一件。但是他并不光是一个冒险家、旅行的新闻记者和安详地观察人们痛苦的旁观者。恰恰相反，他们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所有这种混乱、肮脏、苦难和流血，都侮辱了他的正义感和礼仪感。他不屈不挠地力求找到这一切渣滓的根源，然后好把它们连根拔掉。 　　于是他从自己的旅行中回到纽约，但不是去休息，而是为了新的工作和鼓动。 　　他从墨西哥回来之后宣称：“是的，在墨西哥的确存在着暴动和混乱状态，但是，应当对这一切负责的不是无地的农民，而是那些由于运送黄金和武器因而种下骚乱的人，即互相竞争着的英美两国的石油公司。” 　　他从彼得逊回来，为的是要在纽约最大的大厅、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组织剧名“彼得逊无产阶级同资本的大会战”这个剧本的大规模演出。 　　他从科罗拉多回来，叙述了在卢德洛的屠杀，这件事一部分因其凄惨而压倒了西伯利亚的连纳枪杀案。他讲述矿工们如何从他们的家里被赶出来，他们如何住在帐篷里，这些帐蓬如何被浇上煤油而烧掉了，士兵如何枪杀了这些逃跑的工人，以及二十几个妇女和儿童如何死在火焰中。他转向洛克菲勒这个百万富翁说道：“这是你的矿并，这是你雇佣的土匪和士兵。你就是凶手！” 　　他从战场上回来，不是空谈交战的双方某一方面的残暴行为，而是诅咒战争本身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兽行，是相互敌对的帝国主义所组织的残酷的屠杀。在“解放者”这个急进的革命杂志上（他把自己的最好的作品无代价地献给了它），他在“为自己的当兵的儿子谋取拘束衣*”的口号下，发表了一篇猛烈地反对军国主义的文章。他与其他编辑一起被纽约法院以叛国罪起诉。检察官用尽一切力量企图从充满爱国主义情绪的陪审官那里获得认为有罪的判决；他甚至弄到在法院房子附近安置了一个管弦乐队，在整个法庭辩论时间内演奏国歌！可是里德和他的同志坚定地坚持自己的信念。当里德勇敢地宣称，他认为自己的义务是在革命的旗帜下为社会革命而斗争时，检察官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可是在现在的战争中，你是否在美国的国旗下作战呢？” 　　“不！”——里德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为什么不？” 　　里德发表了热情的演说来回答这个问题。他在演说中描写了他在战场上亲眼目睹的那些惨状。描写得如此生动和感人，甚至某些心怀成见的小资产阶级陪审官也感动到了流泪，于是编辑们被宣称无罪。 　　正当美国加入战争的时机，发生了一件事：里德动了外科手术，其结果是失去了一只肾脏。医生宣称他不适于服军役。 　　“丧失了肾脏可以使我免除为两大民族之间的战争服役，——里德说道，——但这并没有使我免除为各阶级之间的战争服役。” 　　1917年夏，约翰·里德匆忙赶往俄国，他在最初几次的革命小冲突中，认出了那里伟大的阶级战争已经临近。 　　他迅速地分析了一下形势，理解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合乎逻辑的、不可避免的。可是迟缓和延期使他有些激动。每天早晨他怀着一种像激怒的感情醒来，相信革命还没有开始。最后，斯莫尔尼发出了信号，于是群众开始投入革命斗争。约翰·里德也和他们一起前进，这是完全自然而然的。他是无处不在的：在解散预备国会时，在建筑街垒时，在热烈欢迎从地下状态出来的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时，在攻克冬宫时。…… 　　所有这一切他在自己的书里全都谈到了。 　　他到处收集材料，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他收集了全份的“真理报”、“消息报”、所有一切宣言、小册子、招贴画和海报。他对于招贴画特别爱好。每当有新的招贴画出现的时候，如果他不能用别的方法获得它的话，他就毫不犹豫地把它从墙上撕下来。 　　在那些日子里，印刷出来的招贴画数量之多和速度之高，甚至弄到在围墙上难于找到粘贴的地方。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的招贴画一张贴在一张上面，有厚厚的好几层，因此有一次里德撕下来很厚的一层，一张招贴画下面又一张招贴画，有十六张招贴画。他回到我的房间里来，挥动着庞大的纸块喊道：“看呀！我一下子抓住了全部革命和反革命！” 　　这样，他用各种各样方法收集了很出色的一套材料。这套材料是这样好，当1918年以后他抵达纽约港时，美国司法部长的间谍从他手里拿走了。但他能重新占有它，并且躲在纽约的小房间里，在他的头上和脚下疾驰着的地下和地上的车轮的轰鸣声中，在自己的打字机上写出了《震撼世界的十天》。 　　当然，美国的法西斯分子是不愿意这本书达到公众手里的。他们六次钻进出版社的办公室里，企图偷走原稿。约翰·里德在自己的照片上曾题道：“献给因出版这本书而险些破产的我的出版者戈拉齐·列维赖特。” 　　这本书不是与他宣传俄国真相有关的他的文字活动的惟一果实。当然，资产阶级是不愿知道这种真相的。资产阶级痛恨俄国革命，又害怕俄国革命，企图用不绝如流的谎言来淹没它。卑鄙的诽谤从政治讲坛上、从电影的银幕上、从报纸和杂志的字里行间，滔滔不绝地流出来。从前曾经请求过里德写文章的杂志，现在对他所写的东西一行也不刊载。可是他们不能掩住他的口。他在人数众多的群众大会上讲话。 　　他创办了自己的杂志。他成了左派社会主义者杂志“革命世纪”的编辑，后来是“共产党人”的编辑。他为“解放者”一篇接着一篇地写文章。他到美国各地去游历，参加各种代表会议，用周围一切事实来充实自己，用热忱和革命的热情来感染别人，最后，他在美国资本主义的中心组织了共产主义工人党——正和十年以前他在哈佛大学的心脏组织社会主义俱乐部完全一样。 　　“聪明人”照例是失策了。把约翰·里德的急进主义说成什么都行，只是不能说成是“暂时的胡闹”。与预言相反，与外部世界的接触绝没有把里德治好。这只有加强和巩固他的急进主义。现在这种急进主义已如何深厚和巩固，资产阶级从阅读新的共产主义机关报“劳动之声报”就可以深信不疑；里德就是这张报纸的编辑。美国的资产阶级现在了解了：在他们的祖国，终于出现了真正的革命家。现在单是“革命家”这个字眼就使他们发抖！是的，在辽远的过去，美国曾经有过革命家，甚至现在在那里也存在着享有崇高的荣誉和尊敬的会社，诸如“美国革命的女儿”和“美国革命的儿子”。反动的资产阶级是以此来纪念1776年的革命的。可是那些革命家早已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而约翰·里德则是活生生的革命家，是生龙活虎的，他就是号召，他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就是鞭挞！ 　　对于他们来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把里德关禁起来。于是他们就把他逮捕了——并且不是逮捕一次两次，而是二十次。在费城，警察关闭了会议厅，不给他发言。可是他爬上了肥皂箱，从这个讲坛上向挤满了胡同的广大群众呼吁。群众大会十分成功，有许许多多同情者，以致当里德因“破坏秩序”被捕时，不可能从陪审官那里获得认为有罪的判决。直到把约翰·里德逮捕，即使是一次也罢，任何一个美国城市都不觉得是平静的。但他经常能得到担保而释放或者获得法院的延期，于是他就立即急急忙忙地在某一个新的活动场所进行战斗。 　　西方资产阶级习惯于把自己的一切灾难和失败归罪于俄国革命。这个革命的一个万恶的罪行，就在于它把这个有才能的年轻的美国人变成革命的炽热的狂信者。资产阶级是这样想的。实际上却完全不是这样。 　　不是俄国把约翰·里德变成革命家。革命的美国的血液，从他诞生之日起就在血管里流动了。是的，虽然美国人经常被描写为丰饶的、自满的和反动的民族，可是在他们的血管里，还是流着暴动和反抗的血液。回忆一下过去那些伟大的暴动者吧——回忆一下汤马斯、潘恩、惠特曼、约翰·希劳恩和帕孙兹吧。请看看约翰·里德的现在的同志和战友——则尔·海伍德、罗伯特·梅诺尔、罗登堡和福斯特吧！请回忆一下漠斯忒德、普尔曼和罗伦斯的工业流血冲突和世界产业工人协会（I．W．W．）的斗争吧。他们——无论是首领和群众——全都是纯粹美国出身的。虽然这在现时不是完全清楚的，可是在美国人的血液里是有很浓厚的反抗精神的混合物的。 　　所以，不能说俄国把约翰·里德变成了革命家。可是俄国把他造成科学地思考和彻底的革命家。这是俄国的伟大功绩。它使得里德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来堆满自己的写字台。它使得里德了解历史过程和事件的进程。它使得里德用经济学的生硬的事实来代替自己有些模糊的人道主义观点。并且它促使里德成了美国工人运动的老师，并且企图为它奠定他为自己的信念所奠定的同一个科学基础。 　　里德的朋友们曾对他说过好几次：“约翰，你的力量不在政治上！”“你是艺术家，而不是宣传家。你应该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创造性的文学工作！”他常常体验到这些话的真理，因为在他的头脑里经常产生着新的诗、小说和剧本，它们经常给自己找寻表现的机会，力图装在一定的形式里。当朋友们坚持他应该把革命的宣传放在一边，坐下来写作时，他总是微笑地回答道：“好，我马上要做这个了。” 　　可是他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革命活动。简单地因为他不能去从事写作！俄国革命整个地抓住了他，独占了他。它把他变成自己的追随者，使得他把自己动摇着的无政府主义情绪服从于严格的共产主义纪律；它把他作为带着燃烧着的火炬的某个预言家，派遣到美国的城市里去；它在1919年把他召唤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里为美国两个共产党的合并问题而工作。 　　他用革命理论的新事实武装起来了以后，重新在地下作纽约旅行。他被水兵所出卖，从船上被抓去，一个人单独地被关在芬兰的监狱里。他从那里重新回到俄国，在“共产国际”上写作，为新书收集材料，他曾任在巴库召开的东方各族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患了伤寒（也许是在高加索传染给他的）之后，他被过度的工作弄得虚弱了，不能抵抗住疾病，于1920年10月17日星期日逝世了。 　　其他的战士们也像约翰·里德一样，他们在美国和欧洲与反革命战线作战，也像红军在苏联与反革命战斗一样勇敢。有一些人牺牲在大屠杀里，另一些人在监狱中永远沉默了。一个人在回到法国的路上，在暴风雨时死在白海里。另一个人在旧金山从飞机上掉下而粉身碎骨，他是从飞机里散发抗议武装干涉的宣言的。不管帝国主义对于革命的攻击如何狂暴，如果没有这些战士，它可能还要残忍的。他们所做的有些事情就是为了抵抗反革命的。不但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鞑靼人和高加索人帮助了俄国革命，而且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也帮助了俄国革命，即使在很小程度上的。在这些“非俄罗斯人物”中，约翰·里德这个人物站在第一位，因为这是一个以自己的全部才华来战斗的具有特殊天赋的人…… 　　当关于他的死耗从赫尔森福斯和里弗尔传来时，我们以为这不过是那些每天捏造反革命谣言的人的普通谎言罢了。可是当路易丝·希拉恩特证实了这个震动人的消息时，不管这使我们如何痛苦，我们不得不与有对它辟谣的希望告别。 　　虽然约翰·里德死为流亡者，并且在这个时候在他的头上还悬着监禁五年的判决，可是甚至资产阶级报刊也给与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和人的应有的赞扬。资产者的心感到大大地轻松了：再没有如此善于揭露他们的虚伪和假仁假义、如此无情地用自己的笔来鞭挞他们的约翰·里德了！ 　　美国的急进世界遭受到了无法补救的损失。居住在美国之外的同志们是很难度量因他的死所引起的损失感的。俄国人认为人应该为自己的信念而死是天经地义的、不言而喻的。在这方面不应当有任何伤感。在这里，在苏维埃俄国，有成千上万的人为社会主义而牺牲了。可是在美国这样的牺牲比较地少。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说约翰·里德是共产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殉难者，成千未来者的先驱者。他的流星般的生活在辽远的被封锁的俄国的突然结束，对美国共产党人说来是一个可怕的打击。 　　遗留给他的老朋友和老同志的惟一的安慰，是这一个事实，即约翰·里德长眠在全世界他所愿意躺下的惟一的地方，——克里姆林宫墙边的广场上。 　　在这里，在他的墓上，树立了一座符合于他的性格的、没有磨光的巨大的花岗石的纪念碑，在那上面刻着： 约翰·里德　第三国际代表　19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