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零后

观看《九零后》这部讲述西南联大的纪录片，会带来一种非常特殊的观影情绪体验。它是崇高的、动人的，同时也不得不叫人直面，其作为一份时代“最后”的文化档案，所拥有的紧迫性。

为什么要用“最后”这个貌似夸张的字眼呢？因为再不拍下，也许就迟了。

影片的标题“九零后”，并不是“90年代后出生”的这一世代人，而是指如今年愈九十乃至百岁的老人家。他们中有98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的获得者许渊冲，《呼啸山庄》译者、翻译家杨苡，《让子弹飞》原著者、作家马识途等等。

30年代末、40年代初，战火纷飞之际，他们投身西南联大，成为了那群特殊年代中拥有特殊经历的大学生。影片聚焦的就是他们对自己求学经历、青春岁月的遥望，从中延展出对一生职业生涯的回望。

两重回顾共同发生，片子的英文名“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也包含了这一层意味：当时，他们和如今的90后一样，正值青年意气风发之时。年轻人的热血与迷茫，恣意与烦愁，都恍如昨日、历历在目，一切如此鲜活，又如此遥远。

巧合的是，我曾经参与过一个对老艺术家进行深入采访的项目。项目之初，我们就深知，其中包含的意义，不仅在于纪录片的摄制与研究本身，不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它更是作为一份“最后”的文化历史档案。

档案里，是他们如今衰老却仍旧有着神采的脸庞，他们年轻时的故事，以及故事背后那个时代的大语境，里面是一代人的精神气。

110分钟的时间里，《九零后》散落了10多位老者的故事，如星丛般彼此独立，又互为联结。在他们的回忆中，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那段山河破碎的年月，对国家而言是一个内忧外患的阶段，却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危机中带来了转机。

此时，能人志士齐聚在这所“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西南联大，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的思想，都走在时代的前列，开放、先锋。

8年时间，这里走出3882名学子，是中国教育史里的一个“核心现场”——其中，有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大师。

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做到这个水准？其中蕴含的过往时代的大学精神，与当下的差别在于何处？这是《九零后》在故事背后所要探讨的暗线，也是创作者隐隐抛给观众的两个问题。

片中其实也给出了不少答案。一方面，是当时中国的大学老师标准很高、学养丰厚，梅贻琦、蒋梦麟、闻一多、沈从文、陈寅恪、华罗庚、费孝通、吴晗等诸多大师，各展所长，撑起了联大的教育体系与学科根本。教授们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而另一方面，片中也有人提及“在课上学不上太多，更多是在与当时同学、老师私下的交往中获得提高”。当时，彼此往来的学生水平也相当之高，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所组成的学生生源，他们在业余时间开办的诗社、活动小组，其活动水准并不同于今时今日的校园社团。正如巫宁坤（《了不起的盖茨比》译者）在片中所言：“我第一次和这么多知识分子在一起，大家都有独立的思想，都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

此外，我们还能感受到最重要的，也是片中最为强调的，在于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下的特殊语境。突如其来的战争作为时代的转折点，也给那个时代的学子注入了巨大的能量，他们势必不会如当今我们这代人的迷茫与功利。和平年代的安逸与战乱年代的反抗，不可同日而语。

如今年老的他们眼中，我们能再次看到那些曾经的年轻人。他们包含着热切的希望，希望靠自己能够靠读书来振兴中国、做出反抗。这种青年时期读书目标的“Pure”（纯粹），以及年老后对青年的“Pure”热情洋溢的追恋，贯穿了全片。

西南联大当时的集体宿舍

大学精神曾经的追思与当下的困惑，也在银幕内外构成鲜明对比。

在抗战胜利之际，冯友兰曾撰写过一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其中写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在必然要谈及的爱国主义之余，冯友兰更谈及，西南联大的特殊性，在于北大、清华与南开三校的合作、并包精神，同学们以“中兴业，继往烈”的目标作为学习的动力。

仍要回归到“Pure”，这几乎是我在看完《九零后》之后印象最深的关键词。片中提到，邓稼先、钱学森等人组成了研究团队，推动中国的“两弹”研究。杨振宁身处海外，感慨旧日好友邓稼先的劳苦与压力：“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在西南联大时，邓稼先的口头禅就是“Pure”，用以形容人的志向高远纯善，既评价别人，也要求自己，“以致同学们干脆就叫他 Pure”。

80年前如此，而80年后，当我们再次将目光转向“大学”，却常常是学术与学历泡沫、不良事件（乃至法制性新闻），以及集体性功利教育。当然，身处如今这个年代，市场机制催使功利作为杠杆，而追求功利、个人发展也确实早已为人之常情，并不再与学术追求产生多么复杂的矛盾。我们已经很难再拥有，邓稼先口中所谓的那份“Pure”。

1974年，黄昆、邓稼先、黄宛、周光召、杨振宁（从左至右）游览北京颐和园时合影（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映后时，听说《九零后》里出现的一些前辈，巫宁坤、罗振诜等先生已经去世了，而其余的人则大多无法再接受采访。而这也是导演徐蓓制作影片的难处所在：对于这些已经年岁已高的采访对象，他们大多只能采访几趟，无法在之后进行持续的采访。

徐蓓提到：“最初设想用电影化的语言去拍摄他们的生活，但有好几位离开人世，也有人在医院里，没法进行补拍。”由此造成的影片中的缺陷，也许有的影迷会比较苛求，但就个人而言，其实非常能够理解。

令人欣慰的是，电影还是在有限的素材中，把个体与群像都进行了相对工整圆润的勾勒。第一手的文化历史档案，也因此拥有了生动复杂的细节。做一部纪录片，终究是遗憾的艺术，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拒绝遗忘，把曾经的故事与记忆继续流传下去。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从业经历。实际上我在做历史文化纪录片之前，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都是做类似直接电影这样的东西，我们做的都是社会纪实类的题材，那些年代的中国社会的一些热点，比如说三峡移民、农民工进城、农村小孩上学等，其实我们都拍过不少纪实类的短片。

但是我在2005年得到一个机会，考取了英国政府的一个奖学金，之后我在剑桥学主修社会人类学。实际上我回来以后比较想换一个方向，特别巧合的是，2012年我得到了一个命题作文，大家都知道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实际上2012年是为了3年以后做一部关于抗战大后方的片子，体量非常大，一共有12集，那是我第一次做历史类的纪录片，但是我当时对这个选题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感知。因为实际上从今天来看，你换一个角度，那其实也就是一个应景的纪录片了。如果你采取一种“我要完成任务、反正把这个片子播出就好”的这种态度，它其实就是一个任务片。但是我对这个选题的一种感知是，我觉得这好像是我喜欢的，因为我那时候回顾了一下我自己的这种阅读习惯，好像是很多年来我自己对历史类选题的读物是非常感兴趣的，我去剑桥之前还读过美国人写的一本《日本帝国的兴亡》，这本书特别好，我也推荐给大家，它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描述了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我那时候还喜欢另外一个作家叫黄仁宇，大家肯定都知道他。对他们描述历史的方式觉得非常新奇，而且觉得很好看。所以其实当我一接触到《大后方》的时候，尽管那时候我已经从业十几年了，我就突然觉得我骨子里好像更喜欢这种选题的东西。

大后方 (2015)

9.4

2015 / 中国大陆 / 纪录片 / 徐蓓 曾磊

所以从那时候起，我花了三年的时间，也拿出了一种特别钻研的劲头，因为那时候缺资料，我们就在全世界到处去找这些二战的资料，后来《大后方》出来以后，收获了一个比较好的口碑。我想可能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大概就走在了这条道路上，就是你们通常说的历史文化选题这条道路上。当你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你一定会碰到很多风景，你一定会有很多机会，你也一定会碰到很多很支持你的人。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西南联大这个选题就是在这条路上，我行走的时候，我碰到了这样一个好的选题，我跟西南联大这个选题相遇了。那是在2016年的时候，云南想做西南联大的选题，这个选题交在了我的手里，那个时候我跟西南联大结缘的。

后来的故事大家可能知道，我们花了两年时间做了《西南联大》纪录片，在这条路上我们又更进了一步。后来机会又来了，因为西南联大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选题，实际上它可以分出很多子题目，出品方大概的想法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做成一个矩阵，我们有纪录片，好像现在电视剧也快出来了，我们还可以有一个纪录电影，我们把整个西南联大的矩阵做得非常完整，后来就把这个选题交给我了。

西南联大 (2018)

9.3

2018 / 中国大陆 / 纪录片 / 徐蓓 / 程贺南 裴宜理

其实坦率地跟大家说，因为我自己做过《西南联大》的纪录片，我每做一个纪录片的时候，其实最后都处于一种心力交瘁的状态。也不仅是我，我觉得每一个真诚的或者是一个用功的创作者每一次创作结束以后，就感觉自己又被抽干了一层，我当时就是那样的感觉，就是已经投入了所有的情感也好，或者是我的智力也好，都在这里头了。但是我要重新找出一个路径，一个讲故事的路径，要重新做《九零后》，其实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后来的制作过程其实也证明了这个过程。

纪录电影《九零后》与纪录剧集《西南联大》

当时我考虑了很久，就是我们采取一种什么样的角度来做《九零后》，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九零后》这样的一种样子，但实际上这个选题交给我的时候是说“咱们做一个西南联大的历史纪录电影”，这个框框是很大的，你可以用很多种方法来实现它，不一定非要是这种，当时的方向是混沌的。后来经过了包括很多调研，包括去看豆瓣网友的各种评论，看他们喜欢的点在哪儿，然后结合影像的特点，我还是选择了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个视点，就是我们以西南联大学子的个体生命的角度，从这一个比较统一的角度去看待西南联大的历史。

那么它与《西南联大》的纪录片有什么不一样呢？《西南联大》纪录片相对来说是一个上帝视点的，就是我们要比较全面地反映西南联大学校的历史，我们涵盖的范围有校长、有大师，包括西南联大的学子大规模地从军，还有与云南的关系，它是一个方方面面的视角。《九零后》就比较集中，我们自始至终是从学生的回忆、学生的视角来体现西南联大历史的。可是这个历史又相对要比较完整，可能大部分观众都是没有看过《西南联大》纪录片的，甚至也许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并不是特别了解，我必须假想观众是在这种前提下看片子，所以我们目前的叙述方式就是：我们得相对完整地把联大这段历史、这个时间线很好地做到个体生命史里，要让对西南联大不了解的观众能够看懂。

大概就是这样，《九零后》与《西南联大》纪录片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视角是不同的，它是一个比较单一的西南联大学生的视角。

当然，这个学生是两种类型：一种是直接在我们摄影机前接受了采访的。第二种是已经去世的有几个很突出的学生，可是我们觉得他非常能够代表西南联大的某一个方面。比如说大家可能对查良铮（诗人穆旦）是有印象的，对缪弘也是有印象的，这两位先后都去世了，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在片子里面呈现他们？是因为他们是学子从军这一块非常亮丽的一个典型。如果全部都用现在我们能够拍摄到的西南联大学子的影像，可能更像一个电影。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我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西南联大做一部纪录电影，那在我这里首先考量的是我怎么才能够尽我的全部努力，把它精彩的故事尽可能地呈现多一点、精彩的人物尽可能地呈现多一点，这是我首先考量的。

关于联大校友

谈一下拍摄的人物给我的一个印象。

我自己觉得是特别幸运的，因为在2016年底开始和西南联大这个选题接触以后，在这几年的时间我大概采访了20多位联大的校友，有的是联大的二代，其实大部分校友给我留下的印象都蛮深刻的。

我先从近的一个说起。当时我特别想在《九零后》的这个片子里加入一些我自己特别看重的人物，就是叶企孙先生和熊大缜的故事，因为我们在《西南联大》纪录片里没有反映这一块。我去拜访西南联大的校友，也是一位院士，他叫叶铭汉。我当时敲了门，进去以后，看到叶老在那儿，我一看他就觉得他太像叶企孙先生了。因为在那之前我读过很多关于叶企孙先生的资料，了解到他的一些人生的际遇。我当时一看到他，一坐在沙发上就开始哭起来了。他也很理解，就是因为他俩真的长得特别像，我就有点难以自持，那时候一下子坐在沙发上就流泪了，平复了好长时间才平静下来。这是让我印象很深的一次。

马识途先生是我的老乡，他是重庆忠县人，他好像也是川大的校友，我本科是在川大读的。2017年，我们做《西南联大》的时候，他应该是患了癌症，所以我们没有采访到他，但是他奇迹般地就康复了。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是105岁，他是我见到的年龄最长的一位长者。他在我面前的时候，其实我挺害怕的，我从来没有采访过这么资深的一个老人，但是他一开始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感觉，他说“我今年105岁了，眼睛也瞎了，耳朵也聋了，好在我的脑子没有糊涂”，我挺喜欢这几句话的。他一开口，这个人生的况味就出来了。我们到他那儿去采访了两天，因为他每天接受采访的时间不能太长，但是他就这样，每一次可能要说两三个小时，而且他对联大的历史、过往如数家珍，记忆力惊人，有时候我看着他的时候精神会有些恍惚，就觉得我要是在他那个年龄，太不谦虚了，不要说105岁了，我可能要在85岁，比他年轻20岁的时候，我如果能够有他这样一个清晰的记忆，我还是要为我自己点赞的。

当时采访和拍摄都结束了以后，我们请马老给我们写字，写完了，他就专门给西南联大博物馆的一个女同学写了几句话，我觉得那几句话写得特别好，我当时就很想把它作为我的一个激励，虽然我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了。他说的是“年轻是一笔财富，可是它也可能成为你的负担，就要看你怎么生活”，我觉得特别棒，我其实也很想把这句话用到片子里去，但是后来东西的确是太多了，用不上。但是这句话，我觉得是可以作为马老送给大家的一个礼物。

巫宁坤先生，我们是在美国采访他的，我好像不止一次地给朋友讲起这个细节。我们那天约的是早上10点钟，他住在马里兰州的一个普通的老年公寓里，他跟他夫人一起，那个房子也不大。我们就是摆了两个机位，很勉强，包括布灯这些条件都不会太好。我顺便说一下，所有的老人大概只有极个别可能有一间稍微宽一点的办公室或者住处给我们采访和拍摄，考虑到这些老人家年龄都太大了，也不太现实去“搬动”他们。比如说我们到南京去杨苡先生家里，我们找一个宽敞的地让她去，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你想想，老奶奶已经100岁了。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在老先生或者是老太太家里去，他们家的房子一般都很小，我觉得不是说他们没有太多住大一点的房子，他们可能就是不在意这一块，不是说我一定要住多么大的房子，他觉得我习惯、我舒服就行了，像许渊冲的全部精神都在他的翻译上面。其实巫宁坤先生在美国的住处也很小，这些都对拍摄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你可以选择的方法其实是非常少的。

巫宁坤先生采访现场

那时候我们10点钟去，他凌晨2点就起来等我们，穿上他黄色的衬衣，因为他心里很激动，睡不着，看错了时间。我坐在他的对面的时候，我也是特别感慨，他的性格依然那么天真烂漫。从他的叙述当中，你丝毫不能感到苦难在他的心灵上留下过很深的阴影。他回忆起他的学生、他的同学、他的老师的时候，非常心直口快、“口无遮拦”，大家在片子里看到他回忆汪曾祺，说“写东西写得好，可是他的英文不及格，读书也不用功”。他还吐槽过他的老师吴宓先生，我们都觉得吴宓是一个大家，他觉得吴宓讲课差点意思，而且专门要强调“他的英文不行，他的英语是有口音的，有陕西口音”，而且很骄傲地说“我觉得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我们同学在一起，我们一帮很优秀的同学在一起，才能够相互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喜欢这样”。

大家都喜欢的、人见人爱的许渊冲先生，我给大家描述一下。2019年，那是我时隔两年以后又见到他。其实在这两年中间，他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同他相濡以沫的老伴去世了，我其实当时挺震惊的，我有时候不太敢想象许渊冲先生怎么面对这种家庭的突然变故。我们去的时候打开门还是那个特别小的屋子，永远摆一个机位、拍一个镜头都要想半天办法的状态。那时候他正在吃早饭，你猜他吃的是什么？他吃着一块奶油蛋糕，好像脖子上还垫了一个东西，他就像一个小朋友，很可爱地在那儿吃那块奶油蛋糕。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我发现两年的时间他真的变化好大。如果大家仔细看，在我们的电影里，2017年他出现过一次，2019年的那次他其实已经变化太大了。但是他的习惯是一样的，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打开电脑，然后开始工作。其实他的这个段落是我们拍下的第一个段落，你在旁边会觉得挺感慨的。他今年是4月18日满100岁，我们在2019年看到他的时候他98岁，一个98岁高龄的老爷爷在那儿，感觉自己的脸已经要贴近屏幕了，然后在那儿翻译他的英文，而且他甚至是有血气方刚的一面，或者是有他特别直来直去的一面，他评价了外文系包括其他系的很多同学，中心的思想就是他比他们都强。好不容易说巫宁坤英文好了，然后还要搭上一句“他的法文不行”，就是一定要显示出我是最好的、I am the best。后来我就有点忍不住了，我说“许老，我问您一个问题：你觉得在你的同学当中，有你佩服的吗？你不是都觉得不如你吗？”他说“有”，我说“谁？”他想了一下，“杨振宁”。因为杨振宁当时进西南联大的时候，他们大一都是通识课的教程，所以他们是同桌，这也是很神奇的。我们这次拍摄到的1938年入学的这一批学生居然还有3个，而且3个都是巨匠，他自己也说了文科是他，理科是杨振宁，工学院是王希季，也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许渊冲先生

其实这些老人家如果展开去说，都是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故事，包括杨振宁先生，我觉得他好厉害，思维太清晰了，而且他决不啰嗦，给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坐下来就开始讲，然后提问题，提到后来他跟我说，“最后的几分钟了，我回答你最后的几个问题”，然后就是“一个小时结束”，马上站起身，“我们的访谈结束”，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极为清晰，一个小时就是一个小时。

这是一种幸运，你会在这么一段时间很密集地跟这些特别优秀的人交流，有最强的大脑，有超级乐观的性格，还超级刻苦。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实际上做纪录片这一行，受益最大的就是你能够在每一个题材当中自己获得特别多的东西，你对某一个领域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认知，或者是你接触过一批特别有意思的人，这些人在你的生命当中的这一段提供了很多养分，或者说他们就成为了一片肥沃的土壤。当你把这个片子做完，你就觉得一个好像是一个新的自我从这个土壤里又长出来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关于《九零后》的表达

坦率来讲，在《九零后》的创作当中，我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在这样一个很有限的时间，能够相对完整地把西南联大的这段历史展现出来，同时我们还能够思考一些问题。如果我们只展现这段历史，我们可以采取很多方式，西南联大已经有纪录片了，那我必须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想怎么来阐述这段历史？其实我特别想表达的就是，通过这样一群人物，我们来试着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西南联大，为什么能？

因为所有人谈起西南联大，就要说它的那一串闪光的数字：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多少位人文大师、多少个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其实我觉得背后的这个问号是应该提出来的，就是它为什么能？

我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短短一部电影的时间里，我不能特别充分地去展开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试着去部分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在在影片开头我们要花那么宝贵的时间让巫宁坤、潘际銮、许渊冲先生出来说一段抗战初期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他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就是很想让大家回到那个历史情境当中去，我们要意识到：抗日战争对于我们现在是历史书上的文字，有的也是抗战神剧当中的对白，但是对于他们来讲是活生生的现实。就好像在几十年以后，如果有人来谈起新冠疫情、谈起新冠疫情中的武汉和武汉人，他们那种感受，我们今天大概横向对标能够这样比较。这就是他们的历史情境，为什么大家看到这帮人的很多共同点就是他们爱国、他们求学、他们想报答祖国、要建设祖国的心愿是如此之强烈。强烈到可能让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一方面高山仰止，但另一方面可能又不太理解的程度。我觉得这个时代的背景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他们在那样一个年代，刚好是他们的青春的年代，他们中断了学业，他们看到这个故土山河沦丧，人民成为亡国奴。在那样一个极端的时刻，很多青年人选择了各种不同的方式去救国，有参军的，这帮决定读书的人肯定在昆明那个地方会爆发出他们的很大的能量，就是一个动力，觉得前方的将士在打仗，他们在后方应该怎样用功。而且一旦年轻的时候埋下了这颗种子以后，这个人就定型了，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就是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

另外，还有我觉得遗憾的一个地方，比如说他的师资，就是老师对他的影响，这块其实在《西南联大》纪录片我们是能够展开说的。我们在《九零后》里的篇幅会更多一些，刚才我在第一个问题时已经回答了一些，我们其实是删掉了不少的内容，包括后半程还有一些对一些工科老师的回忆，但是当我们初编完了以后，就发现有些结构是会塌陷的。比如说有一个段落是4分多钟，其实讲得都精彩，讲这些老师，包括刚才我也说过的，像钱钟书、陈岱孙、沈从文、汤用彤、曾昭抡这些大家，但是你一放进去以后就觉得不行了，推动感就有问题。所以其实我们是把这个拿掉了，可能有七八分钟的内容。我们其实是想通过学生对老师的回忆，包括他们的性格、包括他们的治学这部分的回忆，其实是在回答另外的一个问题：西南联大为什么能的第二点就是他们的老师。

还有一点就是当时云南的氛围是相对自由和宽松的，西南联大整个学校的氛围是思想很活跃、很自由的。在这样一个场域下产生了西南联大这一批巨匠，我觉得这一部分在片子当中说了一些，但是没有说得很充分，原因很多。

当然，作为一部电影，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你得塑造一批人物，你要把这个人物塑造出来。虽然由于我们的人物比较多，可能大家不一定对他有特别深刻的了解，但是如果能够在影片当中部分地呈现出来，给观众有一个第一印象，觉得这个老爷子很有趣、他有什么样的性格，我觉得就算是一种成功吧。当然，可能也有观众会问，“会不会你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你把这个人物的数量缩小、变少。其实我们在创作之初讨论过这个方案，也有朋友给我提过这个方案，但是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在不造成理解困难的情况下呈现的人物多一点。就是因为西南联大纪录电影这种选题不是你想遇就遇得到的，它是需要很多机遇的。但是如果有一个这样的片子出来，我们先在电影里放，然后在电视上放，在网络里，或者最后变成一个档案。我们留下来的东西，我认为最大的一个前提就是它还是要相对地全面。当然，固然有一些人的故事会特别精彩，有些人不是那么精彩，但是我如果完全去兼顾了特别精彩的这两三个人物，我会觉得不够全面，或者是你作为一个西南联大的纪录电影，是不太够格的。所以我其实觉得做群像是很重要的。

看完《九零后》首映的当天，就“扬言”要写影评来投稿。可当“壮志”立下，自己却怎么也提不起笔。不愿轻易地给它下定义，也不愿用三言两语来表达复杂的、没有理顺的想法。尝试用音乐唤起看电影时的心情，却怎么也无法再进入。凌乱地记下一些思绪，写了，又删掉，反反复复，拖延数日。

今日突然得知许渊冲先生逝世的消息，看完《人物》在年初对许老的访谈，又悲从中来。想起《九零后》，想起西南联大，想起《巨流河》……之前拖延的借口都不再成立，千言万语，涌上心头。或许正是再次提笔的机会。

从第一次在咸柠七里听到徐导聊这部电影，我就开始陷入莫名的感动。听节目时正坐在食堂里吃着饭，记不清是因为听到徐导说了哪句话，眼泪就啪嗒嗒地掉到了碗里，于是立马买了首映的票。徐导说，她不奢求票房，只求能触及到该触及的受众。幸运的我，算是被触及到了吧！

看电影的那段时间，正好在读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从武汉到北京，从重庆到昆明，从书籍到电影，他们虽不在同一时空，但对那段经历的记忆又惊人的相似——“跑警报”的恐怖、恼人的臭虫、璀璨的名师、热忱的同好、懵懂的青春……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相依相偎。在烽火硝烟中继续读书，是艰难的选择。对知识的赤诚，让他们不约而同地创造出了伟大的成就。多么纯粹，多么奇特，多么闪耀。

看电影的当天，也很奇妙——因为整场只有我一个人。我一边失落，为票房担忧，一边又感到开心——一个人看电影的妙处，可以大笑，可以大哭，可以起立，可以鼓掌——这些我也通通做了一遍。这也是在看《九零后》，和读《巨流河》时最大的不同之一。读《巨流河》时，或许是因为文字的原因，总觉“隐忍”，前半部分战时的叙述十分动人，但泪水总是“隐忍”在眼眶，或默默地流下，始终无法放声大哭，思绪随着齐先生一起长大，也一起坚强。而在看《九零后》时，那些壮阔的山河、轰鸣的炸弹，就一五一十地展现在眼前，直触每一根神经；那些帅气美丽的面庞、可爱的人儿，也真实地浮现，牵动着眼泪和欢笑。电影创造了一个场域，使我对于这段历史的情绪更加直接、彻底地抒发出来。

今天读完《人物》许老的特稿，心情久久不能平复，看完电影时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渐渐清晰了起来。于是淋着小雨，在图书馆背后无人的林荫路上，踱步良久，想起许老的生平，想起西南联大。之前看电影，也只是浮光掠影地了解那一辈人的一段经历；而读完文章，更近一步看到了，群星中，一个个体的人生过程。一位优秀的学者，不只有光鲜，更有无尽痛苦。有学术上遭遇瓶颈的痛苦，有对名声求而难得的痛苦，有不被理解的痛苦……但许老一一走近、又离开它们，仍怀着赤子之心，与文学对话；怀着使命感，为文化事业添砖加瓦；怀着审美情趣，在生活里悠然自得……这些，也正是群星中的每一颗，所历经的独特轨迹。

现在的我们，活在无数的碎片和轻浮的言语里，好像已不再相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学术与政治，内卷与躺平，舔狗与PUA……这些博人眼球的话题，被一次次地塑造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充斥着非黑即白的论调，注入我们的思想。双方各执一词，理解对方意味着投降。仿佛除了批判家，难见实干家。我常常感到迷茫无措，觉得这些语言像缭绕的烟雾，拨不开。拨开了也只见混沌，不见光明。如果说《巨流河》、《九零后》、许渊冲带给了我什么，我想是他们并没有执意要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只是展现，展现一个人、一个社会的复杂与多样。我一直认为，若不是出自苦难，被赞颂的美德也将失去意义。他们无言地传递给我对知识的渴望，对事业的热忱，和对生命的真挚。这些真正的精神，历久弥新，永不磨灭。

想到这些，雨停了，眼眶中的热潮也渐渐退去。回去认真地做我该做的事，我想，这是我对许老最好的缅怀。

附《西南联大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 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忽然想起来之前和同学一起看的。看之前挺期待的，看完之后，没什么感觉，没什么收获。感觉就像是叙述了那些人人皆知的事情，起码大部分内容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新意。对于西南联大的思考，对于联大学子的采访，没有新意，没有深度。很难让我去在其中收获一些思考。就像是简单的叙述了一下历史，附上联大学子的采访。去看的时候，还遇上了一个班的小学生一起看。看完之后还要拉横幅拍集体照，每个小朋友都穿着订制的衣服，上面不是写着清华就是写着北大。（笑），可爱到是可爱，可一下子就让我对于这部纪录片的期待值降低了。能够出动班主任，带领集体小朋友一起观看的纪录片，对于内容的深度，就不要有太多期望值了。当然不是说，纪录片必须是晦涩难懂的，只是，在目前的环境中，政治正确是最重要的。对于小孩子的思想输出，比任何时候都谨慎，都集中强化。西南联大，一段在战火中传播知识、在轰炸中顽强生存的历史，可以思考的很多。高中的时候，接触到关于那个时候的书籍，一下子被战火中可自由可散漫可上进可愤世嫉俗，随意的时期吸引，更别提当时抗战的背景了。现在提到西南联大，脑海里只剩下，战火中艳丽的玫瑰，这一形象了。莫名的，我就觉得，这很搭配。开始的时候，我羡慕，羡慕西南联大里面自由散漫随意，爱干啥干啥的生活。在这里，兴趣是第一生产力。不存在玩物丧志的说法，每个人看起来都很闲，都很“玩物丧志，不务正业”，照现在的父母的标准，这些学生，这些孩子，改回炉重造，没救了已经。但是，也正是短暂的西南联大培养出了现在更行各业的顶梁柱，他们为中国建设的付出，从顶尖的那几位足矣窥见。现在提到西南联大，更多的开始思考，苦中作乐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不屈不饶的顽强的生命力。越长大越觉得，中国人能吃苦，更顽强。就像沙漠里的绿植，抓住每一滴雨水，然后还你一片绿洲。在艰苦的岁月中，永葆对知识的渴望，对处境的乐观。这或是我目前最应该学习的。

第一次听闻《九零后》这个片名，难免会有被“误导”之感——尤其是在知道与剧集版《西南联大》有联动之后。而看完本片，才明白何谓“九零后”——这是一群年过九旬的当年联大学子的采访记录，以他们的回忆为主线，串联起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的历史场景，回忆彼时群星闪耀、大师云集，一个在战乱与贫穷中仍然盛放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荣光年代，崇尚科学民主的气氛兴盛，人文艺术百舸争流，堪称建构起近现代中国各行各业中流砥柱的脊梁，真乃“旷百世而难遇者哉”！

本片整体来看是《西南联大》的微缩和延展，从三校合并渊源开始，及至抗战白日化、分头抵达昆明，重点回溯联大在战争日子中的学习生活，剧集中最终返平津一段未提及，而是新增了建国后研发“两弹一星”及当年诸多莘莘学子怀揣初心在各行各地发光发热的情状。两者皆重点阐述联大之自由独立的精神、勤勉刻苦的学风、热血爱国情怀如何在近百年时间凝练下依旧保持本色，以一腔孤勇达至近现代学术巅峰、筑成中华脊梁；都调用多方影像和实地采访（本片部分无法重现的场景以动画形式还原），资料支撑殊为详实，尤其是本片让亲历过这一切当事人出镜口述，更增感慨之意和感人之情。

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联大学子在镜头前依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杨振宁、许渊冲、潘际銮、杨苡、王希季、马识途......这些终生铭记联大学号的人，当年有人加入过湘黔滇旅行团，有人不远万里飞奔故国，都曾在硝烟中抱紧书籍跑警报，都曾在铁皮屋顶下听着昆明的雨痴醉听课，也曾在臭虫叮咬的睡眠中做着千秋万代理想的大梦。这些“九零后”在走过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依然保持着明亮赤子心和不息热血梦。

细节部分与剧集有些许重合——如巫宁坤含泪唱起《松花江上》，想起他在最深重黑暗的岁月与沈从文作品的重逢并收到恩师的勉励长信，感悟到沈师之“柔弱中有强韧”的精神感召，而本片尚未制作完毕，巫老已离人世，想及他的经历真是令人泪目。穆旦虽然只能作为动画部分出现，但其诗歌引用的象征精神一直长存，无论是本片还是剧集都阐述了其个人经历对诗风变化的影响，他自身的命运终究是与时代的命脉共通的（1940年他在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留校任教；19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抗日战场，从野人山战役的死亡中幸存）。关于这两位文人，张新颖的《九个人》一书中有相关内容，可以作为本片的补充阅读。而剧集的重点部分如闻一多上课时的风采、陈寅恪诸师其人其事等（费孝通扶着怀孕的妻子、傅斯年扶着眼睛不好的陈寅恪），也皆有提及，包括动画中静止的陈梦家和赵萝蕤身影，让人无限怀缅昔日文人的铮铮风骨同时，也生出丝丝怅然。

我们今日提起“西南联大”，首先涌上心头的可能更多一种象征，一种精神，一种情怀，一种高洁与自持、严谨与浪漫并存的学术氛围，一个再难遇见的巅峰。我们也许会怀着憧憬去想象那一代人未绝的《未央歌》，因为这个时代需要这般清洁的精神和纯粹的治学心态。片中提到“pure”——正是彼时无数联大学子们的共同特征，他们高唱“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校歌，在国家危难之时毅然决然投笔从戎（片中有列出参军名单）；在艰苦环境里攻克学术难点，无论是人文社科还是基础科学都可用硕果累累来形容，不仅在乱世中开创出一片求学的“桃花源”，更是泽被后世殊为深远——涌现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0余位两院院士，堪称人类群星闪耀时。

影片以杨苡先生的访谈开场，回忆起与巴金的友谊和对其二哥的少女暗恋心思，真是太可爱了！穆旦曾就萧珊的逝世写信给杨苡：“蕴珍（萧珊）是我们的朋友，她是一个心地很好的人，她的去世给我留下不可弥补的损失。我想这种损失，对你说说，你是可以理解的。究竟每个人的终生好友是不多的，死一个，便少一个，终于使自己变成一个谜，没有人能了解你。我感到少了这样一个友人，便是死了自己一部分。”他和巴金的交情也是极好的，毕生翻译黄金期得到过他们二人的全力支持；而本片开场时，镜头扫过杨苡书桌上那些老照片，听她提起的那些旧名字，只能感叹100岁又有何妨呢，昔年峥嵘岁月，亦有少年的烂漫情思，回想起来都是生命的一部分，他们拥有彼此青春的见证，可真好啊。

最可爱的当属许渊冲老爷子的各种吐槽，他和杨振宁对彼时大一文学课几位老师分期执教的看法完全相反——前者觉得很有用，后者认为太乱了，文理科思维的差异呈现太过有趣，也侧证离乱弦歌中百花齐放的治学态度，这么开放包容的授课方式具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和前瞻意义。不惟是上课方式的自由，治学之道也力求做到真正“以人为本”，如果拿学历和职称去要求所有任课教师，如果拿合格分数去考量所有学生，那么很可能某些大师会夭折在起跑线上。

重温这些“九零后”的青春作伴多么可贵，往事不可追，那些逝去的些微时光在影像纪录中终究得以存一缕气，也再次证明影像作为文献资料的同步性——如若再不记录，那些鲜活的记忆真的要化为怀旧的尘土了。20世纪的离乱与迁徙，卑微与骄傲，悲壮与辉煌，散落到每个人身上，也会刻下时代的印记，他们以热血青春，以孤绝之勇，以心怀天下之大志，成就“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很多年以后，我们都会怀念这一批“九零后”，怀念那灿若星辰的未央世代。

导演说这部电影是她在《 西南联大》基础上的推翻重来，否则就是《西南联大》的浓缩精简，这样毫无意义，也不可能取舍。

“推翻重来”给了观众非常不一样的一部关于西南联大的纪录片，可以说耳目一新。

电影从西南联大组建开始讲起，按照时间顺序，一直讲到西南联大解散。主要讲的不是老师，而是学子。联大解散后，还有一部分讲学生们归国报效祖国的内容。

可以看出当年的学子们是很艰苦的，时代背景也很残酷。可是电影除了学子从军那段比较悲伤、壮烈以外，整体给人的感觉竟然是浪漫的。毕竟是当年的精英学生，是后来的国之栋梁，这群“九零后”在当年如此困难的时期，心中仍然是纯粹的。

贯穿全片的主题曲《松花江上》时而用吉他独奏，时而用口琴独奏，那么优美又那么深情。选取讲诉的故事有的有些欢乐、俏皮，甚至还有关于爱情的片段。

这部电影的情绪基调并不悲伤，主要是浪漫和美好，让人向往那个伟大的学校，因为那个学校播下了希望。

这些“九零后”学子们就是希望的种子，他们成长后开花、结果。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建设了国家，而现在，这些大师、先生们的学生的学生又再次成为希望的种子，未来的栋梁。

大师们都九十多岁了，这部电影里的他们充满了青春，而电影则充满了对科学文化知识的尊重和崇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