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餐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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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北京，华语电影青年影像论坛。金鸡百花影城展映毕赣导演的《金刚经》。 得知毕赣当时正好在京，我建议主办方，可以请毕赣到场，临时加一场放映后的 Q & A 活动。 后来再次见面，他们说起了当天状况：放完电影，在场观众好像掉进了另一时空，久久无法提问 一个问题都没有。

2015 年底，《路边野餐》在星美世界城举办了北京的第一场内部放映。听完了李泰祥作曲，唐晓诗延长的片尾曲《告别》，走出五号厅的散场观众，居然滞留在场内好几分钟——始终找不到电影院的出口。 两则与电影内容无关的放映花絮，大致说明了毕赣作品的一些特点。它的电影不是用来提出问题，而是把你引到问题当中。很多电影有赖于视觉的冲击和戏剧的冲突，严格遵守约定俗成的叙事规律。 毕赣电影所制造的影像经验，是让观众在看完电影以后，仍然走不出潮湿、荡漾、迷幻和永恒的黔东南世界，有山林和泥土的味道，有河流和水泽的湿气，如烟、似雾，久经不息，萦绕不散。

作为长片处子作的《路边野餐》，不如说是经过升级改良的学生作业《老虎》，借由短片《金刚经》所催化反应而成。看过这两部旧作的，多会惊觉：毕赣作品之间有太多的相似所在——甚至可以包括今年开机拍摄的《地球上最后的夜晚》。 《老虎》里面的入狱，老师傅（狗）的冷笑话，还有穿行于凯里市区，无序，杂乱的街景，在理发店和游戏店的百无聊赖中，电影透露着中国四五线城市的日常信息。 黔东南方言的吟诗，二十分钟出演职员表，《路边野餐》的影像游戏，包括对塔可夫斯基的试捕捉，在《老虎》里面，尚还是属于影迷之间的逗乐玩笑。

再到《金刚经》，从手上的表到金刚经的文字，从陈升、老歪、花和尚的人物名字，到荡麦这个专属于毕赣的电影空间，强大的自我指涉性，它们都会叫人想起这部《路边野餐》。 我不太关心《路边野餐》的评价高低。 实际上，我所看到的，更多是来自毕赣和他作品的无拘无束，自然生长。它再次证明了一则道理：可以用很少的钱，拍出很有趣的电影。哪怕是在席卷着淘金狂热，票房中毒综合症大爆发的中国，同样可以。 用墨镜王的台词说：比的是想法。

关于拍电影，卖房子、诉情怀、哭理想之类的找钱故事，你可能听过太多，就连网络视频导演都偷偷摸摸学会了。很多人关心如何把一部电影变现，却很少想过，为什么拍电影。 《路边野餐》不是电影表达的唯一方式，但是，它做得不错。来自毕赣人生经历、观影写诗的二手经验，唤醒了观众的一手经验。它大量来自于叔叔陈永忠的社会闯荡，还有毕赣自己的生命体验，比如有同父异母的弟弟。

影迷观众所熟悉的，可能是《路边野餐》流露出来的浓厚迷影趣味。从塔可夫斯基的《潜行者》，到侯孝贤的《南国再见，南国》，再到阿比查邦的《祝福》和《能回到过去的波米叔叔》。 作为科幻小说，《路边野餐》的原著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外星人造访所带来的遗物，使得一个区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个区域的中心，传说有一个变异神器“金球”，在其面前可以实现自己内心深处最迫切的愿望。 在毕赣的电影里，荡麦充当了这样一个神奇的“地外文明”空间。 《路边野餐》第一次出现荡麦的地方，是个连通铁路的隧道。几个吹着芦笙的苗人消失在了黑暗中，画面深处还有高大的远山。

如果去过台湾九份的话，不难在这个镜头上，发现二者在地貌上的相似。 一方面，这未必是毕赣电影经验的重现，而是来自评论者的镜语想象。毕竟，凯里和九份的纬度相近，有山，有铁路，有矿洞，打通生死，明明灭灭，简直是同一回事。 另一面，内地电影关于南方山区的影像，说起来是少之又少。那么，由毕赣的电影，唤醒了台湾电影的记忆，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常看电影的，更应该更加明白这样一种感觉。

毕赣诗歌，常由大量名词所组成，名词和名词之间，句子和句子之间，它们不构成一件清晰的事情，却会传达导演自称“蹩脚的”、看花眼会错意，乃至是灵光一现的诗意。 或许，这也是毕赣的诗歌必须要用方言来朗读的原因。在凯里方言和标准普通话之间，它们本身就存在一片暧昧不明的、需要翻译、沉思和阐释的缓冲地带。 《路边野餐》的故事很简单。

出狱后的陈升在诊所做事，他梦到了母亲和死去的妻子。诊所的老医生，也梦到了昔日的爱人。陈升想把弟弟老歪的儿子卫卫领过来抚养，一切只因这个侄子，是他所有过往失去留下来的唯一联系。换言之，失去这个侄子，他的人生，会变得空洞虚无。 这部电影精选了上世纪七八九十年代的台湾流行唱片，主打的就是李泰祥的《告别》（有卡带特写提示）。

作为背景音乐，它极其模糊地出现了三四次。 第一次，来自沙哑微弱的收录机。在歌声以外，还有诊所里的对话，但它们都被小孩的嗷嗷大哭所掩盖。

如同这盘代表着过去的磁带，电影里还出现了陈旧的立式风扇，KTV 淘汰的宇宙球灯（反射球），存在于八零后和更早几代人记忆当中的钟表和手表。它画在了卫卫的手腕上，也被绘在了墙上。最后还出现在了火车的车厢上，以及那个带有本土魔幻人文情境，开给死去儿子的钟表店故事。近乎又一个冷笑话的野人故事，在现实中有个疯子对应。他的胳膊上，绑了两根木棍。毫无预示的“蓝湖”，未曾见过的大海，《路边野餐》随意散落着这些无关章句。游乐园小火车上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它在荡麦的长镜头中被读秒重现，完全不照顾那些试图看到完整叙事的观众。 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

大卫林奇的《穆赫兰道》，摄像机一头猛冲，钻进了黑盒子当中。

《路边野餐》，电影也直接把镜头推近（进）到陈升的耳洞（大脑）里面，表现一个人的梦境和潜意识。那一段，讲的是沉到水底的母亲的绣花鞋。

这部电影的镜头，不断做着超过 180 度的原地转向。开场的诊所，还有铲车落地，上摩托车的后视镜，隧道地道中的游走，乃至在梦境中绕圈打转的长镜头本身。不加提示的镜头移动，导致电影有时在讲现在，有时跳到了梦境和过去。漏水的房间内，《路边野餐》在一个镜头内，完成了虚实结合的完整叙事。正如最后，在荡麦，过去、现实和未来混在了一起，令人迷惑、眩晕，无以言表。 观众能看出来超级长镜头的瑕疵，是执行失误和技术不达标。比如摩托车发动和摄影机接力，机器也跟着抖动。下船时候，摄影师差点拌蒜。然而，广角镜头带来的摄魂体验，不仅把观众吸进荡麦这个奇异而迷魅的空间——它在凯里的现实中又是真实成立的。 那些抖动，变成了梦境会坍塌的奇怪征兆，就像洋洋背诵着导游词听到了神奇回声，还有山间传来的火车声音。电影在真实和不真实中间穿行，迂回，游荡。

人们经常说，有些电影是可以不用看懂，而只需去体验。但是，你很容易产生本能的情感和认知抗拒，这不过是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电影，恐怕还是要让人看懂的罢。 《路边野餐》好懂，也不好懂。电影要讲的，歌词都唱了好多遍，“原来的归原来，往后的归往后”。无法释怀的陈升，背负包袱的陈升，怀揣太多信物却在人生路上丢三落四的陈升。他在贫瘠荒凉的土壤里，在似梦还醒的绿皮火车上，任由思绪与现实冲撞，迸发出了诗歌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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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遍看《路边野餐》，终于是在大银幕上，完全像看一部陌生的电影，又看到很多细节，听清了环境声的细部，大雾弥漫、潮湿漏水的南方，陈升是失魂落魄的野人，在梦境里和过去、现在、未来的自己相遇，为他命运布光的手是隐形的巫术。映后和毕赣从影院一直吹到烤串摊上，还像几年前一样，心态和胃口都很好。导演放松地拍电影，观众也该放松地看，如同感受一场亚热带雷阵雨。 记得去年初第一遍看《路边野餐》，后期还没全部完成，没有中文字幕，还没有林强的音乐，只有包美圣、李泰祥、伍佰的歌声，以及陈升的诗，却带我在春天的下午一头扎进了湿漉漉的南方盛夏。瀑布前沉默的男人，对着水声喧哗无动于衷。漏水的屋子，光线幽暗，长满有怪味的霉斑。山前台球桌前用胶桶倒酒的男人，山谷对面是葱郁延绵的丛林。这些都是稔熟亲切的南方生活。 看多了来自秦岭淮河以北，那些寒冷荒凉的独立电影，终于看到一部属于南方的制作，绵密的意象，粘稠的情绪，和炎热夏天疯长的植被一起摇曳成梦呓，连河流都像在不断膨胀变形。确切点说，这是属于西南山区的电影，这口音和神色不用字幕都能听懂大概。 影片最撩动情绪的不是时空交错之迷，而是陈升在渐上年岁之后对周遭的不适，年轻时犯下的错中年无法偿还，同母异父的弟弟老歪，始终视他为仇敌，动不动就要揭他的疮疤，如果没有卫卫，陈升可能继续消沉于日常，或者跟弟弟干上一仗之后出走。天气暧昧的午后，陈升有些老了，喜欢斜躺在沙发上昏睡，钟表正在墙上游走，火车穿墙而过，他的体内有某种酶在苏醒发酵。 在云贵川山区，多数山林茂密水汽充沛的地方，一年四季，只要有一场雨降落，第二天的山道上一定是云雾缭绕，甚至大雾茫茫不见路途，市集和城镇被吞没在虚空里，几乎和电影里环境一样。陈升这个没有特点的人，就像路边冒出来跟你借火点烟顺带问路的平凡中年人，听他讲几句话，又觉得这个雾中来的人有些深不可测。 喜欢这个电影，因为这种氤氲的气氛好像与自己有关，升腾的水汽，漫长的阴天，寂寞山林，山中静止的河流，神秘传说，农业痕迹明显、半现代的小镇都是经历中的南方场景，导演在这些景观里制造了一种陌生的离间效果，就像捉迷藏，在日常生活里挖开一条隐秘的隧道，把传说与轶事，现实和幻境杂糅，通往不同向度的时间，交叉平行的人物轨迹，各自牵连，又各自独立。 凯里、荡麦、镇远，三个地理名词，串起了现在、未来、过去，陈升像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人，很奇怪的留白和隐晦，别人说到他的从前，都像在说他们自己，当他说到别人的从前，才有点像自己。前往镇远的陈升与其说是去找卫卫，找老医生的旧情人，不如说是前往未知，找一条退隐之路。 陈升看见了两个卫卫，一个是青年人，忙着去火车上画时钟，让时间倒流，留住即将远走的爱人；一个是弟弟老歪的儿子，在家中墙上画钟表。这些钟表，在无人知晓的某一时刻，像被魔法点化一样流动起来。夹在两个卫卫之间的陈升，究竟是哪一个陈升。 陈升和江湖兄弟坐在车子里，广播新闻里讲着野人的传说，他说到了“老师傅”这个词的典故，原来老师傅在他挖煤地方，是狗的意思，当地人看见狗交配才学会了繁衍，所以忌讳这个称呼，如此喋喋不休，电影始终没有给车内一个镜头，一直沿着公路，沿着山林运动，大雾深处不知去向，这是无言的寂寞。 一个人带着纸钱、香烛出城祭祀，墓碑上却没有他名字，远处传来哭泣声、锣鼓的送殡的声音，更远处大雾迷蒙的山林，似有一种错觉，陈升应该驱车到路的尽头，更远的森林才是他的归途。他在梦里沉于水底，看见母亲的绣花鞋，似乎是自由在召唤。 陈升讲情义，坐牢也不供出兄弟，回到现实里没有几个朋友。一个不懂浪漫的人，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在舞厅和兄弟们消磨时间，面对爱人却不会唱情歌。中年失意，学了一首《小茉莉》，费力学会的儿歌，也只能唱给长得像妻子的人，唱得歪歪扭扭却很用情。 来自江湖的陈升，在大家眼里就是一个野人，年轻时，因为野性，人人都怕他，中年后，野性消散，想要过正常的日子，环境并不允许。年轻时和老医生相恋的林爱人，留下一盘磁带，一张老照片，消失不见，继续回去山林吹芦笙，某种意义上就像他的前世。 李泰祥的《告别》，开头的《金刚经》都在讲着时间的虚无和无可调和，陈升螳臂挡车逆时而动。在镇远，陈升没有找到老医生名叫林爱人的情人，也没找到归隐之乡。大河挡住去路，野人没有现身，火车开往时间的另一头，心情百无聊赖，只能继续昏睡，回到梦中，这是陈升唯一能主宰自己命运的时刻。

你也许烦了，最近每个人都在聊《路边野餐》。不仅聊，而且变着法儿夸，一副生怕自己没看懂的样子。 你也许厌了，每个微信公众号都在说毕赣。不仅说，而且变着法儿八卦，连他的副导演、摄影都跟着出名了。 你真觉得这片儿好吗？我听说，大多数看完电影后观众其实没啥问题的。我看过一个提前场次，《金刚经》和《路边野餐》连放。放完后掌声淅淅沥沥，导演上台跟观众互动，没几个人举手。最犀利的问题来自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导演，我以后会超过你的。」导演说：「很期待那一天。」 观众统统陷入了失语的状态。好多人都担心「如果我问出一个傻问题，会不会被看作傻逼？」乐意去看文艺电影提前放映场次的观众，多多少少是憋了一股文艺理想的青年，问不出问题事小，没看懂、丢了面子事大。前不久有个不要命的人当众询问戴锦华：看不懂塔可夫斯基怎么办？被戴锦华一句话呛了回去： 「看不懂就回去惭愧、回去学习，有什么脸在这里喊看不懂！」 我猜塔可夫斯基本人也说不出这样嚣张的宣言。 《路边野餐》的成功值得嘉奖，不在于它得了多少奖，而是因为它是一部有开创意义的影片。它的出现，证明了中国可以容纳小众的作者电影。换句话说，不仅看好莱坞大片的人有钱了，那些看新浪潮和塔可夫斯基的年轻人也有钱了。 感谢时代，也感谢盗版商的多年培育。我们看了那么多塔可夫斯基，看了那么多安哲罗普洛斯，也看了那么多阿彼察邦和侯孝贤，终于出了一位模仿得还算及格的学生。尽管这位学生技术上很粗糙，表达上略显杂乱。蹒跚学步，但没关系，至少是起步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感谢观众，当这样一部电影来临，有如此多的观众宽容地接纳了它。观众赞美它的优点，容纳它的缺点。 还需要感谢这片广袤的土地。在微博，在朋友圈，你可以读到一个又一个中国。但那更丰富的内陆和更为庞杂的小地方，还有无穷无尽的故事和景观。《路边野餐》的最大看点就是毕赣的凯里。毕赣双手劈开世界，打开了属于他的地理。视觉上，凯里、镇远、荡麦，盘山公路、隧道、台球厅，劣质粗糙的镜头底下，是导演本乡本土的柔情爱抚。声音上，听起来像是一门外语的凯里话，观众必须借助字幕才能理解其含义，配合精心钩沉的老派台湾流行乐，建构出这一套独特的视听奇观。 就像2006年横空出世的《疯狂的石头》，所有人都知道宁浩在模仿盖•里奇，但所有人都在疯狂地赞美他、期待他。以此上溯到电影尚不主流的八十年代，我们在文学上不断爆炸出地理大发现，发现了中国的「马尔克斯」、中国的「博尔赫斯」、中国的「米兰昆德拉」。我们因为「和世界接轨」而狂喜，因为我们终于「赶上了」而狂欢。坦白说，这种高兴是源自落后文明的不自信，就好像长年考58分的学生，终于考及格了。 《路边野餐》当然有很多问题，但没关系，宽容是给先行者的特权。2016年，孱弱而强大的中国电影终于拼齐了最后一块拼图，这真是它最好的时光。